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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陽北大演講全文：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大學通識化教育

作者：sujie_alex 於 2011-4-8 03:0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憂天|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3評論

主持人：張旭東教授
時間：12月17日（周五）晚六點半
地點：北京大學二教205室
主辦單位：北京大學批評理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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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東：首先歡迎大家這麼冷的天來聽講座，照理說今天甘陽來北大演講，又是這樣的題目，一點都不擔憂沒有同學來聽，但下午在元培座談的時候聽他們介紹說最近同學們都忙著應考，辦了幾個很好的講座也是很有意思的題目，結果一個人都沒有來，三個演講人等了一會兒只好各自回家。聽著很恐怖，所以剛才來之前我們就猜想到底會來多少人，結果一看不但位置坐滿了，還有很多同學站著後面或坐在地上。我想這一方面是說明了甘陽的影響力，我今天就不介紹甘陽的履歷了，凡是關心中國的文化、教育、思想在過去25年到30年的發展變化的人，沒有人不知道甘陽的名字，沒有人不知道甘陽的影響，沒有人不知道他提出的問題及引起的爭議，這是整個中國當代思想史的一部分。近些年來，其實時間也不短了，甘陽的注意力明顯轉向大學理念、大學教育、大學改革，核心的問題就是通識教育。我今天非常高興我們北京大學批評理論中心和北京大學教務部一起請來了甘陽到北大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是「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大學通識教育」。我先簡單地介紹一下背景，我們今年夏天就和甘陽主持的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和中國文化論壇，在北大舉辦了全國第四屆通識教育暑期班。非常成功，也是有這麼多人，搞了一個星期，好幾位北大的教授包括人大的劉小楓教授，我們一起組織了好幾次通識教育經典閱讀的研討班和教學示範，非常成功，這對北大通識教育理念的探索、教學改革實驗都有非常大的推動作用。甘陽今天來一方面是給我們帶來這次演講，另一方面也和北大的各個部門的很多同事進行了交流，希望他今後能經常來，希望北京大學在本科教育大學理念的討論和探索方面能和甘陽主持的中山大學博雅學院有進一步的合作和交流。我最後再講幾句關於北京大學批評理論中心，可能今天來的同學很多並不知道這個機構，這是今年年初正式批准成立的新的機構，是一個比較高端的研究平台。我們主要做的幾件事是，推動與國內的兄弟院校和國外的大學的研究機構在人文學領域的交流合作，一方面立足北大，探索和實驗批評性的、分析性的、創造性的思維和討論，第三方面是暑期班成功舉辦以後的發展，協助北大的有關部門探索發展本科教育實驗，最核心的是通識教育和經典閱讀。這幾個觀念是和中國大學的理念套在一起，我覺得過去幾年裡甘陽是推動最用力、用力最勤、想得最深的一位，這絕不是客套話，像我們做的這幾件事很多都是來自甘陽的推動和啟發。今年暑期班做的事實際上都是按照甘陽的思路做下來的，所以北大的各級領導看了以後都非常高興，因為北大在校級層面一直想推動這樣的改革，學術界的各位學者在各自的學術領域也在做這樣的工作，上下合力不謀而合做同一件事，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一個局面。其他的話不再多說，今天請甘陽演講一個鐘頭到一個半鐘頭，然後進行互動問答的過程，最晚到九點，如果可以早一點的話早點結束，因為甘陽還沒來得及吃晚飯，我們也要給他一個休息的機會。好，我請大家跟我一起請甘陽演講。（掌聲）

甘陽：

謝謝張旭東教授，謝謝各位老師和同學。在座的有些朋友大概知道我最近幾年幾乎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我自己覺得大概這個事情比其他什麼事情都重要。但是我這幾年關於通識教育只講操作不講理念，今天回北大我想稍微不同一下，我會講一些理念方面的問題，所以我今天演講的題目和在其他大學演講的題目也稍稍不同。我在其他大學基本就是簡單地講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但我今天的題目叫「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大學通識教育」。我覺得這個理念的問題，唯一的理念問題，我下面會講大多時候我們討論的通識教育的時候，我對理念問題沒有多大興趣，我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但是我想今天講的「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大學通識教育」可以分為兩個問題，第一問題是前面一部分即「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大學」，這個首先是中國大學總體面臨的問題，通識教育是全球化時代中國大學面臨問題的一部分。今天所謂理念問題——我想對這個講一講——就是全球化時代對中國大學到底意味著什麼，特別對像我們北大這樣的大學意味著什麼。

全球化時代當然是各國都面臨的問題，但各個國家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小國和大國是很不一樣的，有文化傳統的國家和沒文化傳統的國家很不一樣，所以中國的情況非常非常特別。首先一點，比方說我們都知道從中央領導到大學領導到教授，都希望把中國大學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北大清華當然是首選，我想這沒有異議。我們都希望北大清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問題是怎麼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根據什麼標準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這個問題一提出來我們就會發現，標準非常地含糊而且非常地多變。我現在先舉一個例子，2006年英國泰晤士報第一次發布世界大學排名榜，當年北大全球排名第16位，香港大學——我那時候還在香港大學，也一直在香港大學——應該是在50名以外，具體記不清楚了，好像是69。然後第二年2007年，泰晤士報發布排名榜，北大第15位又進了一位，香港大學進了10位，好像是69到59（或者59到49）。我印象很清楚，港大校長給我們全體師生髮通知，我竟然嘲笑說，我說你們港大不如北大吧，差那麼多！人家說你北大出來的人有母校情結，但我實際上真的認為北大當然比港大好，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想，當然我說的北大是我在的那個時候的北大、80年代的北大（笑）。現在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我從來毫無疑問地認為北大比港大、台大好，這有什麼可比的呢？什麼新加坡大學……但是這兩年你們注意到沒有，同樣的發布機構，香港大學亞洲第一，新加坡大學第二，東京大學都排在後面，你們想北大是多少位？我都不知道，反正很後面。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不是非常簡單地說明評價標準極大的隨意性嗎？一個大學要建成和發展是需要很多年頭的，怎麼可能在短短的四五年間，一個在15位一個在——我們說前面一點——45位，過了短短四五年，一個跑到前十位，一個排到——北大今年排到多少？你們北大學生應該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前面都找不到。我們現在先不說北大，因為我們中國人有一個毛病，我們中國人就認為自己太不行了，好像北大的學生也認為北大很差。我們就說東京大學，很簡單地說，香港大學、新加坡大學怎麼可能比東京大學好呢？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從學術積累、各方面研究、我們周圍學者的印象，不要說諾貝爾獎獲得者哪怕是世俗標準都算上，我覺得都不可能。我的一個猜想就是評價標準變了，之所以香港大學和新加坡大學排在亞洲第一第二排，在東京大學前面，唯一的理由是香港大學和新加坡大學是講英語的大學，而東京大學是講日語的大學。也就是說這兩年的評價標準是國際化的程度，這個國際化的程度是一個非常麻煩的問題，因為它隱含著一個英語的問題。國際化首先的一點，比如我們國內的大學包括北大都有一個很麻煩的問題，國內大學做學生交換很麻煩，因為有語言交流問題。學生交換通常是兩個學校簽訂協議，理論上應該你這裡學生出去他那邊學生過來，可中國的情況都是有去無來，來的人少而去的人多。這個情況時間長了以後雙方學校就會把名額往下砍，比如——因為我家現在還在香港，他們說港大和港中大與大陸的交換名額都在往下砍，因為香港的大學的學生不願意到大陸來。也就說交換很難，台灣大學交換也很難，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因為他們到目前為止沒有官方承認中國大學的學分。但首先來說國際化的程度是英語，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英語假定成為評價一流大學的標準，那麼北大就面臨極為嚴重的問題，是不是我們北大也應該和港大一樣變成一個全英語大學？是不是可取、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可行？都是問題。我個人認為是不可取也不可行的。香港這個小地方，有八家大學，我老實說除了港大學生英語水平還不錯以外——它是原先唯一的一家真正的全英語教學大學，連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英語水平比港大都差很多。全英語教學實際上是很困難的，學生老師都聽不懂，香港理工、香港城市、嶺南大學等其他大學的學生英語水平實際都是很差。但在這樣的條件下，所有的大學都強制地往英語轉，會發生什麼問題呢？老師用英語講，學生就求老師，「廣東話啦廣東話啦，聽不懂嘛聽不懂嘛！」（笑）老教授面臨一個問題，就算我用廣東話講，考試怎麼辦？考試的試卷必須用英語，怎麼辦？我這裡只是舉一個例子，我覺得全球化時代帶來的一個的問題就是，一個非英語的大學面臨著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包括我剛才講的學生交流的問題，其實國際交流問題也是歐洲一些非英語國家面臨的很頭痛的問題。

我只是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因為實際問題是：評價標準到底是什麼？誰定的標準？中國人有沒有權力自己定標準？中國人怎麼想問題？中國人怎麼在全球化時代想自己的問題？我覺得下面一定會發生問題，如果我們不是考慮自己的處境而是一味迎合外在的標準的話，我們的大學可能會越辦越糟糕。老老實實說我在港大工作這麼多年，我從來不認為港大是一個非常好的學校，更不要說一流大學了。不是說他們對我很好，我不應該在這裡說他們的壞話，我只是很客觀地說。為什麼我說北大毫無疑問地比港大好？因為我在港大感覺不到任何一點思維學術氛圍。香港的學生來聽課完全沒有任何好奇心，假定我今天在香港大學講著個題目，沒有任何人會來，來的也全是老師，沒有學生。我每年在港大辦講座，從來沒有一個學生來過（笑），我們請的老師都是很有水平，包括大家知道的研究日本的第一流的人，比如我們請A（20:35），夠有名的吧，哈佛大學有名的教授，而且是政府請的而不是大學請的，非常高的規格，但稀稀拉拉前前後後到了十一個人，而且是不同時間進來的（笑）。講座怎麼辦很吃力，都沒有人來聽，好像對客人不尊重，讓他誤以為自己這麼差，所以沒人來。他不知道所有人來都這樣，只有一類人來是受歡迎的，有緋聞的演員——注意一定要有緋聞，沒緋聞的演員沒多大興趣（笑）。我覺得這是我對香港的大學總體認識，它們不可能成為一流的大學，整個校園沒有一種知性的curiosity，很簡單，所有求知慾都取決於人的好奇心，中國學生最好的一點是有好奇心有求知慾，我覺得這是中國大學最大的一個優勢。所以我在想這個問題——大概因為我在香港大學工作的原因，感受比較強，對港大成為亞洲第一大學我是非常笑話它的，當然港大校長不高興，我覺得非常名不副實的。這些話我當然只在北大校園裡說說，我也不希望說出去，好像我對他們有什麼偏見一樣，不是偏見，我覺得很客觀的從我一個讀書人的角度介入來講，那個地方沒有讀書的氛圍也不是讀書的地方，雖然有一些學者都不錯。

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即評價標準的問題。另外還有一點，全球化時代給定的英語佔主導地位標準，可能對中國大學努力爭取辦成世界一流大學造成非常大的障礙和困難。這個問題是胡適先生一百多年前就非常敏銳地洞察到了，胡適到美國留學沒有多久就寫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我曾經一再引用，叫《非留學篇》，非就是否定的意思。胡適發現一個問題，他那一代中國人當然是立足希望中國能在思想學術文化都能達到很高的一個水準，但他發現：按照現在的情況，同樣一流的人才，中國人做不過他們，為什麼？假定兩個人的智商完全一樣，一個中國人一個美國人，兩個人都是一流人才，搞到最後中國人一定搞不過美國人，為什麼？中國人要花一半的時間去搞英語。人的時間、精力是有限的，在同等很好的智商的條件下，每一分鐘、每一點精力都非常重要，你花時間精力在其他的事情上，大家得分都是在同一個課題上，這個時候的比拼完全是時間精力的比拼。胡適說，你看我們從小學開始學英文，要搞多少時間？這樣註定是中國一流的人才到了美國成了二流人才，他要花那麼多的時間——你們算算自己花了多少時間學英語，從小學學起，現在在北大還要花很多時間。我告訴你們，你們現在出去留學，現在學的英語還都沒用，還要再上英文寫作課，學英文的時間有得你花。我覺得胡適作為他那一代學術領袖，敏銳感到了中國的學生髮展、大學發展問題，胡適在《非留學篇》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把它變為日常語言就是，中國大學要變成世界一流大學最終是要終止留學，也就是中國人不需要用那麼多的時間去花在英語上，中國大學才有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我們再提一個問題，什麼是一流大學？假定今天北京大學的教授都是美國大學的博士學位，這樣的話北京大學是一流的還是二流的？註定是二流的！就像香港大學所有的教授員工當然都是拿英語的博士，所以註定它是二流的大學，因為你自己培養不出這樣的人才。假定北京大學以後所有的faculty都只能是英美大學的博士學位，那北京大學註定只能是二流甚至三流的大學，因為你培養不出這樣的人才，你培養不出你需要的人才。真正一流大學是你北大培養出來的博士，不但北大自己搶著要，牛津劍橋哈佛都搶著要，這才叫一流大學。我不是反對引進外部人才，目前這個階段很需要，我認為要辦世界一流的大學要重新思考胡適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在胡適那一代所有人來說，都不用討論的，當然是要終止留學，他們一代人都想的是中國大學要有一流的學術的問題，而胡適提出的觀點是毫無爭議的，所有人都同意。陳寅恪在清華大學建校20周年的時候有一篇很短但很重要的文章，談中國各個領域的學科狀況，也是談這個問題。一直到1947年胡適當北大校長的時候提出中國大學發展十年規劃，想的都是這個問題。但我2003年重提胡適的論點，大家卻認為我在發神經。本來這個問題那時候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北大的學生老師當然要這樣想問題，要不然還怎麼叫北大？北大就老老實實教出一個二等公民來，要求留留學，然後年復一年的，那北大不就真是留英美預備學校了？怎麼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不可能。在心態上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就要有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可能需要一些年頭，但目標一定要清晰，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而且中國作為人口這麼多、歷史這麼悠久、自身文化積累這麼深厚的國家是有可能的，港大、新加坡大學沒有必要提這樣的目標，它們最經濟的辦法是把人都送出去。我跟香港的大學提建議，香港的八家大學都沒必要辦，把學生送出去就完了，辦大學非常costly很花錢，培養的目標就是送出去，還辦什麼大學？不如把錢都發給居民，讓每一個小孩都有錢出去留學不就完了么？（笑）這不是很簡單嘛，而且一勞永逸，沒有必要辦大學。從經濟學的原理來說，這一定是最經濟的辦法。要解決就業的話，辦職業高中、職業教育就可以了。還有澳門，辦什麼大學？沒有必要辦。這是我想提出的問題，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如果目標不是這樣明確的話，很多問題我們不知道到底要做什麼。我再強調一點，我現在提胡適的終止留學觀點，不是說要禁止留學，留學永遠隨意，大家根據自己的興趣。胡適說終止留學並不是說北大培養不出自己的人，中國大學培養不出自己的人，他說主要的完全可以自己培養，其他各方面，比如學法國需要到法國去，學藝術需要到義大利去，這當然完全是應該留學的，但是一定要擺脫教育、學術、大學體制的殖民地心態，否則不可能成為一流大學。我不認為香港大學是一流大學，它不能做原創性的問題，第一流的人才是打破現在流行的說法提出新的說法，而不是在給定的潮流和變體下做文章，這才叫一流人才，二流人才都是跟著人家做。北大確實是應該培養一流人才，北大應該有這個條件，但現在有沒有這個心氣我不知道。我2003年到2005年提這些問題的時候很多人都認為我發神經，不知道到底誰發神經（笑）。這個我認為是涉及到全球化時代中國大學理念真正要想的問題，中國大學包括北大在內，很多交換的問題常常是都為了交換的學生好，把國外回來的最好的年輕的老師派去給外國的學生教課，我認為這種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因為這是資源的浪費，他那邊來的並不是正兒八經的好學生，很多事是碩士學位的。我覺得交換長遠來說是大家都在一起上課，而不是把最好的老師因為他能講英文就拿出來讓他給這些人教課，這必然消耗他的時間精力，就不能好好地給北大學生上課。北大最好的老師應該是給北大自己人上課，外來交換的人應該跟進來聽，就是用英文講也應該先講給北大自己的學生聽，否則資源配置都是不合理的。我認為這些都是全球化時代中國面臨的非常實際的問題，包括如何配置自己的資源，國際交流是非常必要的是需要做的，但怎麼做一定要優先考慮北大的學生，但中國大學任何東西都是為他們設計的，他們是最大的受益者，不應該拿出很多資源精力去應付那個問題。我覺得很多大學都有這個問題，實際解決的辦法是很簡單的，中國學生上英文課是沒有問題的，像北大、清華、中大的學生上英文課根本沒問題，大家就一起上，沒有必要單獨開課，而且一旦單獨開課，他又認為這是人為地把他們與中國人民隔離開，缺乏學生之間的接觸。

這是我講的整體上中國大學面臨全球化時代的問題，問題實際很多，但由於時間問題我先不講其他問題，就只先講全球化時代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全球化帶來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各國都處在一個全球平面的競爭上，每一方往往是好像無法考慮自己的實際情況而一味迎合外在的普遍性的標準，而造成一系列的問題，在通識教育上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我們中國所有的大學包括北大在內，我們借鑒參考模式毫無疑問是美國大學，我認為這是絕對正確沒有問題的。全世界只有一個通識教育成功的地方，就是美國，香港、台灣都不成功，我下面會講操作層面的問題，從操作上我們就能馬上看到什麼是成功什麼是不成功。但問題是你參考美國大學，參考的是哪個時代的標準？哈佛大學2009年公布了新的通識教育方案，是不是這就是北大應該參考的方案？絕對不能，老實說這個方案一無可取，毫無價值，包括把80年代的方案都抄來用，其實都沒有什麼高明的。我們中國大學確實要想的是，到底什麼是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精華所在？我們要學美國大學真正好的東西，而不是外在皮毛的東西。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方法是看它一百年的歷史，看美國的通識教育從1920年到現在一百多年的完整歷史。哈佛大學校長經常對其他訪問哈佛大學的校長們說，你們絕對不能摹仿哈佛，因為哈佛每一個新的方案都是在糾正哈佛原先的錯誤，你如果不了解哈佛上一個方案是怎麼做的而單純摹仿抄襲它現在的方案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它針對的問題何在，它每一個方案都是在根據自己的情況做調整。我們的問題是，我們的主要參考標準應該是什麼？我覺得一定要把美國的通識教育作為一個歷史階段來考察。比如說哈佛2009年的方案是毫無可取的，而且在哈佛內部被批評得一塌糊塗，雖然他們討論得很認真，從2002、2003年左右開始，討論了5年左右到2007年拿出了一個基本方案，基本方案拿出以後就被教授批得一塌糊塗，所以2007年不敢執行，一直到2009年做了一些調整才開始實行。我覺得美國的通識教育和中國的通識教育很有關係，美國的通識教育基本上有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20年哥倫比亞大學開始到19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學，一個最大的辯論是1930到40年代Hutchins當政的時候一個非常大的全美性的辯論，然後到1945年二戰結束以後哈佛大學發表所謂哈佛紅皮書——《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這個標誌著美國大學在現代的條件下重新建立通識教育最完整的努力，應該首先考慮這個問題。然後是1987年以斯坦福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那場改革成為全美當時最大的政治風暴——為標誌，又有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比較簡單來講，1920年代到1945年哈佛大學紅皮書——這個紅皮書北大出版社馬上要出版，這兩天一直催我寫序，這本書出來我非常推薦大家去看——我覺得要真正了解美國的通識教育，要看哥倫比亞大學的報告或者芝加哥大學校長Hutchins在1937年的High Education in America，再加上哈佛大學1945年的報告，這對中國大學最有參考意義。從早期來說，可以看出為什麼通識教育會重新成為美國大學的一個重要部分，過程非常明顯。原來是非學術體制的、完全college性質的——哈佛大學19世紀嚴格來說不是大學，就相當於我們的團校，就是培養波士頓地區的local leaders，這是他的目標，定位非常明確，當然它的教育方案是非常的古典劍橋牛津教育，學希臘文拉丁文這些東西。因此美國大學到19世紀後期的一個中心問題是轉為研究型大學以後強調的是專業研究，但是發現到1920年代出了很大問題，所以重新回過去做通識教育，這從哥倫比亞大學開始。特別是要看哈佛大學1945年紅皮書，可以看出他們想的中心問題是什麼。為什麼這個紅皮書叫《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自由社會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自由社會特別需要通識教育？這是必須要去想的。我想很簡單地去講，現代社會無論是叫它自由社會也好民主社會也好，一個特點就是社會越來越多元化、離心力越來越強、共同性越來越少、權威都在崩潰，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個共同教育，每個人都是完全自由、隨心所欲地發展的話，那麼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都會成為問題。所以哈佛1945年紅皮書開篇引了兩段話，都是古希臘的，第一段是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非常有名的伯利克里演講的一段話，大致意思是說我們雅典不需要荷馬，因為我們每個人自己開創歷史，這是自由人非常豪放的形態，因為荷馬是全希臘人的教師，所有的希臘人都接受荷馬的教育，教導希臘成為希臘的identity，是希臘人的共同文化遺產。他這句話說得非常好，我們雅典不需要荷馬的教導也不需要荷馬的存在，有一種非常徹底的自由主義，而徹底的自由主義導致教育本身是不可能的。誰有權力教育他？你有什麼資本教育我呢？我是自由人，為什麼接受你的教育呢？徹底的自由主義導致教育在哲學上非常困難。第二段引的是柏拉圖《理想國》里的話，大概意思是說，我們怎麼能夠讓孩子小的時候讓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聽任何東西，好壞不分，真假不分，這樣怎麼能培養共和國的公民？也就是說教育要把好的東西、善的東西、真的東西教給小孩，而不是假的東西、丑的東西、惡的東西。這兩段話是針鋒相對的，第一段講的是自由社會的分裂，自由社會每個人不但希望而且有充分的可能按自己興趣自由發展，這個含義如果不加規範就是不需要教育；第二段話講的是在自由情況下，需要共同的教育，需要共同的理念，需要共同的信仰。哈佛紅皮書在這段引用之後講的是這樣的問題，即多元社會下的教育的共同性。通識教育嚴格來說是common education，什麼東西是大學裡面不管哪一個學科的人都需要了解的？進一步分析，就是大學本身的專業化就是多元化非常強烈的一種表現，我們中國人說隔行如隔山，一旦沒有共同語言完全無法溝通。它講的實際上是多元社會在離心力極強、沒有共同語言的條件下，如何重新建立大學的共同教育。而我們仔細去看，從哥倫比亞大學到芝加哥大學到哈佛大學，20年代到60年代學生運動以前，共同教育構築的形式是什麼？西方文明，所以美國通識教育雖然有很多的課程，中心是西方文明課，這是全部通識教育的核心所在。實際上如果我們去看，我覺得真正需要參考的美國最有代表性的不是哈佛大學而是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到現在基本上還是1920年代的傳統，它的通識教育我個人認為是最理想也是北大最應該有條件發展的。哥倫比亞的通識教育所有的學生第一年兩個學期都需要學習，叫literature of humanities，因為它還有一個art of humanities，也就是人文經典的學習，從古希臘的荷馬一直讀到20世紀的文藝學——這個文藝學並不僅僅是現在所理解的文學藝術，柏拉圖的、亞里士多德的等各方面都可以成為文藝學。當然北大一年2000多學生，哥倫比亞大學可能一年1000左右，它可能80個教授同時開這門課，所有人講的課是一樣的，文學院的教授三年裡必須教一次，所有的中心文本是不能變的，比如有15個文本，其中有兩個你可以做一下調換但不能夠改變全體。芝加哥大學大體也一樣，每門課可能有四個文本，這四個文本不管誰教都不能變，能變的是每個教授可以添加自己認為重要的參考資料。這些叫common education，他們認為西方文明傳統是在美國這樣一個包含多元化的社會，所有大學生接受教育的共同的資源，他們根本問題的背後有一個社會哲學、政治哲學的考慮：這樣一個新的、現代的、離散性的共和國如何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有一個共同的language、有一個共同的文化傳承？實際上這是美國通識教育的中心。

美國大學自然學科的通識教育實際上做得並不好，比如哥倫比亞大學長期以來只有兩門課，一門是人文科學，一門是社會科學，這是必須要求的。社會科學叫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s，但當代文明同樣是從古希臘講起，目的是非常明顯的，就是要強調古希臘羅馬文明仍然是當代文明的一部分，當代美國文明仍然植根於西方文明傳統之中。這兩門仍然是哥倫比亞最主要的兩門課，當時沒有第三門全校必修課，自然科學的課很難開，他們對一般本科生的數學要求遠遠比我們低，中國教育部對中國大學生的數學要求其實非常之高，他們的自然科學的通識教育基本都是導論性的課。所以我為什麼剛才講到通識教育傳統到60年代學生運動被衝擊了一次，是因為這些是每個大學生的必修課，60年代學生造反的一個重要口號是取消必修課，我願意上什麼課就上什麼課，完全自由放羊，很多學校後來是取消了，但導致的結果是大幅度教學質量下降。後來為什麼有1978年哈佛的報告？整個社會尤其是家長極端不滿，認為大學教育質量越來越差，所以要重新恢復通選課。這是1978年哈佛報告有影響的地方，坦白說那個方案並沒有什麼高明之處，但象徵著美國從60年代學生造反以後重新回歸必修課的要求。1987年斯坦福的改革為什麼變成了全美政治風暴，no1的問題，所有的政治家都要表態？1987年斯坦福的改革多多少少開啟了美國最近幾年通識教育的方向，這和美國的意識形態變化有關係，所謂反對西方中心論，所以要加強對非西方文明的了解。斯坦福的課實際上就是在原先的西方文明經典閱讀課的基礎上——每一門課的閱讀材料比如有四本材料，後面加一個非西方文本，前面還都是一樣，比如有的後面加一個《老子》或《莊子》或是日本的或是印度的。光是加了這麼一點點，為什麼會產生政治風暴？因為這被認為是在改變西方和美國的identity，美國保守派全部跳出來了，美國的identity是西方文明不是你東方亂七八糟的東西，當時辯論得非常激烈。我們要去看的話，斯坦福的改革是最radical的，我們看的好像太不radical，只不過加了兩本東方的作品，一個學期四五本書裡面加了一本中國的或印度的或日本的或南美的，如此而已。但這個方向是開啟出來了，所以美國最近這些年的大學改革包括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改革問題被批評，比如哈佛2009年提出要「淡化經典」——我覺得這句話我們中國人一定要仔細分辨，它所謂的經典是從1920年代以來經典閱讀極為強化、高度制度化的情況下來放鬆一點經典，如果我們把這個當作根據，說你看哈佛都淡化經典了，我們就也不要搞經典閱讀了，這是大錯特錯。全球化時代讓大家完全忽視了原本的差異，一個原先是非常強固建立起來的傳統教育體制規定的，而中國大學是沒有奠基過、沒有這個傳統，如果我們也按照美國現在這一套弄，我們就完全沒有一個奠基的過程。我覺得中國大學特別需要參考的是美國1920年到1960年代這一段，這樣才能使通識教育真正能夠紮下根來，美國所有基本的制度都是那個時候形成的，現在的這些改革都不是最重要的，都是在原有的基礎上的調整，而且每個學校根據它的學科重點、師資配備等特殊情況會有些差別，這些區分都不是十分重要。這裡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從比較好的角度講就是，比如美國現在像哥倫比亞等都特別熱衷於和我們合作——我最近幾年在國內做通識教育，國外來找我合作的人特別多，美國現在感興趣的是所謂globe core course，是全球核心課程，因為原來是以西方經典為中心，現在希望多一些中國等非西方的。這方面比較好的是他們確實有這個願望，要改變長期以來的西方中心傾向，但實際的結果可能反而加強了西方中心論。因為我們必須承認，西方包括美國整個學術的體制建構、理論性比較強，他進入非西方文明的時候是他在重新結構重新組合，比如中國傳統文化現在面臨海外漢學界的極大挑戰，他們的理論架構能力比較強，能根據自己的問題提出一些新的問題，他有他的強勢。但是我們也要問，特別是今天新的美國的漢學家，對中國傳統、中國古典包括漢語真正掌握多少？我是懷疑現在的漢學家的，不是沒有精通的人，但相當多的人是很可疑的。這樣一來的話，如果我們把精力放在這些合作上的話，可能無法發展特別是國內大學特別需要的通識教育的課程體系。中國大學需要什麼，我們把美國的問題拿過來，中國現在實際上不單是在經濟發展上非常激進，與中國30年改革非常相像，美國整個大規模的工業化、現代化是1830年到1970年，到1929年經濟大蕭條是一個中斷，1900年前後是美國最瘋狂的時候，非常像我們的90年代。你看所有的小說、所有的討論都是針對這些問題，整個社會完全無序、沒有規範，很有名的一部小說名字就叫democracy，全部都是匯錄，所以整個新秩序的整頓基本上是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後的羅斯福新政。大學也是在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上改革，所以我認為Hutchins校長1937年的High Education in America如果改成High Education in China，幾乎不用動，完全適合今天中國大學今天的現狀。那本書有一個中文譯本，非常糟糕，但還是可以看，可以看出非常像中國目前的情況，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考慮通識教育，重新整頓大學教育秩序、重新整頓人心，討論到底什麼是共同的價值觀念，什麼東西是重要的。但是我們現在大概會面臨一個問題，在一個離心力非常強的現代社會他們找到的共同的東西是西方文明傳統，我認為中國現代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中國現在社會是非常現代的，老實說中國現在非常自由，什麼都有，中國大學要有一個common的東西是什麼？是不是考慮把中國的文化傳統作為中國通識教育的核心？一般情況下我不大願意多談這個問題，因為這立即會變成一個意識形態爭論的問題，但我想至少從一個非常理性的角度這是需要思考的問題：什麼是我們的common humanities、common culture？中國有沒有這個東西？如果沒有，中國還是什麼？如果偌大的中國，這麼漫長的文明，都沒有一個共同文化，將是不可思議的。

所以我大體上認為中國大學通識教育有兩個基本的觀念，也就是說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課程的設置應該考慮兩個點。一個是重新認識中國文明的問題，需要通過通識教育的課程使中國文明的制度的、思想的、文化的東西重新成為中國大學生思考的問題，你可以批判它，我們現在經常是謾罵，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想我個人會反對把中國的東西看作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我不同意，但我認為這是中國大學教育理念非常重要的、需要了解的東西，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然後要有討論辯論。另外一個問題是全球化時代的問題，所以我去年正式加入中大，給中大設計的通識教育分類和現在所有其他大學的分類都不一樣，中大採納了。第一類就是中國文明課，所有學生必須修四個學分的中國文明課。中國文明比如包括中國環境史、中國宗教史、中國藝術史、中國制度史等，學生在這裡面選，但要選四個學分。第二類是全球視角，是全球化的課程，還有一類是經典閱讀，最後一類我叫做科技經濟社會。我不認為單獨自然科學學多少、社會科學學多少，這本來並不符合通識教育，我覺得今天的科學不應該是按從前的觀念好像就是數理化，對今天學生更重要的是考慮21世紀對人類社會影響最大的科學發展。我覺得一個是環境科學院的課程，另外一個是生命科學，還有一個是地理科學——地理科學涉及空間觀念的很多問題，包括城市規劃問題等等。我覺得這是我比較希望納入科學方面的，就是強調科技與社會的關係而不是單純學習科學方面的東西，而且我希望這裡面能彼此打通一些問題，而不是單純說自然科學學多少、社會科學學多少，我不太主張這些。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一個分類，中大正在執行，我講的大概有兩個中心點。一個是對中國文明的經典包括中國制度史，是中國通識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點，我覺得理論上應該認為這些共同的文化財富是中國人需要共同學習的東西，包括批判本身就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並不是把它作為神聖的東西供奉起來，這本身我也不同意。這是我和國內一些儒家學者不太一樣的地方，我並不把它視作神聖性的，當然是有神聖性，首先要把它當作重要的經典的文本去下功夫，第二是完全可以討論辯論的，並不是說這個東西是教條大家都要如何遵守。另外一點我覺得重心還是要放在對西方文明的認識上，這一點上香港台灣肯定不同意我，我認為學術界近些年所謂反西方中心主義和雜多文化主義情況下，重要不是說中國好像很全球化，印度的、馬來西亞的、印尼的要學很多，我認為這些理論上是可以的，但實際上是不可以的。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中西問題，而不是說其他所有的中國以外的所有的文化都是和西方一樣的，我覺得這不合實際。實際上那些國家比如馬來西亞史研究、印度史研究都是西方人做的，第一部印度史是英國人寫的，他們這些所有的東西本身就是西方化的，你研究馬來西亞可能研究的是西方學術眼光中的馬來西亞。有很多這樣的問題，所以我是比較強調仍然以中西經典和傳統作為最重要的，當然有條件的大學可以有梵文的課、印度的課、日本的課，都很好，但以中國大學現在的情況，中西兩頭仍然是比較可行的，師資相對好一點。很多大學根本找不到日本人，我是很主張研究日本的，但很難找，比較好的研究越南的、印度的、新加坡的人都很少，盲目地去提這些東西沒有多大必要。

上面講的是我認為涉及到的理念問題，我下面會講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一些理念問題根本不成為問題，大家討論得很熱鬧的我認為不是問題。比如一談通識教育就說要文理貫通，文理貫通沒有人會反對，但這是一句空話。不要提這樣的標準，什麼叫文理貫通？一定程度上我們每個人都文理貫通了，都識字吧，這是文吧，自己的賬會算吧，難道不叫理嗎？所以談文理貫通關鍵是達到什麼程度才叫文理貫通，如果你不提出一個標準而整天在喊通識教育要文理貫通，我認為只能是空話。數學要求多少？物理要求多少？化學要求多少？反過來，人文的要求多少？文學要求多少？歷史要求多少？哲學要求多少？如果整天停留在一個很空洞的層面上談文理貫通，老老實實說自然科學家最愛談這個事情了，因為他不大知道有什麼人文標準，他認為背兩首唐詩宋詞就很有文化了。所以這個我認為是一句空話，沒辦法貫徹，沒有辦法定出一個標準。還有一個很時髦的話是全人教育，whole man education。我前幾天參加香港浸會大學新校長就職典禮，浸會大學的目標就是全人教育——當然理想都是很好的、理論上都是好的，很有想法，問題是怎麼叫「全」？要「全」多少才是「全」？我非常誠實地說一句，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全球後現代社會，後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是支離破碎，提倡的就是支離破碎，怎麼個「全人」法？如果全人教育意味著要對後現代理論、後現代思潮全盤批判，這不是叫自欺欺人嗎？你所有的生活方式、大學提倡的一切東西都是後現代的支離破碎的東西，就是反對全人，全人意味著一個靈魂的全人，根本沒有這個東西，怎麼談？這是很不現實的。這些口號都很好，但對我們考慮通識教育沒有多大意義，無法變成操作的問題，所以我下面要講操作的問題。另外還有一個更時髦的說法是通識教育要公民教育。沒有錯，什麼叫公民教育？如何能夠公民教育？美國學者一來就講這個東西，社團活動啊，中國大學社團活動現在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我在中山大學建立博雅學院有一個嚴格規定，學生可以參加學生社團，但不得超過兩項，兩個就夠多了。因為現在中國大學生什麼都想干就是不想讀書，什麼社團都要參加，社團多多中山大學叫「百團大戰」，11月份的時候新生剛進來幾百個社團爭學生，那一個月是根本上不了課的，新生被攪得不知所措，哪個社團好啊哪個社團不好啊，社團活動嚴重干擾了教學。我要講清楚，我不是反對社團，我是鼓勵學生參加社團的，但不要超過兩個。有人說這是公民教育，我認為不是，公民教育第一是要有獨立思考能力，大家都同意吧，但什麼叫獨立思考能力？怎麼才能有獨立思考能力？我認為沒有閱讀是不可能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沒有深度閱讀、大量閱讀，所謂獨立思考不過是跟著抱屁股上，是口水，不是獨立思考。所以這兩年我基本不講理念問題，對這些理念問題沒有多大興趣，不能夠操作。下面我講一下什麼是我認為的操作，操作到底是什麼意思。

通識教育在操作上其實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閱讀，一個是討論，小班討論。如果我們假定說——這一點是美國最好的前五十名大學，不是美國所有大學，美國好多大學老實說是不行的，前五十名大學是比我們的大學好，好在哪裡？四年之內它能把一個很平庸的人培養成一個精英。我剛到芝加哥大學的時候覺得芝加哥大學的學生怎麼能和我比嘛，太差了嘛，像白痴一樣什麼都不知道（笑），一看就傻乎乎的（笑）。我當時就認為芝大怎麼能夠北大比？它的學生是不行的，但我忘了我是知青這麼多年，和人家不是太一樣，但能看到他們一年一年上來，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在於閱讀量，中國學生的閱讀量比美國學生差太多了，這是最大的問題，沒有閱讀量學生水平是根本上不去。還有一個是小班討論，我到香港、台灣座談，關於通識教育我只問兩個問題，讀什麼？每周閱讀進度多少？讀的都是什麼書？第二量是多少？沒有這個單子，光拿一個很漂亮的通識教育手冊沒用。現在的通識教育全世界的大學都有了，你到台灣大學或八所香港的大學，每一個大學都拿出印製特別漂亮的通識教育手冊，琳琅滿目，特別好看，但我從來不看這個東西，我都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只問兩件事情，給我舉一門你認為最好的課，我看你每一周的reading閱讀材料是什麼，每周進度多少，20頁？30頁？40頁？80頁？100頁？到底多少，說不出來就沒有。小班討論有沒有？沒有。這就沒有通識教育。通識教育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如果不提標準，我們中國985大學都完成通識教育標準了，哪個大學沒有公選課嘛？都有。大家至少形式上要求要選，北大要求本科生要選多少學分？12還是16？中山大學要求16個學分，教育部規定最高16個學分最低12個學分，有些叫通選課有些叫公選課。如果不提標準的，中國大學已經完成通識教育了，沒有必要再談通識教育了。問題是現在是什麼樣的通識教育？關鍵的課程是怎麼樣的？如果沒有課程質量我覺得是沒有必要去做的，因為現在已經有了。而且如果不提課程質量，課程的操作方式也是一句空話，永遠都做不好。所以我講兩點就是一定要有閱讀量，一個是要有小班討論，但僅僅這兩點，我覺得中國所有大學包括北大都做不好做不到，因為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中國大學課太多了！我每到一個學校都要講一個很基本、很簡單的問題，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去想。為什麼美國最一流的大學上課上那麼少？哈佛大學本科四年和我們一摸一樣的體制，四年八個學期32門課畢業，每學期四門課；耶魯多一點，36門課；芝加哥、斯坦福一年三個學期，一個學期三門半。因為課這麼少，每門課才可能要求閱讀量多少而且必須完成。小班討論是幹什麼？是檢查你讀了還是沒有讀。每個人都要發言，這個發言不是口水，而是在你的閱讀基礎上討論，如果不是在閱讀的基礎上討論就是口水。每學期三四門課，每門課都可以提出相當多的閱讀，所以每門課的強度是相當大的，但課程比我們少多了。我從美國回來第一次到清華講課，清華、北大、人大三個學校的學生上我的課，我最吃驚的是發現清華、北大、人大到復旦一直到中大幾乎所有的大學，特別是本科一二年級都是11門到12門課，甚至15門課，這肯定是上不好的。如果一學期12門課，至少是5門到6門是不需要花你精力、不需要上的，是可以混下來的。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沒有一門課是你可能混下來的，選5門課是偶爾為之，根本不可能選6門課，即使選了也學不下來，你的閱讀量完不成，你的作業交不了，你的小班討論參加不了。我們中國學生本事這麼大？11、12門課都是這麼大的閱讀量，我當時很驚訝，以為中國學生很厲害，後來一想不是（笑）。所以我覺得通識教育的第一個問題是質量的問題，如果不提質量那不如不做，公選課總是有的，大家混下去就算了。通識教育現在真正的危機就是在於——因為北大畢竟認識的朋友這麼多，無論是當年的同學還是現在新認識的人，我發覺北大也是這樣的情況，比較容易發生的情況是越好的老師越不越願意上通選課，為什麼？同樣的課沒法提要求，比如一個歷史系的老師給本系的學生上專業課可以提出他的要求，要求完成多少閱讀量，學生有可能完成，而且他也知道這些學生是誰，通識課的各個院系的學生都有，老師根本搞不清楚你是誰。今天還在跟北大的老師座談，覺得還是這個問題，一門公選課這麼好的老師這麼好的課，兩百多人選課，但選課的是不來的，來的都是旁聽的（笑）。這就是問題所在，中國的學生願意聽課是好的地方——比香港大學好得多，他們聽都不聽，他們沒有curiosity——是願意聽，什麼課都願意聽，但不願意讀，所以不可能有獨立思考能力。我經常很不耐煩談獨立思考能力的問題，少給我說獨立思考能力，沒有閱讀怎麼可能獨立思考？獨立思考意味著你對現有的幾種說法是了解的，而且你能夠分辨，經過頭腦的分析分辨才有可能有獨立思考能力。沒有閱讀當然就是報紙上說的話，根本就是報紙水平，少跟我講獨立思考能力，都是口水。我覺得這就是差異所在，美國比較好的大學——當然也沒有必要去美化美國大學，美國大學近些年各方面的情況衰落得很厲害，最好的大學包括芝加哥大學的學生跟原先的學生好像都有差距，沒有從前學得好。以前的芝加哥大學的飯堂里學生談論的全是學術問題，任何一個角落的學生都是在談學術，這種學風確實是相當驚人的。這是他們比較好的，閱讀量能有那麼大，每學期三四門課，但每門課的閱讀量非常大，而且本科生的課基本上都是一周上兩次，雖然課少，但是量很重，一周上一次課禮拜五討論，每周如此。一門課上學下來就是上了一個台階，不像我們修了很多的學分上了很多的課卻沒什麼收穫。假設你拿北大哲學系學生的課表和芝加哥大學的課表相比，會發現我們的課比他們多多了，我們對哲學的掌握太全面了，什麼都知道，什麼都懂，人家只不過上了零零落落幾門課，一門笛卡爾一門斯賓諾莎，十六、十七世紀哲學，康德，沒有多少課，我們多少？無窮無盡的課。這是需要點出來的，為什麼人家這麼少的課效果卻是好的，學生學出東西來了？這其實回到我們常說的一句話，所謂的大學是培養能力的而不是給你腦子裡灌輸一大堆既定的知識。他們課雖然少，但是因為有深度、閱讀面大，所以學生的學習能力培養出來了，真正要學知識的話學生以後可以自己去學，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老師塞到你腦子裡去的。我們的情況是如果老師不在課上把所有的東西塞給你，你是不會讀的。真正好的學者、學生一定是自學能力強的人，老實說這也是77、78級學生最大的特點，他們基本上是自學的學生，不是上課上出來的，那時候我們最好的學生都是逃課的學生，我們不上課，都是自學的。真正到了好的大學，它的課不多，但是通過重要的幾門甚至一兩門課就給你一個訓練，一門歷史課就讓你知道歷史學的思考方式大概是什麼樣的，歷史文獻怎麼去查的，然後你自己回去讀，歷史學怎麼都不可能把二十五史從頭到尾給你教完吧？不可能。所以中心的問題是要有選擇，比較短的、比較小的課分量要像一門課，這才是是一門課，我覺得這是關鍵，可是我們現在做不到。如果我們現在的課程體制改不了——這是我2006年在清華教課的時候，當時就和北大的老師交換意見，發現就是這個問題，學生非常好，比如我第一堂課講莎士比亞，都是最好的理工科學生，他們說沒有人像我這樣上通識課，我有要求有課程材料有小班討論，他說這個他受不了因為他還有12門課要應付，他說我這一門課至少要拿出一半的時間來應付，那怎麼應付其他課呢？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應付的障礙，另外一點是小班討論問題。小班討論意味著要所有的博士生做助教，因為要他們帶動教學，這是美國的基本觀念，很簡單，拿了獎學金就要做助教。我們中國是大家拿了獎學金從來不覺得這是獎學金，好像是天經地義的，其實不應該是如此。香港大學雖然沒有我們北大好，但是制度建設是完備的，小班討論是有的，所有的博士生要做助教是完全沒有異議的。我在港大最後幾年教課，所有的助教都是大陸的博士生，都是大陸來的，在國內沒做過，到了香港都會做，並不難學。香港大學三年博士——比我們少一年，北大博士是四年，其他大學都是三年——前兩年四個學期要做助教，第三年不需要了，寫論文，這是規定，拿了獎學金就要做，否則獎學金沒有，美國也是，拿了獎學金都要做助教。

這是我認為操作上最關鍵的兩點，如果不貫徹這個東西的話我們無法有一個通識教育的標準，沒有標準就通識教育沒有方向，而且結果一定會出現今天的問題：越好的老師越不願意教。最後大多學校出現的問題是，通識教育的課都是由比較差的老師教的，這不是攻擊他，因為他不願意教，而且每個系都有本位主義，當然最好的老師都是教本系的課。北大的情況可能好一點，很多很好的老師都在教通識課，而很多學校好老師不願教，而且是一個惡性循環，學生也不好好聽，只當是混學分的課，這是相當普遍的情況。最近幾年為什麼通識教育會重新討論，實際上就是鑒於我們2005年了解的，當年各個大學的教授在香山開會，幾十所大學將近兩百個教授。那時我是會議執行主席，討論中國大學通識教育就發現所有大學都面臨這個問題，實際上通選課、公選課有點做不下去，有的教授提的說法是「爛課化」，根本沒有好的老師教，當時元培學院的老師代表北大做的總結，各個教授總結了中國20多個學校的問題。我覺得中心的問題仍然比較困難，就是本科課程體制沒有一個比較大的改革的話，通識教育會非常非常難，但是仍然可以做。我覺得現在中國比較實際的做法而且實際上也是這樣，我覺得是一個雙層體制，（我講的時間太長了）一方面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整個大學要在短時間之內達到一個標準比較完美、質量比較高的通識教育即使在北大也不太可能。所以大概有兩層，一個是面對全校學生的範圍內有步驟地推動，另一個也是各個地方在做、不是全部體制的而是部分體制的學院，比如北大的元培、南大的匡亞明、浙大的竺可楨包括中大的博雅學院。這些小的學院試點實驗應該為全國大學提供一個課程體制設置的示範和探索，因為很小、人少，即使做得不是很好，影響面也不會很大。我去年加入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的課程是比較少但分量很重，這一點比較像美國的做法，我的課程一般來說非常少，每學期主要課程四門左右，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覺得全校比較有步驟地一部分課程先提出一個要求，特別是中青年的教授有投入的積極性，不可能一開始就提出一個普遍化的要求，實際上做不到，完全理想化做不到，要比較實際地去做。這個是我在想的問題，回到一點，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大學通識教育要考慮到自己的實際情況，自己的歷史，原先沒有做過通識教育，通識教育歸到一點要從蘇聯大學體制轉到一個比較現代的、比較符合目前條件的體制。我們目前的大學體制基本是蘇聯式的，蘇聯的體制就是本科開始高度專業化，它有它的優點，特別是在以前五六十年代沒有研究生的情況下，十年之內能造就一個合格的理工科的工程師、技術員，能夠滿足國家工業化的需要，所以不是說沒有長處，有非常大的長處。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第一，碩士生的數量在北大已經遠遠超過了本科生，真正專業化了必然要去讀碩士甚至博士，所以沒有必要把所有專業課程都壓在本科生身上，我覺得不管怎麼樣，本科生的通識教育各個大學都在做，背後也是有這個原因。要轉變機制，我認為非常非常困難，尤其在操作層面，所以我一般只講操作層面的問題，因為如果操作談不上的話，什麼文理貫通、全人教育、公民教育都是空話，只有把它落實在可以操作的課程體制上，怎麼設置核心課程、哪些課可以歸入核心課程、大概每門課的閱讀量有多少、一個學期討論幾次。這些問題能有一個可操作可制度化的解決，那麼就中國的通識教育就有可能，這大概也是我對北大的期望，北大應該來說是中國最好的大學，應該能做得最好。我想我就講到這裡，下面請同學們提出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