也談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
近些年，關注下層民眾的學人多了起來，現在和歷史上的老百姓都前所未有地提高了身價。這種現象當然值得高興。不過，說實在的，這種研究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凡是有志在此的人們，必須有點吃苦碰壁的思想準備才行。下層老百姓是個無文而且格外龐大的群體，一般來說，他們不會說學者們熟悉的語言，很難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所謂「價值」「理念」之類用來分析他們的概念，他們都不甚了了。我們只能迂迴繞道，在民俗材料，案件口供，民歌民謠，戲曲傳說，乃至報紙的社會新聞中尋尋頭緒，找找端倪。然而，這樣一來更麻煩的事往往在於，首先你要沙裡淘金，能不能淘出來又很難說，因為浩瀚的沙洲中難以辨認金礦。其次，就是找到了你所需要的東西，怎麼樣分析歸納又成了更大的難題。對於前者，僅僅有劉知幾所謂的那種史才史學史識，還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點民俗學社會學以及人類學的知識才湊合。至於後者，恐怕需要留神的就更多，弄得不好，掉到陷阱里你還不知道。劉志琴先生的《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一文(載於《讀書》一九九八年第八期)，依我看，也是掉進了陷阱里。
人們最容易掉進的陷阱是以點帶面，以偏概全，看見一點東西就忍不住發一通宏觀的議論，用那點芝麻來說明跟它本不相干的西瓜。
劉先生文中所舉的第一個事例，是載於一九一三年七月《時報》的一則報道，說是那年江蘇第一師範學校對學生進行了一次特殊的考試，要求學生回答他們崇拜的人物是誰。結果在三百多人中，崇拜孔孟的佔三分之二，其他的則從諸葛亮到馬丁·路德不等。其中孫中山排在孟子之後，得票十七，高中「探花」，而已經做了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才得了兩票。當然，我們應該承認這個材料是有價值的，但劉先生的分析結論，說這些師範生的選擇和追求「反映了民眾的思想走向」，無論如何都是可疑的。那個時代新學堂的學生(劉先生說這些應考者為中小學生，因而說他們是「中下層的文化人」，可能有誤，一般來講，師範學校是不會有小學生的，而中學生在那個時代已經是「大」知識分子了)知道孫中山甚至崇拜他當然不足為奇，可是就在同一地方的普通老百姓，知不知道孫中山是何許人也，革命黨是怎麼回事，可就難說了。親身經歷過辛亥革命的魯迅先生說鄉下農民把自由黨說成是「柿油黨」，其實是有所本的，當時揚州的老百姓就「以為革命黨就是大家合一條命的黨(揚州方言，讀『合』如『革』)」。(《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頁301)再說，革命勢力很大、風氣又開的江蘇的新學堂的學生投了孫中山十七票，只投了袁世凱兩票，這怎麼能說明袁世凱沒有群眾基礎？如果我們把同樣的問題提給北洋軍的士兵，那麼又會如何呢？一九一三年前後的袁世凱其實不可能比孫中山更沒有「群眾基礎」，不然，他怎麼會就那麼容易「竊」了國，隨後又輕而易舉地打垮了佔有東南半壁的革命黨人，把孫中山和他的同志趕到了日本去流亡？很明顯，在那個時候，有不少「群眾」沒有像江蘇的學生那樣想問題。袁世凱稱帝復闢為什麼垮台，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在這篇小文里肯定說不清楚，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到了今天，我們還重複袁世凱復辟失敗是因為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的妙論，無論如何也有點過於天真。其實，毛病就出在劉先生的武斷，認為這些學生的選擇和追求「反映了民眾的思想走向」，非要以這樣一個特殊的「點」代表面目各異的「一大片」。
研究下層的第二個陷阱是，對材料不加辨析，聽風就是雨。絕大多數搞歷史的人都知道，對於史料的使用是必須要經過辨析的，不僅要辨析材料的真偽，還要弄清材料所含信息的真實意義，不然分析起來就難免方鑿圓枘，甚至張冠李戴弄出笑話。然而，同樣是這些人，一進入下層社會意識領域，往往會變得嗅覺麻木，目光獃滯，解析度極低。比如前面提到的劉志琴先生的文章，在那場師範學校的考試中，由於在眾多的崇拜對象中，有皇帝頭銜的只有秦始皇一個，劉先生便下結論道：「而數千年以來被奉為萬歲爺的皇帝，已經失去神聖的光環，……這說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在讀書人中已經深入人心。」可是劉先生忘了，對於傳統社會的讀書人來說，皇帝從來就不是他們崇拜的對象，就算我們去問鴉片戰爭以前的讀書人，恐怕也沒有幾個會說他崇拜某個皇帝，因為崇拜皇帝多少有點犯忌。對皇帝要跪拜，但不宜崇拜。古代讀書人可能會讚美某個雄才大略之主，但如果你問他崇拜誰，恐怕他還是會回答姜子牙、張子房和諸葛亮之類。就算推翻帝制已經深入人心，但用這個材料來說明顯然難以讓人信服。更何況，據當時辛亥革命參加者回憶說，同盟會的相當多的人對於推不推翻帝制倒不在乎，大家無非是「對於清廷壓迫漢人，害怕洋人，憤恨達到極點，儘力鼓吹髮動革命，復我河山，滿腦子『種族革命』。」(仇鰲：《辛亥革命前後雜憶》，《回憶辛亥革命》，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五九，頁67)革命的中堅尚且爾爾，一般讀書人可想而知。其實，在中國，「推翻帝制」遠沒有「帝制」深入人心，正因為這樣，民國以後才會有兩次帝制復辟。奇怪的是，總是有人興高采烈地述說復辟的失敗，而很少想到為什麼都二十世紀了，中國還一個勁地開倒車，接連唱出了兩台帝制的大戲。
同樣，在劉先生文中對另一個事例所做的分析中，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劉先生文中提到，一八七七年的《申報》有這樣的記載，說是鄉下婦女進上海之後，竟然過不了多久就「尋姘頭，租房子，上台基(所謂的情人旅館)，無所不為，回思昔日在鄉之情事，竟有判若兩人者」。劉因此認為，「早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沿海一些大城市就有一批處在社會下層的女性，以自己的行動勇敢地突破禮教的禁區，爭得自己的社交自由和自主擇偶」。我想，如果熟悉上海近代社會史的人，對這種說法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的。近代的上海底層婦女是不是這樣「自由」和「自主」過？我想沒有。這樣的話用在五四青年身上或許更合適一點。近代的上海畸形膨脹，客觀上刺激了娼寮業的發展，農村破產的加劇，又使得進人上海的鄉下婦女大量化為明娼和暗娼，因此上海的「娼業」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在全國居於前列。《申報》所記載的那種事情，最大的可能是鄉下婦女在上海淪為暗娼和半暗娼，而最不可能是「自主擇偶」。即使是給人做「外室」，也絲毫扯不上「自主擇偶」和「衝破禮教束縛」，西方情人旅館這樣的東西，在當年的上海不大可能出現，有的只能是為嫖客和妓女提供方便的「受費屋」。她們的行為甚至也沒有劉先生所說的「兩性關係的新變動」的意義，這些進了城的鄉下女人和她們與之打交道的男人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何新之有？鄉下婦女入城淪為娼妓和某些貧苦家庭需要女人全部或者部分出賣肉體來維持生計，都是中國古已有之的老現象。身處近代上海的她們，只不過耳濡目染了些洋東西而已。至於觀念上的變化，從那個時代社會花邊和過度發達的「嫖妓文學」可以得知，近代上海拆俏的嫖客和賣笑的妓女，兩者關於兩性的觀念與他們前輩並沒有什麼不同，也不可能有什麼不同。下層社會兩性關係的紊亂和道德的「淪喪」，關鍵還是在於生活環境的惡劣和巨大的生計壓力。
我能指出的第三種陷阱就是先入為主，研究者先有了一個主觀的預設，然後根據這個預設找材料進行論證。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一些義和團研究者，都犯過這樣的錯誤，首先依據一些模糊的根據定下了某些民間教門就是義和團前身的前提，然後就把這些教門的教義當成義和團的觀念來加以闡釋。依我看來，劉志琴先生也沒能倖免，她的這篇我已經提及多次的文章里，也有類似的毛病。比如她在談到西方的器物從鐘錶、西式馬車到火車輪船在近代中國的命運時，很明顯就有一個預設：認為下層民眾(或者小農社會)狹隘落後，拒絕接受新鮮事物。因此，以上所舉的西方器物統統遭到了民眾的抵制。其實，對於所謂小農的狹隘與局限也應該作具體分析。因為那個時候，這兩樣東西對農民的確用處不大，鐘錶自不必說，依劉先生所說，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要表干甚？馬車則是中國有中國式的，西式與中式其實互有利弊，如果沒有好路，西式馬車反而走得不快，農民當然犯不著為此破財費神。至於輪船和火車，在南方和北方農民那裡命運是不一樣的，當輪船出現在長江時，老百姓趨之若騖，把個統艙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不然輪船招商局怎麼會一度變成中國洋務運動中惟一贏利的企業呢？至於火車的命運，讓我們看看夏衍先生關於童年的回憶也許更能說明問題：「滬杭鐵路的杭嘉(興)段通車，艮山門是從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車的那一天，整個杭州——包括沿路鄉村都轟動了，我母親也高興地帶了二姊、四姊和我，背了長板凳，帶了乾糧(南瓜糰子)，走了兩里多路，至艮山門車站附近沿線的空地，排著隊看火車這個從來沒有見過的「怪物」。沿線擠滿了人，連快要收割的絡麻地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曬了兩個多鐘頭，好容易看到了一列火車從北面開過來，隆隆的車輪聲和人們的呼喊聲融成一片，這個大場面，儘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現在依舊是記憶猶新。」(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五，頁14—15)這就是第一次看火車的江浙老百姓。我們似乎不應把北方義和團的某些行為說成是舉國一致的，因為火車輪船的好處和便利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非常講求實用的中國農民其實很容易明白它們的價值所在，只不過，經濟發達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明白得要早一點，北方落後地區要晚一點而已。只強調小農的狹隘和落後而忽視了他們異乎尋常的實用理性，那麼研究肯定要走偏。我們應該還記得，太平天國的農民比曾左李麾下的湘淮軍還要早地引進了洋槍，而且規模相當大。李鴻章在吃夠了太平軍的苦頭之後，寫信給曾國荃發牢騷說：「長毛專恃洋槍，每次進攻必有幾千桿洋槍轟擊，猛不可當。」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受了太平天國「泥腿子」的刺激，淮軍才開始了大規模的軍事現代化。即使是後來迷信「刀槍不入」法術的義和團，看見洋槍洋炮，也決沒有像對待其他洋物那樣又燒又砸，而是像寶貝似的收起來自用。凡是具有看得見摸得著功效的西洋器物，在農民那裡是很容易受到歡迎的。
最後，就是研究下層的人往往易於過於強調上層和下層在文化上的不同，甚至將它們截然對立起來，一談到下層就渲染他們如何如何的不一樣。我承認上層和下層倫理價值和風尚是有所不同的。劉先生所述的「敬惜字紙」習俗，不過正好是顛倒的。「敬惜字紙」的風習，從本質上講，應該是下層百姓更在乎的，成天和字紙打交道的士大夫倒未必會真的當回事。明清以來，常見的是老百姓把士大夫丟棄的字紙鄭重地揀起來，小心焚化。污穢了字紙而遭雷擊的傳聞，恐怕也是老百姓會更相信些。而劉所提到的官府的禁令，倒更可能是順從民意，打擊那些在上海這個特別的地方，一心只想著發財的、大多由士紳變成的商人，目的自然是維持被洋鬼子「精神污染」了的風化。說「老百姓並沒有這些顧忌，按著方便行事」是不合乎情理的，凡是在農村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恰是民間講究最多，禁忌也最繁。另一方面，下層老百姓其實並不是不願意講道德規矩，只是沒有條件，一旦有了條件，他們講究的會比士大夫還凶百倍。洪秀全一作了天王，規矩就大得嚇人，連八十歲的老奶奶和八歲的孫子都不許同居一室，太平天國不僅有三綱五常，而且還有叔道嬸道、兄道嫂道、姐道妹道，真是磕不完的頭，作不盡的揖，記不住的規矩，嚇死人的排場。當年太平天國的諸王，對西洋的自鳴鐘和千里鏡所表現出來的熱情，一點也不比北京滿族王公差多少。
從本質上講，處於同一文化體系中的大傳統和小傳統在價值觀念上是一致的，大傳統講忠孝仁義，小傳統也不例外。至少在意識形態方面，大傳統對小傳統負有指導的責任，當然也具有指導的意義。過於強調兩者在行為表徵上的區別，有時並不利於把握問題的實質。多少年來，當我們高揚貧僱農貶斥地主的時候，似乎忘記了其實沒有哪個貧下中農原本不是想做地主的。總是向上看齊，才是我們這個民族傳統文化的特色，老百姓講，「富不出三代」，「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向上爬的野心常在，機會也未必沒有。低層文化的特異之處，往往是因為它帶有更濃重的原始因素和自發的無文走向，其「離經叛道」，對於上層文化而言，決沒有本質衝突的意義。
對於歷史上的下層社會尤其是對下層社會意識的研究，是個長期以來被人忽視的領域。現在人們開始對此有了足夠的關注，無疑是歷史研究的一種進步，因為正如劉先生所說，「從社會下層發掘足以反映歷史變動的軌跡」，才有可能「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相」。但是，也許是由於輕視下層研究的學術史在中國延續得太長了的緣故，當人們轉過身來低下頭俯視下層的時候，潛意識裡或多或少還免不了拖著几絲不以為然，對研究對象缺乏起碼的專註，也缺乏必要的尊重，因而往往很輕易地就掉進了其實並不隱蔽的陷阱。另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相當多的研究者，對於下層社會還存在著隔膜，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缺乏必要的體驗。對那些屬於老百姓自己的東西，諸如粗糙的口頭創作，鄙俚的民間戲曲，煩瑣的民風民俗等等都缺乏了解。過去離我們說遠也遠，說近也近，某些深層的東西說變也難，不知今也就難以知古，如果對於今天老百姓所思所想麻木不仁，那麼對於歷史上下層社會也難以很好地解釋。研究歷史貴在以古人之心為心，才能貼近歷史，而研究下層歷史，則不僅要貼近歷史更要貼近下層。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我之所以在此說三道四，決不是因為自家比誰高明，僅僅是由於所犯過的錯誤更多。從陷阱里爬出來的人，有充分的理由在路上樹一個牌子，上面寫上：當心陷阱！
張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