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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轉折——評析六中全會(轉)

作者：kenxxr 於 2006-12-22 09:3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偉大的轉折——評析六中全會（一）

主講人：張宏良

講座主題：偉大的轉折——評析六中全會

時間：10月28日（周六）下午2：30

地點：北京大學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烏有之鄉書社

下面是講座錄音文字整理稿，經主講人審閱：

　　今天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關於十六屆六中全會的心得。從三中全會提出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到六中全會完整的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變，是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三次轉變，第一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第二次是七九年改革開放，第三次是這一次，恰好共產黨經歷了三個28年。第一個28年是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長期武裝鬥爭，用2800萬烈士的鮮血和生命換來了新中國的建立，我把它歸結我是夢樂園。第二個28年，是從49年到77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把它稱為是創樂園，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了偉大的歷史奇迹，無論和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國家相比較，我們都是相當偉大的了不起的。大家可以想想，49年我們建國時，我們連火柴、釘子都叫洋火、洋釘，水泥叫洋灰，可是我們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在一個百年戰亂的爛攤子上，建成了一個完整強大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包括在高技術領域，我們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如生物領域的人工合成生命，到現在也仍然是那時的水平。第三個二十八年是78年到現在，我把它概括為失樂園，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喪失了公有制以及與公有制相聯繫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福利住房和養老保障等社會主義優越性和現代社會的基本保障，整個經濟的持續增長是建立在無休止的犧牲人民福利和人民收入的基礎上，通過不斷降低和剝奪廣大人民的收入和福利來降低國民經濟的運行成本，加速GDP的增長，造就了舉世矚目的一個富豪群體，0.4%的人口掌握70%的財富，財富的集中程度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情況對共產黨的階級性質，對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對21世紀人類文明發展都形成了嚴峻挑戰，有可能造成2800萬革命先烈的鮮血白灑、億萬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汗水白流的結果。六中全會扭轉了這一歷史過程，所以我們說是中國歷史的偉大戰略轉變。

　　今天主要和大家交流三個問題。第一是偉大戰略轉變的內容，第二是偉大戰略轉變的意義；第三是這一轉變將要面臨的鬥爭。

　　一、偉大戰略轉變的內容

　　從三中全會到六中全會的偉大戰略轉變，從內容上我把它概括為九個方面的轉變。

　　第一個戰略轉變，是以資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轉變，是資本主義向人本主義的轉變。這個轉變使中華民族一下子站到了世界政治文明進程的高端和前沿。可以這樣講，21世紀人類最偉大的運動就是由資本主義向人本主義的轉變，其歷史意義超過了由蒙昧社會向農業社會和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我們黨和國家在這時舉起的人本主義的思想大旗，不僅是向人類政治文明進程的回歸，而且掌握了未來人類政治文化發展的龍頭。可以這樣講，誰佔據了人類政治文化的龍頭，誰就是未來人類社會的主導。歐洲之所以能夠控制世界幾百年，就在於他們佔據了與工業社會相適應的當時的政治文化龍頭，所以工業革命才能在歐洲開花結果。現在人類社會開始了第三次偉大轉變，第一次農業社會的轉變我們是贏家，贏了數千年的繁榮發展；第二次工業社會的轉變我們是輸家，輸的幾乎亡國滅種；現在我們舉起的人本主義大旗，反映了社會歷史轉變的本質要求，如果不發生逆轉，中華民族將再次成為社會歷史轉變的贏家。在此需要強調指出，我們一直在講的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不是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或增長總量將會有多大，而是指中國文化將會成為21世紀的主導。而我們這裡所講的中國文化，不是像余秋雨他們所理解的那樣，是什麼變臉雜耍書法國畫等具體的文化藝術形式，而是指東方文化和諧的本質屬性，和西方文化相比，東方文化最本質的特徵最本質的屬性，就是和諧特徵和諧屬性。工業社會需要競爭的推動，所以以競爭為特徵的西方文化佔據了歷史主導地位，而以新興產業為基礎的新經濟時代，在客觀上需要以合作取代競爭成為社會發展的文化核心，以和諧為特徵的東方文化必然會取代西方文化成為21世紀的主導。這是就哲學層面上講的人本主義的歷史意義。僅就政治層面上的轉變也是相當了不起的，大家回想一下，我們這28年的發展完全是以資本為本，資本成為社會的主導，各級黨委的中心工作，各級政府的根本任務，整個國家機器，都圍繞著招商引資這個軸心運轉，為此不惜犧牲一切，犧牲工人的權益，犧牲我們幾十年的奮鬥成果，犧牲我們的主權，犧牲我們的資源，把整個中國變成了世界歷史上資本最理想的天堂，二戰後一度被約束的資本的血腥基因，在中國得到了報復性的瘋狂釋放，洪水猛獸般的在中國大地上肆意掃蕩，人重新成為資本增殖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工具，只要資本需要，人是可以隨時隨地隨便犧牲的天然附屬品。所以我們說以資為本向以人為本的轉變，中國社會歷史的又一偉大轉變。

　　第二個轉變，是經濟發展觀向科學發展觀的轉變，從而恢復了發展的本來涵義。可以說，發展是這些年被主流經濟學家搞得最混亂的一個概念。什麼叫發展？發展應該是一種完善，是人自身的完善，社會的完善，自然的完善，這才是發展。事物的不斷完善的過程就叫發展。可是我們卻相反，我們是以個體的人格、精神、心理、感受的扭曲和分裂，是以整個社會矛盾的激化和社會道德的墮落，是以整個自然環境不可逆轉的永久毀壞為代價的，這是破壞而不是發展。把GDP增長作為發展的標誌，無論主觀上屬於無知還是惡意，都是十分荒唐的，西方國家用GDP來衡量經濟發展是對的，這是由西方國家的歷史決定的，西方國家的經濟是依靠對外搶劫發展起來的，相應就產生了反映搶劫成果的西方經濟學，用GDP來衡量搶了多少東西，至於搶劫過程中造成的國民和環境的損失，那都是別的國家的損失，所以GDP只算增量不扣除成本的計算方法，對西方國家來說是對的。但是放到中國就有問題了，比如我們現在大家100個人，每個人有1萬，GDP總值就是100萬，如果我把大家的錢搶來歸我一個人，我的1萬就變成了100萬，加上之前我們大家的100萬，我們的GDP總量就翻了一番，達到了200萬，這種GDP增長對我一個人來說是發展，我發了大財，但對你們大家來說不僅沒有發展，反倒是損失是痛苦是災難。所以GDP這個東西，對西方國家來講是對的，放到中國來就是錯的，在這種發展觀的指導下，形成了一種很荒唐的現象：你綠化一座青山，不算是發展，因為你的GDP沒有增加，反倒要減少；你毀掉一座青山，算作是發展，因為你的GDP增加了。這種逼良為娼的發展觀，使種樹的省長越來越少，砍樹的省長越來越多，即便拚命種樹的焦裕祿活到現在，也要被逼去砍樹，否則就不是好黨員好乾部。橫向來看這種發展觀的結果，就是在發展過程中老百姓越來越窮，越來越買不起房子看不起病；縱向來看這種發展觀更加可怕，就是形成了一種斷子絕孫的發展方式，用李瑞環的話來講就是吃祖宗飯，斷子孫路，說得直接些就是啃祖宗的骨頭喝子孫的血。我們這一代人還沒走完，就透支了幾代人的發展資源，毀掉了子孫後代安身立命的物質基礎，如果再繼續下去，中華民族就真的要斷子絕孫了。現在放棄GDP代表的經濟發展觀，代之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科學發展觀，是恢復了發展的本來涵義，所以稱之為偉大轉變。

　　第三個轉變，就是由建立野蠻血腥的叢林社會向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轉變。把市場經濟的叢林法則作為社會改革和發展的規則，是中華民族空前的歷史災難，是中國歷史空前的文明浩劫。可以說，中華民族是最講禮儀的民族了，禮儀之邦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大丈夫重義輕利」等，把仁道正義、誠信友愛、文明禮儀看得高於一切，是中華民族的固有美德。可是現在怎麼樣呢？幾十年對所謂小農意識中誠通道義的批判，幾十年西方叢林法則的血腥訓練，把中國變成了世界上最野蠻，最殘暴、最骯髒的地方，世界歷史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像我們今天這樣，無所不用其極地坑蒙拐騙偽劣假冒。馬上就要開中非論壇北京峰會了，讓非洲兄弟看到中國這個狀況會怎麼想？就說城市中最明顯的乘公交車，走遍中國沒有排隊的；特別是人行橫道，按交通規則是行人的絕對權利區，車到跟前無人要減速有人要停下，可是無論威猛大漢還是白領玉女，都是不顧行人死活的呼嘯而過，極少有人主動減速或者停車，這種行為和那些強暴婦女的流氓有什麼區別？甚至比流氓更加惡劣，流氓只是不管別人痛苦，而你是不管別人死活！為什麼中國人會墮落到這個地步？或者說是什麼把中國人變成了流氓？雖然分析起來有許多因素，但是持續數十年創建殘酷競爭的叢林社會，實行叢林法則的血腥訓練，是其主要原因。資本的處世哲學就是「只要我能過得去，哪怕洪水滔天」，洪水滔天都不怕，軋死個把人算什麼！所以幾乎所有的開車人，都是不顧行人死活的呼嘯而過。競爭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以公交車上搶佔老幼病殘孕專座也就天經地義了。大家都說現在中國人不講信用，其實中國人是歷史上最講信用的民族了，全世界關於信用的格言加起來也沒有我們多，諸如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大丈夫一言九鼎，重諾輕死等，就是信用這個東西維繫了我們這個民族2000多年，小農經濟的彼此隔絕狀態就是依靠信用來維持的，此外再沒有其它紐帶。為什麼現在我們這個民族突然不講信用了呢？信用徹底崩潰了呢？就是我們形成了一種逼良為娼的體制，誰講信用誰倒霉，誰講信用誰被淘汰，30年反向淘汰的殘酷訓練啊，30年橫跨3代人的影響啊，淘汰老一代，扭曲中間一代，摧殘下一代，結果是整個社會信用的蕩然無存。多少年來右派們總是講文革是文明浩劫，其實這些年才是真正的文明浩劫，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文明浩劫。而當年文革不僅繼承了傳統文化的信用觀念，甚至把信用推到了至高的境界，現代京劇《海港》中有句話最能反映這一點：「寧可在經濟上遭受重大損失，也不能在政治上遭受絲毫影響。」什麼意思啊？就是寧可賠錢，也不能不講信用，就像今天的汽車召回制度一樣，寧可把汽車召回來砸爛也不能損害信用資源。可是後來隨著《海港》誠信價值觀的被批判，誠信越來越成為個人生活中最具毀滅性的可怕品質，誠信意味著淘汰意味著失敗意味著死亡，甚至成為父母兄弟間最令人憂慮的一種品質，兒行千里母擔憂，最擔憂的是兒女會因誠信受騙遭殃。當誠信成為一個人災難根源的時候，這個社會就已經不再是人類的社會，而是魔鬼的社會、野獸的社會，是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所以我們才說重建誠信友愛的東方和諧社會是偉大的轉變。可能有人會說，叢林法則是西方經濟學的根本法則，可並沒有影響西方的誠信社會。的確如此，這是由東西方文化的區別決定的，東方人追求的和諧社會和西方人建立的叢林社會，是東西方不同文化發展的結果。東方文化走的是悟性發展道路，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性發展道路；東方文化求諸於內，認為只有在改造主觀世界的基礎上才能形成主客體之間的和諧平衡，它把人與自然之間理解為一種依戀關係；西方文化則是求諸於外，認為只有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基礎上才能形成主客體之間的平衡關係，它把人與自然理解為一種征服關係；所以中國人追求內在和諧，西方人喜歡外在征服。或者形象的說，東方是羊文化的發展道路，共存共榮，和諧相處；西方是狼文化的發展道路，弱肉強食，征服消滅。可是改革開放后，把實行叢林法則的狼文化從西方突然搬到了中國，強迫只能吃草的羊也像狼那樣去吃肉，也像狼那樣去競爭，結果是既丟掉了羊文化的誠信善良，又沒有建立起狼文化的秩序法則，形成了今天這種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的混亂狀況，用佛教的話來說，就是進入了末法時代，即將墮入地獄的時代。有時我想，這或許是一件好事情，有可能是冥冥中的一種安排，把西方文化拿到中國來，讓它發展到極端，讓整個世界都看清楚這種文化的弊端，這樣整個人類文化轉變的代價可能就會小一些，當然我們中國人就要悲慘些了。毛主席生前經常講「中國人民應該對世界有較大的貢獻」，可能也包括這方面的貢獻（笑），承擔人類文化轉型痛苦的貢獻，由中國人承擔整個人類文化轉型過程中的成本和代價。

　　第四個轉變，是由效率優先向公平正義的轉變。看六中全會公報，我感覺有一點很高興，幾乎沒提效率。其實效率是企業的問題，不應該成為政府和政黨的目標，政黨是弘揚一種價值觀的，政府是維護社會公平的，企業是追求效率的。追求效率是資本的天性，別說不用去激勵它推動它，即便是阻擋都擋不住，所以把效率寫到政府和政黨的旗幟上特別荒唐。過去總是說改革前政府和企業之間功能錯位，其實改革后才是真正的錯位，錯就錯在政府瘋狂的追求利潤追求經濟效率。以前我們的政府和現在發達國家的政府一樣都是不管利潤不管效率的，即便是有問題，也只是在企業的管理方法管理機制方面有些問題，但企業和政府的關係是沒有大問題的。可是改革后企業和政府的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了：企業在天天研究琢磨政治問題、政策問題和幹部問題，中國企業家對政治問題的熟悉和了解，遠遠超過西方國家的國會議員，越來越多官員的腐敗就是企業研究政治問題和幹部問題的結果；政府卻一心一意搞經濟賺大錢，對百姓疾苦等政治問題沒有絲毫興趣，即便有興趣也只是裝裝樣子而已。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私人莊園，全國人民都變成了莊園的農奴，少數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成了莊園主。莊園主肯定要求效率，效率是富人經濟學的概念，是莊園主經濟學的概念，是奴隸主經濟學的概念，不應該是窮人經濟學的概念，更不應該是共產黨人經濟學的概念。可以說，由效率優先向公平正義的轉變，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人性大解放、人權大解放、人的尊嚴的大解放。效率優先的實質，是把人僅僅看作是實現GDP增長的一個工具，根本不把絕大多數中國人看成是人，就像農村看待豬羊牛馬一樣。所以說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人性大解放，而且比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那次解放的意義還要偉大，《人權宣言》是把人類由權力集團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我們這次是要把人類，至少是先把中華民族由權力集團和資本集團的雙重束縛下解放出來，權力集團對人的統治是罪惡的，資本集團對人類的統治同樣是罪惡的。精英集團的一個很大罪行，就是它把資本集團的統治作為一種天然合理的模式強加給我們國家，認為資本集團的統治就是歷史的進步。我們並不否認，權力集團對人類的統治是應該推翻，但這並不意味著人類就要接受資本集團的統治，不能因為張三是個流氓就要嫁給李四這個流氓！這兩個集團的統治都應該推翻。可能有些同志會說我評價太高，其實不是，至少在理論上豎起了公平正義這個旗幟，並且我們也應該在最高意義上來理解中央這次戰略轉變。這次機會多麼難得啊，可以說這是中華民族的最後一次機會了，是實現中國人民利益的最後一次不流血轉變的機會了，我們必須得抓住，一定要抓住，也一定能抓住！偉大的轉變發生在當前，本身就反映了中華民族具有強大的自生能力，總是能在關鍵時期產生自己的一批鐵血子孫，這就是我們這個民族能夠飽經憂患歷盡劫難而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如同這一次的歷史轉變，如果沒有包括烏有之鄉在內的廣大左派持續數年的廣泛鬥爭，是不可能有今天這個局面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次轉變與四十年前那場轉變在許多方面有著相似之處，是近三十年來所沒有出現過的，就是中央決策層和最底層網路媒體的直接接觸，把中間右派控制的傳統媒體甩開了，以往決策層的變化都是由中間的傳統媒體來推動的，而這次胡溫新政形成直到六中全會公報發表，中間的傳統媒體始終沒有任何積極的反映，所有的積極反映和歡呼都在網路上，特別是在烏有之鄉這些左派網站上。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中央最高決策層與社會基層輿論的直接結合，第一次是四十年前的文革，這是第二次，所不同的是四十年前那次結合是有組織聯繫的，這次完全是自發的默契配合。並且這兩次結合都是由大字報開始的，只是這次大字報的形式變了，不是貼在牆上而是貼在了網上，這是網路信息產業發展的結果，網路提供了一種新的現代大字報形式，能把社會最底層的信息直接反映出來。可以說，中國的左翼思想是和網路同時發展起來的，現在是左派主導網路媒體，右派控制傳統媒體，如果用三個代表來衡量，和網路媒體結合的左派就是先進生產力代表，就這點來講，也決定了未來思想領域裡左派右派鬥爭的命運，新興媒體肯定會取代傳統媒體，包括和新興媒體相結合的左派，也肯定會取代和傳統媒體相結合的右派，這將是不可阻擋的歷史發展趨勢。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要走得適度，不要走得太急。要牢牢記住56年毛主席搞雙百方針的教訓，當時的雙百方針被黨內個別人所利用，用所謂「引蛇出洞」的方法，把知識分子推向極端，要共產黨下台，然後以此向毛主席攤牌，結果把大量知識分子其中包括許多左派知識分子一夜之間打成右派，形成了建國后黨內鬥爭中毛主席第一次慘重失敗。這就是為什麼華國鋒上台後第一件事就是為右派摘帽的原因，他想以此來壓制政敵，怎奈他的笨拙使全國人民根本沒有看懂他要做什麼，結果反倒被政敵利用丟了江山。關於這段歷史大家可以去看看哈佛大學的《劍橋中國史》，一段左派蒙冤的歷史，今天仍然要記取當初的教訓。

　　第五個轉變，是由少數人先富起來向共同富裕的轉變。28年來是少數人先富起來暴富起來的歷史，打著的幌子就是所謂先富帶后富。到現在我們才知道先富帶后富根本不可能，完全是個陷阱（笑），是個騙人的東西，不但實踐上行不通，理論上也是騙人的。少數人先富起來后肯定會阻礙多數人富起來的道路，因為他把有限的資源都佔有了，多數人就不可能再富起來。另外還有一點，富裕是個相對的概念，多數人越貧窮，少數人的成就感、富裕感就越強烈，感受就越好，幸福值就越大。我現在一萬塊錢的幸福感，取決於你們兜里有多少錢，你們兜里錢越多，我的幸福感越低，你們兜里超過一萬塊錢，我的幸福感就等於零，甚至幸福轉化為痛苦，相反你們越是身無分文，我的幸福感越大，所以不可能形成少數人帶動多數人共同致富。作為改革大本營的上海是最典型的了，上海自90年代以來，十幾年總建房面積5億多平方米，相當於一個中等城市，按照上海去年的房價，新建房產總值是4.5萬億，增殖部分約3萬億，按照上海的解釋，其中1萬億進入了各級財政，那麼，至少有近2萬億落入了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腰包。這個大數很清楚啊，至於是落入了陳良宇還是王良宇口袋，我們不知道，但是肯定落入了這些人的腰包，這是確定無疑的。大家可以想想，2萬億是個什麼概念，是上海總產值的2倍，增加值都被拿走了，這老百姓還怎麼富裕？還靠什麼富裕啊！甚至連老百姓最後那點活命錢社保基金都敢拿走，老百姓還能有什麼指望！又怎麼能逃過被重新壓在3座大山（醫療、住房、教育）之下的命運！大家可以想一想，像張榮坤這種上海灘的小癟三，一次都能拿走32個億的社保基金，短短5年就從一文不名的小癟三成為身價百億的大老闆，上海灘有多少個張榮坤周正毅這樣的小癟三？老百姓又指望什麼能夠富起來？我常常在想，以上海為代表的這種驚天動地的掠奪行為，恐怕以後的歷史學家根本就不會相信，不會相信這段歷史是真實的，為什麼？因為蘇聯東歐共產黨被推翻，醫療、教育、住房、養老這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四大福利制度都沒有取消，甚至有的像俄羅斯那樣還在完善，然而在幾十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中國，老百姓卻在先富后富的等待中，連當初所謂貧窮時代的福利都等待沒了，更別說等待富裕本身了！這是未來歷史學家根本無法相信、無法解讀的一段歷史啊。所以我們說這次向共同富裕的轉變，是一個偉大的轉變。

　　第六個轉變，是由少數精英為主導為主體並且獨佔全部成果的改革，向著以全體人民為主體並由全體人民成果共享的改革的轉變。28年的改革，完全是以少數精英為主體並由他們獨佔全部成果的改革。可以這樣講，由精英來主導改革是對的，因為在今天人類還沒有擺脫分工壓迫的情況下，有分工就必然有精英，精英既然是社會創造的，社會就要發揮他的最大作用，讓他為社會服務，從孫中山到毛澤東都是精英，所以由精英來領導改革這是對的。但是由精英來獨佔全部改革成果就是不對的了。中國改革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收益和風險相分離，成果和成本相分離，精英集團享有改革全部成果，老百姓承擔改革全部風險和全部成本。中國人民付出了難以想象的巨大歷史代價，78年改革最初我們GDP是2萬億，今年要到18萬億了，財政收入也由最初不到500億，達到了現在的3萬多億。可是我們的老百姓得到的是什麼？是原來福利待遇的被取消，是3000萬工人下崗，是6000萬被迫喪失國有企業身份和待遇的職工，是9000萬工資在絕對下降甚至乾脆拿不到工資、並且連國民待遇都沒有的民工，是成千上萬看不起病而死在家中的冤魂，是實行「胡溫新政」后才有了上學機會的成千上萬個失學孩子！深圳的富士康事件，美國蘋果公司和英國的金融時報都來中國調查了，調查數字是工人每天15個小時以上的勞動，月工資只有350元，還不到上個世紀80年代工資的一半！就這點兒錢還形成全國性拖欠！未來的哪個歷史學家能相信這些數字是真實的！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也只是批判資本家把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m拿走了，像我們這種c+v+m通吃的資本主義還沒有過（笑），連工資都不發了，這就是主流經濟學家講的中國勞動力資源優勢。還有中國7000萬股民投入股市的3萬億現金，還剩1萬億，其餘2萬億現金哪去了？只有一句話，蒸發了。我們都是唯物主義培養出來的，物質是不滅的啊（笑），怎麼就蒸發了，蒸發到哪裡去了？2萬億現金啊，老百姓需要攢多長時間才能攢出2萬億。2萬億剛剛蒸發完，現在又開始了大搶劫、大變現，就是所謂股權分置改革，股權分置改革的本質就是把這些年搶劫的國有股法人股抓緊變現，後面我們還要專門談這個問題。可以說，中國的精英集團現在已經進入變現期了，該搶的資產都搶到手了，下一步就該變現了，而這個變現期正巧遇到中央戰略轉變，不讓變現，至少是變現會遇到困難，這就必然造成矛盾空前激化。

　　可以說，現在中國真正進入危險期了。大家可以回顧一下歷史，歷史上幾乎所有大動蕩，歷次大革命都不是爆發在政治最專制的時期，而恰恰是在政治最開明的時期。法國大革命，當時是法國封建發展史上政治文化最開明、經濟最發展的時期，是封建社會最好的時期，所以當巴士底獄被打開時，裡面只有7個人，還有一個是神經病（笑），3個是家長送來的。從這裡就可以看出當時政治開明到什麼程度。英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包括中國的辛亥革命都有這個特點。為什麼政治寬鬆的時候容易爆發革命呢，就是政治寬鬆時期，各派政治力量的較量會由後台走上前台，矛盾達到白熱化，各個派別都容易得手，各種政治力量成長都很快，他們之間的矛盾都容易激化，而在對現有政權的態度上，無論代表窮人的左派的還是代表富人的右派，也都容易因為對政府失望而失去耐心，所以就容易爆發大動蕩大革命。中國現在就在進入這個時期。僅拿股市來說就很明顯，這次股權分置改革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原始積累大搶劫的最後晚餐。我們整個股票市場總共是九千八百多億股，其中六千六百億是國家股和法人股，這六千六百多億的國家股法人股，通過這些年反覆的轉手已經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落入個人手中，以及一些利益集團的腰包，這還是最保守的估計，即便這個最保守估計的數量就有五千多億股，按照上周末六元多的收盤價計算，五千億股等待套現的資金就高達三萬多億，三萬多億現金等著從市場拿走啊！我們一年的經濟增長才多少？去年我們是十六萬億的總產值，按照百分之十的增長率，才不過一萬六千億，僅股市等待套現的資金就能把全國兩年的經濟增長全部吃掉，老百姓還有什麼指望？中央的戰略轉變還怎麼實現？貧富矛盾怎麼能不激化？並且這個過程現在已經開始了，所有的股民都看到了，現在中國股市出現了世界證券史上最奇特的現象，就是股價指數大漲，而多數股票價格大跌，股價指數和股票價格倒著走，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荒唐難解的現象，除了股價指數計算方法上荒唐的中國特色計算方法之外，根本原因就是三萬億資金的急需變現，用拉抬指數上漲的辦法乘機套現，套現的拋售必然造成股票價格大跌，從而才出現了股價指數大漲股票價格大跌的荒唐現象。只是可憐了中國的股民，以前熊市賠錢現在牛市還賠錢，倒霉的永遠只是老百姓。為什麼說股票價格下跌只是老百姓賠錢？道理很簡單，精英集團手裡國家股法人股的持股成本，和老百姓手裡的公眾股不一樣，他們手裡國家股法人股的持股成本最初也就１元錢，經過這麼多年的反覆送配，成本已經降到了不足２毛錢，而老百姓的持股成本是15元，現在拿不到２毛錢的東西現在和15元的東西在市場上一起賣，你說老百姓怎麼能不賠錢？對於不到２毛錢的成本來講，６元多的股價無論怎麼跌都無所謂，只要不跌破２毛錢就仍然是賺的，所以他們能拉著股價指數套現。更何況用來拉抬股價指數的錢都是銀行的錢，是共產黨的錢，是老百姓的錢，中國精英集團是人類歷史上最聰明的集團，他們用共產黨的錢拉抬股價指數上漲自己套現，然後再把老百姓賠錢的屎盆子反過來扣到共產黨頭上，說什麼是一黨執政造成的，大家可以看著，只要發生社會動亂，他們肯定會把股民賠錢的屎盆子反扣到共產黨頭上！現在一千四百家上市公司等待套現的資金是3萬多億，還有那已經被瓜分掉的十四萬個國有企業的數萬億資產，包括現在僅剩下的九十多個超大型國有企業還在緊鑼密鼓的MBO，還有那已經浮出水面的四萬億金融不良資產，以及還沒有浮出水面的同樣數量的金融不良資產，所有這些數字都是潛伏的災難，是隨時會爆炸的炸彈，最可怕的是所有這些炸彈的導火索都掌握在精英集團手裡，他們隨時都會引爆這些炸彈，特別是金融不良資產這個炸彈一旦引爆，後果不堪設想。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精英集團拚命向海外轉移資金和親屬的原因。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低估這個集團，這個集團能量之大，計劃之周密，出手之瘋狂，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反動集團，現在扶助弱勢群體的轉變還只是理論上的轉變，一旦利益關係調整的大幕真的拉開，矛盾就會激化，利益集團的反抗就會爆發，他們和老百姓的矛盾也會爆發，社會就那麼一碗水，給弱勢群體多一點就意味著強勢集團要少一點，強勢集團不答應他就會把碗徹底打翻。正是因為這個調整本身具有巨大的政治風險，所以我稱他是偉大的轉變，雖然實行這個轉變有風險，矛盾會激化，但是不實行這個轉變，風險會更大，老百姓會更絕望，矛盾爆發的災難會更大。

　　第七個轉變，就是從西方的經濟附庸向著建立自主創新型國家的轉變。改革以來就一直在說什麼用市場換技術，說什麼引進外資是要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結果現在大家都看到了，無論哪個領域哪個行業，凡是我們和外資合作的都完蛋了，不僅合作初期的民族品牌全部消失了，一些剛剛建成的世界級領先項目，如大型噴氣式飛機「運十」也都被徹底扼殺了。相反，凡是沒有和外資合作的領域今天搞的都很好，如「神五、神六」等航天領域沒有和外資合作，今天仍然保持著世界領先水平。特別是改革大本營的上海，最大的貢獻就是把中國的民族品牌消滅得一乾二淨，把上海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徹頭徹尾的買辦經濟。所以陳良宇這個人，和成克傑、程維高他們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成克傑、程維高他們只是純粹的貪官，只是為自己撈錢，並沒有在主觀上要毀掉中華民族，而陳良宇不是一個簡單的貪官，他們有一整套漢奸賣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路線，目的是要把中華民族推向死路，從上海對國有資產的瓜分，到通過股市對全國資產的吸納，到修改上海小學生守則，再到重新編寫上海歷史教科書，都反映了他們有一整套的賣國路線，有一整套把中國變成西方國家經濟附庸、政治附庸和文化附庸的路線。這次烏有之鄉一個很大的功勞，就是讓大家都知道了歷史教科書這個事情，上海重新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整個歷史沒有了人，不再是人的歷史，整個歷史變成了物的歷史，裡面衣食住行吃喝玩樂什麼都有，就沒有一個人，秦始皇沒有了，武則天沒有了，毛澤東沒有了，孫中山沒有了，蔣介石也沒有了，沒有了人，就既沒有了愛國主義，也沒有了賣國主義。讓學生學習歷史是為什麼？不就是為了借鑒前人的經驗教訓嗎！沒有人的歷史你讓學生學什麼？許多人不明白陳良宇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改，其實原因很簡單，只要歷史中有人活動，就有是非對錯真假善惡，有是非對錯真假善惡這把尺子，陳良宇這幫精英分子的歷史性質和歷史罪惡就會暴露出來，他們就無法掩蓋自己的醜惡罪行，人們對照歷史人物就會看出，他們是古今中外歷史上最反動最兇惡最殘暴最無恥最陰暗最下流最齷齪最骯髒最貪婪的一個種群了，人類歷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種群了，把歷史上所有最邪惡人物的所有罪行加在一起，也不及他們的萬分之一，大家可以數一下，秦趙高、隋煬帝、唐代安祿山、宋朝秦檜、明代魏忠賢、清朝和砷，這些中國歷史上超一流的最壞人物，和陳良宇集團比起來，都顯得十分微不足道。既然歷史是能夠照出自己邪惡的一面鏡子，就乾脆直接對歷史下手，不是像日本人那樣只是簡單的修改歷史，而是把歷史中所有人類活動統統抹掉。「欲滅其國，先去其史」啊，你說這不是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的把中華民族推向毀滅，還能是為什麼！可能有人會說，他們為什麼要有意毀滅中華民族？道理很簡單，只要中華民族這個債權人在，他們瓜分的數萬億國有資產就不踏實，擔心早晚會被清算，怎樣才能最安全？只有中華民族這個債權人消失，像前蘇聯那樣分裂成諸多大大小小的國家，他們才會踏踏實實地過日子，踏踏實實的把財產一代接一代地傳下去。所以說把中國變成西方國家附庸，或者配合李登輝台獨勢力，把中國分裂成許多小國，是陳良宇集團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過程，並且現在已經到了很危險的地步。

　　最近我經常看烏有之鄉網站，感覺特別好，類似高粱那樣揭露外資控制中國裝備工業、控制中國核心產業以及核心大企業的文章，特別讓人震驚，最近日本透露在控制中國經濟命脈上，日本採取的戰略是先觀望，不參與，避免觸動中華民族的敏感神經，等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都買完之後，他們寧可多花些錢，再從美國法國德國手中買下來，尤其是與國防相關的中國的裝備工業，等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都由日本控制以後，中日的歷史較量也就結束了，日本也就不戰自勝了。所以現在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整個民族工業的全盤大控股，對中華民族來講是災難性的。我們打開地圖看一看，一方面是全世界的生產線向中國轉移，中國成為世界大工廠；另一方面是美國對中國進行全面能源封鎖，並且完成了半個世紀以來一直進行的對中國的戰略包圍。老同志都知道，六十年代美國要對中國形成月牙形包圍圈，當時毛主席北出朝鮮，南出越南，堅決把那個月牙形包圍圈打破了，換來了我們幾十年的和平發展，可是沒想到，當初被主席打破的月牙形包圍圈，現在卻變成了滿月形包圍圈，所有資源通道都被封鎖了，美國完成了對中國完整的戰略包圍。美國支持日本佔領釣魚島，威脅控制著東海資源；美國操縱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威脅蠶食著南海資源，南海四十八個島嶼的大部分不在我們手裡；操縱陳水扁等搞台獨，同時威脅著我國整個海洋資源；美國以反恐為名義，佔領了阿富汗，切斷了我們和中東石油唯一的陸上通道；美國的航空母艦進入新加坡，控制了馬六甲海峽，扼住了我們遠洋油路的咽喉；同時美國又通過顏色革命控制了中亞，扼住了我們與世界第二大能源基地裏海的通道。剩下的唯一能源通道就是俄羅斯，而俄羅斯對中國的歷史態度同樣讓人憂慮，中俄談判多年的安大線石油管道就反映了這一點，開始說給我們修個安大線，把石油輸到我們大慶，解決我們能源問題，前前後後提出了那麼多極其苛刻的條件，我們都答應了，他們想得到的都得到了，可是卻反反覆復，直到今天也沒有結果，可見俄羅斯根本靠不住。從歷史上講，中國曆次危難的時候，俄羅斯總來瓜分一塊，而且每一次他拿的那塊比別人都大，雖然每一次瓜分並不是它發起的，如同動物世界的鬣狗一樣，它是隨後跑來的，但是它拿的那塊最大。這樣一來，用鉛筆在地圖上一畫，從日本到東南亞，再到中東至中亞，再到俄羅斯，正好一個完整的絞索套在中國脖子上，我們所有資源全部被鎖死了。與此同時，全世界生產線還在向中國轉移，那些主流經濟學家還在天天騙老百姓，說什麼世界工廠是個偉大的歷史機遇。其實世界工廠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全世界都來耗費我們的資源，都來耗費我們的能源，如同大家都拿著炒鍋到我們家來做飯，用我們家的煤氣，用我們家的水電，用我們家的米面，表面上看起來我們家很熱鬧，原來一個桌子吃飯，現在七八個桌子一塊開飯，經濟發展特別快，GDP總量不斷翻番，可是吃完以後怎麼辦？我們子孫後代怎麼辦？大家知道，中國的人均資源無論哪一項都是排名在世界一百位之後的，按照人均計算，中國絕對是一個資源窮國。為什麼那些資源富國不遠千山萬水把生產線搬到中國來？就是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了，二十一世紀人類面臨的共同威脅，就是資源的短缺，世界60億人都想過好日子，這就面臨著資源的威脅，所以大家都在採取措施保護本國資源。加拿大人均資源世界第一，完全可以賣資源發大財，可就是不讓外國資本來開發本國資源，他把開發成本提得高高的，讓你的開發利潤幾乎等於零，外資就進不去了。小日本也是拚命保護自己的資源：它人均森林面積世界前列，可是卻不允許砍一棵樹；它早就不燒煤了，卻是日夜不停的從中國運煤，煤買來以後放到水泥箱里，沉入海底，變成人造煤礦；對耕地撂荒放牧，實現生物植物之間的物質轉換，增加土地肥力，用他的汽車電視MP3MP4去國外換糧食吃，一旦遇到問題，馬上把儲備資源利用起來。不過小日本這種雕蟲小技根本沒用！你把十三億中國人逼上絕路，你還想過好日子？（笑）一看這就是小孩的兒童思維方式，而且中日海峽對於今天的軍事技術來說，簡直就是個小水溝，一步就能跨過去，再準備也沒用。但是它反映了大家都在重視資源，都在想方設法耗費別人的資源，這就是外國人把生產線搬到中國來的大背景。

　　資源封鎖之外還有一手就是所謂知識產權，如果說生產線轉移是西方國家到我們家來做飯，知識產權則是拿著菜譜到我們家來吃飯，吃完后我們還要給他錢。知識產權這個東西嚴重堵塞了我國知識經濟發展的道路，所有行業知識產權都控制在他們手裡，掌握著各種產品的核心技術，無論最後掙多少錢，大頭永遠是他們的。我說中國人真是冤枉啊，工業社會是玩體力的競爭，西方人是強壯的食肉動物，咱們食草動物鬥不過他還可以解釋，現在知識經濟是玩腦子的競爭，中華民族應該居於絕對優勢，還玩不過對方就不應該了。可現在連日本人都向我們要知識產權，你說讓中國人有多窩囊，日本人對世界文化發展的貢獻等於零啊，我小時候在膠東抗日根據地住過，經常聽老人們講日本人傻的故事，說能傻到什麼程度呢，他進村掃蕩「啪啪」一敲門問：裡邊有人嗎？你回答沒人，他回頭就走。就是智商低到這種程度的一個民族現在居然也向我們索要知識產權，你說是不是讓中國人窩囊死了。先不說在哲學在知識這個高層面上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即便是在技術應用這個低層面上，中華民族的智慧也是無與倫比的，三國演義大家都看過，諸葛亮那個木牛流馬，世界到現在都沒有達到那個技術水平，絕對綠色產品呀，不用電不燒油，舌頭一掰呼呼就跑，不但自己跑，還能馱著糧食跑，舌頭再一掰，就停下來了。今天科技這麼發達都還沒有造出諸葛亮那種不用電不燒油的交通工具。馬克思講，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的三大武器，就是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不都是我們的四大發明嗎？還有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講，把人類推入工業社會的科技發明的百分之八十五來自中國。可大家看看我們現在情況如何，大到宏觀制度，小到電子產品，你說有哪一樣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諾貝爾獎你別管它是不是個東西，就算是個鑒定書吧，我們除了文革期間的人工合成胰島素有機會拿而自己不要之外，改革開放這二十八年，天天做夢都想拿，結果是科學獎沒有拿到，倒是讓藏獨分子達賴拿了個和平獎，今年又差一點讓疆獨分子熱利婭拿到，你說中國人窩囊不窩囊！能夠反映中國人智慧的諾貝爾科學獎一個沒有，表示中國人窩裡斗的諾貝爾和平獎卻給了一個還想再給一個。中國人到底是怎麼了？真的在智力上也不如日本人了？這真是一個讓中國人死不瞑目的現實啊，我想每個中國人都會死不瞑目的！是誰把一個世界公認的超群智慧的民族害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就是那個什麼用市場換技術、用資源換技術，甚至用權益用尊嚴換技術給害的，強迫中國放棄了自力更生放棄了使用自己的大腦，並且用國家行政和財政力量幫助外國人摧毀我們自己的技術力量，讓中國人重新落到了萬般不如人的地步，不僅月亮是外國圓，星星都是外國亮了。所以現在我們對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可真是有了切膚之痛的感受，追今撫昔，就會感覺到這確實是一個偉大的轉變。

　　第八個轉變，就是衡量政績的標準，由單純的GDP指標轉變為社會人文發展的綜合指標。這個轉變我為什麼把他列進來呢？因為它將迫使我們政府的各級官員為了自身的利益，也會去關心民生疾苦，關心社會人文的綜合發展，從而超越各級官員個人政治品質的制約，無論好人還是壞人，都會在客觀上去做些好事，因此我也把他列為一個偉大的轉變。前面曾經提到，用GDP指標衡量政府政績，是典型的逼良為娼，按照這個標準，焦裕祿那種綠化沙漠的幹部是壞幹部，而把青山砍光的幹部才是好乾部，世界上再也沒有如此罪惡荒唐的標準了。所以我一直堅持認為，我們幹部的絕大多數都是好的，我們許多幹部的貪污受賄完全是被這種制度逼的。現在衡量標準改變了，我們的幹部可以真正按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原則重建我們的家園了。用黑格爾的話講，現在進入了正反合發展的合的階段了，用馬克思的話講，進入了否定之否定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了。前面說過我們黨有三個28年：前兩個28年是肯定階段，28年的民主革命和2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第三個28年是否定階段，對社會主義的否定階段；走了個「之」字型的曲折道路。現在開始了第三個階段，即否定之否定階段，由於這第三個階段是在吸取前兩個階段優點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它能夠全面形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黨史的這個三分法也符合中國歷史的大框架，中國歷史就是三分之二的統一發展，三分之一的分裂倒退，這或許是中華民族冥冥中的一種定數。無論是不是定數，中國都已經進入了全面復興的第三階段，可以說，只要目前的中央政治路線不被推翻不改變，哪怕只要能堅持三年，只要中國的左翼鬥爭能再堅持一年，我想烏有之鄉這些網站再堅持一年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中國現在左派右派的大論戰，就將肯定會演變成為一場東西方文化的大論戰，從而奠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基礎，形成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次偉大轉變再次表明了中華民族確實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每當這個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大禍的時候，她體內那種醫學家所講的生命應急機制就會突然啟動，使中華民族轉危為安。我們客觀地講，胡錦濤溫家寶並不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種天神般的偉大君主，他們為什麼能完成這個偉大轉變呢？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矛盾發展的產物，另一方面就是中華民族的應急機制在起作用。當然我們說胡溫不是天神，並非是一件壞事，在當今這個政治家平民化的時代，我們產生了兩個平民化的政治家，應該是中國人民的幸運，是中華民族的幸運。神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果說農業社會的政治家是神聖的，工業社會的政治家是卓越的，那麼信息社會的政治家則是平庸的，就像會計、醫生一樣，只是一個純粹的分工，這是當今世界政治文明發展的大趨勢。面對中國順應世界文明發展的整個過程，總讓人感覺到是冥冥中的一種安排，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個預設的過程，牛頓、愛因斯坦這些大科學家，黑格爾、康德這些大思想家，以及中國古代諸子百家，最終都認為歷史是一個預設的過程，並不是我們所能安排我們所能決定的過程，甚至我們本身就是這一預設過程的一部分。人們總是認為歷史的發展是我們努力我們鬥爭我們奮鬥的結果，其實不是。記得我小時候很頑皮，喜歡用唾沫吐螞蟻玩，我的唾沫落到哪個螞蟻身上，哪個螞蟻就回不了家了，無論螞蟻怎麼奮鬥都改變不了這個過程。其實我們頭上也有這麼一個頑皮的孩子，人類能不能回家也取決於他，我越來越相信在一點。否則你無法解釋中華民族每當岌岌可危時總會突然發生偉大的轉折，發生激動人心的偉大轉折。這是我們講的第八個轉變。

　　第九個轉變，最後一個轉變就是，政治倫理大旗由單純的金錢價值觀轉變為以公平正義、誠信友愛等內容組成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六中全會在思想領域裡的最大成就，就是放棄了金錢價值觀這面大旗，恢復了先進政黨應有的政治倫理。可以這樣講，在人類歷史上，一個國家一個政黨把金錢兩個大字寫入思想旗幟，作為國家政治倫理的基本準則，是從來沒有過的。我們天天說美國是金錢國家，可美國的國家旗幟上寫的也不是金錢，寫的是平等博愛民主自由，唯有中國惟有中國共產黨這些年來把金錢寫入了政治旗幟，這就是所謂生產力標準，著名的貓論：「甭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可以這樣講，我國這次歷史轉變，能轉變到什麼程度，轉變過程中會付出多大代價，最終得到多大歷史成果，其中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就是取決於我們對舊有價值觀批判的程度。價值觀的轉變是根本轉變，是所有轉變的基礎。中國落到今天這種道德體系全面崩潰的地步，就是價值觀轉變的結果，擺脫這種狀況仍然要靠價值觀的轉變。最主要的危害就是三個理論：「貓論」、「特色論」和「國情論」。

　　第一，發展目標上的「貓論」。甭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在中國本來是句罵人的話，在知識精英的炒作下，卻變成了全黨全國全民族的根本理論宗旨，變成了整個社會最高的道德信條，成為衡量是非對錯的根本標準，結果是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全面崩潰，中國變成了偽劣假冒坑蒙拐騙的大本營。按照整個理論，一個姑娘走上社會，做工人這隻貓，一個月才幾百塊錢；做小姐這隻貓，一晚上就幾百塊錢，你說哪只貓好？肯定是做小姐這隻貓好。於是中國進入了「無惡不作」的時代，所謂無惡不作，就是沒有罪惡就沒有工作，罪惡越多工作越多，今天我們才真正懂得了佛家「無惡不作」的含義。你看，我們環境毀掉了，環保產業就發展起來了；社會風氣惡化了，防盜產業就發展起來了；偽劣假冒興起了，打假產業就發展起來了，並且偽劣假冒產品越多，GDP增長就越快。總之是罪惡越多工作越多，沒有罪惡就沒有工作，只有罪惡才能推動工作。可以說，古今中外古往今來，公開的把金錢作為價值觀的社會，只有這幾十年，此外再也沒有了，這就是現在不僅是官場腐敗，民風也敗壞了的根本原因。

　　第二，就是特色理論。特色理論一個最大的弊端，就是否定了人類一切文明成果，而且使我們喪失了建立權利約束機制的理論依據。幾十年來一直在討伐批判所謂「姓資姓社」的問題，一提「姓資姓社」就罵你是極左，罵你是僵化，就罵你是弱智是傻帽是二百五，以至於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姓資姓社」的問題，是只有傻瓜才會提出來的沒有任何意義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是一個具有極其重大意義的問題，正是因為這個問題重要，才成為精英集團妖魔化的對象。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如果我們今天從事的是社會主義事業，就用社會主義價值觀來約束它，建立一套社會主義約束體制；如果我們是搞資本主義，就用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來約束它，建立一套資本主義約束體制。歷史上各個社會都有一套自己的約束體制，包括封建社會也有一套自己的約束體制，封建社會之所以能夠存在兩千多年，就在於它有一套相當成功的約束體制。可是現在卻出現了一種很滑稽的狀況，我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特色理論說我們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什麼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按照標準解釋，就是和資本主義有本質區別，和社會主義有原則區別，咱也不知道這個本質區別和原則區別之間到底又是什麼區別，就是它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所有的約束體制都無法建立。你用社會主義去約束他，他說他不是社會主義，他和社會主義有原則區別；你用資本主義去約束它，他說他不是資本主義，他和資本主義有本質區別；結果是他想怎麼干就怎麼干，為所欲為，沒有任何約束，這個社會就全亂了。我們今天這個社會之所以有秩序，就在於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如果現在突然冒出一批有中國特色的男人，這個社會就全亂套了，他進女廁所時說我不是男人，我和男人有原則區別；他進男廁所時又說我不是女人，我和女人有本質區別；他哪個廁所都能進，想進哪個就進哪個，那男女廁所秩序就全亂了。所以「姓資姓社」的問題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它和結婚要問是男是女的問題同樣重要，我們必須明確我們建立的是什麼社會，是什麼社會就用什麼價值觀來約束它。就像馬路上的行人車輛，要麼向右行駛，要麼向左行駛，如果說建立一套有中國特色的交通規則，也可以向右，也可以向左，那非得撞成一塌糊塗不可。所以說，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可以搞特色；但是在確定社會主義性質的問題上，不能搞特色。事物形式的發展可以千差萬別各有特色，但是事物性質的確定，沒有什麼特色不特色的，如同男女結婚的形式可以講特色，但是男女結婚的性別確定，絕不能搞特色，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不能出現性別不確定的特色男人或特色女人。特色理論是導致目前中國社會道德混亂的一個根本原因，大家都在講特色，國家講特色，單位講特色，個人就也跟著講特色，世界上再也沒有固有真理和統一規則了。看看現在的中國，沒有一個行業一種產品不造假，所有行業都在製造有「特色的產品」，除了小商販小老闆還知道廉恥是在偷偷造假之外，城市大老闆無一不是公開造假，去大商場看看就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是中國服裝出口歐美髮達國家，可是中國所有大商場都鋪天蓋地的在銷售歐美原裝的進口服裝，甚至大批的手工針織品都說是歐美原裝進口，進入大商場你才知道中國已經發達到讓美國婦女給我們織襪子了。大家都在罵有毒食品，其實農村的偷偷造假說明還有道德還有希望，城市的公開造假則說明這個民族已經廉恥喪盡了。

　　可見，民間道德的喪失，個體行為的紊亂，是一個國家政治倫理混亂的結果，制度如渠，百姓如水，渠道怎麼設，水就怎麼流，不糾正國家的政治倫理，就不可能重建社會的道德體系。中國老百姓本身並沒有問題，那些知識精英們總是罵中國人素質低，還拍了個《河殤》專門貶低中國人，說中國黃土地上產生的「黃色文明」，天然就是劣等文明，唯一出路就是讓西方「藍色文明」來替代它。其實中國的問題是在精英而不是在百姓，中國老百姓的文明素質沒有問題，看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就明白了。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毛澤東，我也可能會認為是中國人有問題，魯迅那麼偉大都錯誤地認為中國人有問題，像《阿Q正傳》就是說中國人有國民劣根性的，有了毛澤東我們才知道中國人並不差。就精神風貌和道德風尚來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是世界學習的榜樣，和今天正好相反，今天的中國人是全世界道德風尚的反面教材，無論走到世界什麼地方，都會看到簡體中文的道德提示，有個世界著名的華裔女作家韓素音，她在72年、74年的北京觀感中，讚揚北京無私助人的社會風氣超過西方任何一個城市，由於她是擁鄧反毛否定文革的作家，不可能為文革塗脂抹粉，所講的北京狀況應該更加真實。再就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來說，中國人表現的更是感天動地，就說朝鮮戰場，當時美國人打敗天下無敵手，單挑兩個法西斯國家全都踩在腳下，絕對是「東方不敗」，可是卻被中國人民志願軍打的焦頭爛額，以拍戰爭片聞名世界的美國好萊塢，拍盡了歷史上所有戰爭，可是直到今天就是不拍朝鮮戰爭，為什麼？因為敗軍之將難以言勇。所以說中國人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中華民族無論在哪方面都沒有問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幾十年逼良為娼的結果，是逼良為娼的文化、逼良為娼的體制，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醬缸，無論放進去什麼，撈出來都是臭烘烘的。

　　特色理論本身就已經形成了一種淘汰好人的機制，再加上要做明白人干實在事的口號，事情就更荒唐更極端了，最終對中華民族文明形成了毀滅性打擊。中華民族歷來講究要做好人干好事，毛主席就經常講做人要「做一個高尚的人，做一個純粹的人，做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做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做事要「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輩子為人民服務」。後來卻統統變成了做明白人干實在事，可什麼是明白人到現在也沒下過一個定義，於是社會就理解為吹牛拍馬投機取巧坑蒙拐騙就是明白人；貪污受賄，白花花的銀子最實在，所以只有撈錢才是實在事，其它都他媽是虛的，整個社會一下子就滑落到道德崩潰的地步，滑落到郎咸平所講的「人類歷史上最野蠻、最黑暗、最腐朽的時代」，可能大家會感覺郎咸平的話過激，感覺我講的也過激，其實並不過激，大家對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郎咸平講的完全是客觀事實。從西周開始到現在，哪個朝代能腐爛到如此地步，歷朝歷代的腐敗都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腐敗僅限於政治領域，只是政治腐敗官場腐敗，老百姓的民風一直都是很純樸很健康的。人們往往把隋末看作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時代，但隋末也只是官場腐敗，民間的倫理體系仍然很強大很乾凈，包括國民黨後來敗退大陸前夕，也都沒有腐敗到民間。可今天我們卻是整個社會肌體的普遍腐爛，這種社會肌體的普遍腐爛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其實政治腐敗並不可怕，政治腐敗好解決，就像一個人長了病，無非就是兩個辦法，一是保守療法——改革；二是外科手術——革命；對於政治腐敗改革不行就革命，解決起來比較簡單。中國現在這種社會肌體的普遍腐爛卻很麻煩，麻煩之處就在於它能把任何改革和革命都變成負數，變成社會的災難，可怕的地方就在這裡。所以這個特色理論必須要批判，特色理論已經成為干一切壞事的借口了。最初公開指出這一點的，還不是大陸人，（大陸人怎麼了？好事都不是大陸人乾的，你看這次批判右派也是郎咸平乾的），而是香港人，是當時擔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的史美崙女士，她針對中國股市的肆意欺詐講到：「鄧公的中國特色本來是個好東西，現在卻成為干一切壞事的借口了」。所有的壞事都只有一個解釋：中國特色！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為什麼？中國特色；偽劣假冒坑蒙拐騙，為什麼？中國特色；操縱股價會計造假，為什麼？中國特色；詐騙被抓不賠償，為什麼？中國特色；領導看誰不順眼掃地出門，為什麼？中國特色；扒別人房子不給錢，為什麼？中國特色；總之，永遠都只是一句話：中國特色！回顧近三十年的發展，幾乎所有的貪官污吏流氓惡霸面對老百姓最常用的借口，就是中國特色這四個字了。

　　第三，就是所謂的「國情論」。中國歷史上曾經有三次「國情論」。第一次是慈禧太后老佛爺的「國情論」，當時搞洋務運動，針對西方的社會制度，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基本路線，認為西方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結果怎麼樣呢？差點兒亡國滅種。第二次是蔣介石的「國情論」，認為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結果是天下丟在了共產主義者手中。這是第三次「國情論」，認為今天西方國家的文明和進步不符合中國國情。如果說特色理論是干盡一切壞事的借口，那麼國情論則成為拒絕當代所有人類文明和進步的借口，什麼人權不符合中國國情，民主自由不符合中國國情，公費醫療不符合中國國情，免費教育不符合中國國情，福利住房不符合中國國情，總之，凡是好東西都不符合中國國情。這實際上是把中國共產黨，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把中華民族放到了世界被告席上。道理很簡單，國情論的前提，就是承認對方是正確的，只是不符合中國國情，對其它國家都是適合的。說人權不適合中國國情，完全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也是對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世界人民的敵視。人權是沒有國界的，別說人權問題沒有什麼國情不國情的束縛，即便是真的有國情的束縛，人類寧可改變國情也要追求自由和幸福。人類物質上追求幸福，精神上追求自由的天性，是任何力量都改變不了，即便是國情也改變不了。我們現在用國情論把自己放到歷史被告席上，在價值觀上判了自己的死刑，結果讓美國的價值觀一下子統帥了世界。在政治文化層面上，中美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了，中國由人權的原告變成了被告，曾幾何時，毛澤東時代中國大民主的人權觀念橫掃整個西方世界，那時候是西方講國情，認為中國的東西不符合西方國情，現在怎麼倒過來了？同樣很簡單，那個時候中國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人權的確超過西方國家，後來的中國人民別說人權了，連動植物的權利都沒有了，過去用草菅人命來形容惡官，意思是把人看的和草一樣的賤，現在的老百姓已經連草都不如了，草還有個保護法還有個植樹節，可是中國老百姓有什麼？連西方國家工人100多年前爭取到的罷工自由都丟了，西方國家工人爭取到的「五一勞動節」，在中國都變成了「五一老闆節」，看看前些年的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幾乎清一色的都是老闆，為什麼？因為鄧小平說了，我們國家所有的人都是勞動者，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老闆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既然老闆和工人都是勞動者，人家老闆比你工人重要，屬於先進生產力，五一勞動節自然就變成五一老闆節了。中國政治倫理墮落到這種地步，如何不在價值觀上成為歷史被告！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批判國情論，不是像民運派那樣要搞什麼西方式的民主人權，而是要重建遠遠高於西方集團民主的社會主義大民主，把人權由集團內部推向全體百姓。可以這樣講，當今世界關於人類價值觀的選擇和鬥爭，將主要表現在兩個國家之間的鬥爭上，中國和美國。過去20世紀影響世界半個世紀的是這兩個國家，今後21世紀影響世界的，還是這兩個國家。許多人總是認為中國的GDP很小，不足以影響世界，其實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主要是價值觀方面的，無論正面還是反面都是如此。可以這樣講，今天發展中國家的悲劇主要是來源於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是中國對發展中國家一度的背叛，導致了發展中國家今天的悲劇，多哈會談就是典型，本來2000年要談成的東西，到現在多談了六年還是談不下來，就是因為發展中國家一盤散沙，缺少了中國這個政治領袖。當初中國要搞現代化，在精英們的鼓噪下，中國改變外交路線，拋棄窮兄弟，只交富朋友，結果是富朋友沒交住，窮兄弟也丟了，中國變成了孤家寡人，聯合國一開會就投棄權票，成了棄權專業戶，自己和窮兄弟都遭受到巨大損失。這一次好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標誌著中國又回歸到發展中國家的窮兄弟當中了，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和非洲兄弟又連在一起了，這是中華民族命運的一大轉折點，是毛主席生前擺好的一局大棋活棋，中非論壇標誌著我們又回到毛主席生前設立的國際戰略框架中來了，所以我們說它是偉大轉折，的確是只能用偉大轉折才能形容。我們換個思維方式來看中非論壇，也能看出它對美國對西方國家巨大的制約作用，按照中國古代「五行」說，東方是木，西方是金，南方是火，北方是水，中間是土。五行中是金克木、火克金，金克木如同狼吃羊一樣是天然的秩序，這是冥冥中註定的，註定了西方征服東方征服中國，而中國不可能單靠自己力量去征服西方，如同木不可能反過來克金，羊也不可能反過來吃狼一樣，木頭是不可能砍斧子的。那中國怎麼辦？毛主席一代大佛，給我們留下一套三個世界理論，就是以火克金，這絕對是個法寶啊，可惜我們後來丟掉了。現在我們正在重新拾起這個法寶，以火克金，有兩把火，一是非洲這把火，二是伊斯蘭這把火。21世紀中華民族就要藉助這兩把大火，同以英美為代表的盎格魯—薩克孫族群展開歷史大較量，由較量形成平衡，由平衡形成合作，在合作基礎上雙方攜起手來在共同整合東西方文化，共同創建地球村的合理規則和和諧文化。世界上只有中美兩個國家能完成這一任務，因為只有這兩個國家進行過解放全人類的教育，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天天講「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現在決定美國政策的新保守主義，也在天天講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世界其他國家都沒有這樣的教育，只有中國和美國，在進行地球村的教育，進行全球一體化的規劃整合。並且這兩個國家都已經具備了創建新文化的能力，都有一隻腳已經跨入了新的歷史時代，毛澤東的中國，第一次在理論上系統闡述了與未來社會相適應的大眾政治文化，並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了初步實驗；現在的美國則已經在制度上開始實踐大眾政治文化。這兩個目前表面上十分敵對的國家，在帶領人類社會實現向大眾政治文化過渡的過程中，卻是相反相成，配合的相當好。經常有人對我說，現在不要提文化大革命，最好是把文革繞過去，我說不能繞過去，這是知識產權問題，美國現在搞的大眾政治，知識產權是我們的，為什麼要繞過去？我們的知識產權丟的還少嗎？四大發明的知識產權，全世界都在用，到現在也沒收回過一分錢，這次大眾政治的知識產權我們不能再丟了，人類正在進入大眾政治、大眾經濟，大眾文化組成的大眾時代，這個知識產權是我們的，是我們文革期間創造的。這幾十年就是丟了這個知識產權，講國情論，自己創造的東西卻說不適合自己，結果把自己弄成了背離世界文明進程的歷史被告。可以說，大眾政治取代集團政治，已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從現在集團政治的全面腐敗和腐爛，也從反面說明它已經走到頭了。精英集團講的什麼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完全是胡說八道，台灣是民選政府，可是它的腐敗遠遠超過大陸，義大利三屆總理，361個內閣成員全都是腐敗分子，那可是歐洲最自由的國家。今天的腐敗已經不是集團內部權利制衡能夠解決的了，它反映了集團政治時代將要結束了，將要成為歷史了，人類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任務，集團政治曾經是偉大的，曾經在幾百年裡給人類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現在它應該退出歷史了。就像穿衣服一樣，一到冬天我們的西服就要換成羽絨服，不是說西服不好，是季節變了，我就得換上羽絨服。人類政治模式也是這樣，時代變了就得隨著變。我們反對那些右派精英的政治改革主張，也是因為這個道理，既然集團政治已經被淘汰了，我們幹嘛再要去走一遍呢？我們這二十多年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課補的還不夠嗎？還不夠痛苦不夠悲慘嗎？還要再去補資本主義集團政治那一課？那不是自己找著亡國滅種嗎？毛澤東曾經實驗的、美國現在正在發生的大眾政治，才是我們政治改革的正確方向。現在想起來，毛澤東啊真是偉大預言家！老人家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只是生命是有限的，老人家感覺到來不及了，又不想讓中國人走太多彎路，所以搞了文化大革命，想以此告訴人們一些東西，如同父母對孩子一樣，明知道孩子不高興，但是為了孩子的前途，也要約束孩子去上學。如果沒有美國今天客觀上的實踐，我們也不知道文革是對的；同樣，如果沒有文革，我們更不知道美國今天變化的歷史意義。現在我們知道了文革並不是烏托邦，如同現在這個烏有之鄉，雖然叫烏有之鄉，可並不是真的烏有，而是實實在在的存在。好了，關於偉大轉變的內容，就說這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