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到老同學家裡聚會。
酒至酣處,老同學拿出了一個黃信封,我打開一看,是畢業前我託付給他的一些照片。照片記錄了一九八九年春夏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運動的一些場景。
看著看著,我突然熱淚盈眶,失聲痛哭起來。我是一個自制力很強的人,說實在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失態,還當著孩子們的面。也許是想起來這麼些年來的苦辣辛酸,也許是想起了當年心懷壯志想改變社會,而如今只能改變自己,遠走異國他鄉。頭一次真正領會了百感交集這個詞,難以言表。
八九年,我正在做畢業論文。參與指導學生畢業論文的老師提出題目,由學生自選。當然了,這不是簡簡單單的學生挑老師挑題目,老師也同時選擇學生。我的指導老師是沒人跟我搶的,因為我們已經有過兩次合作,這畢業論文當然也非他莫屬了。
我的老師叫徐萬東,是南方東北人。他上大學趕上文革,挖了九年煤,然後又回校上研究生,師從物理學家余瑞璜。他是中國第一批土博士。
徐老師屬於那種典型的江南才子,特聰明,幹什麼像什麼。研究物理,他的博士論文曾經獲獎;全民下海時,又要在鞍山西道開公司;等我和他再次相會在北京時,他已經是著名股評家了。他還有好多發明專利,退休后又研究數學,號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材料系一個教授手裡有一個項目,徐老師分過來一部分(徐老師不是書獃子,交際能力也非常強),拿出一點讓我做論文。
開學之後,我跑了將近兩個月,資料基本上準備差不多了。就著手準備實驗,用以驗證理論。
實驗需要拍攝。那個材料系的教授,我們的大老闆就讓我借出一台相機。他們實驗室有一台理光單反,還是很新的。考慮到實際情況,我還借了一個中焦鏡頭,腳架是我單買的,快門線是相機自帶的。大老闆還問我要不要高速攝影機,當時我想著只要用瞬間畫面就行了,攝影機費膠片不方便,就沒有要。在論文快寫完時,我突然發現自己論文的一個最大的漏洞,後悔當時應該沒有選擇攝影機配合使用,這樣就可以避免了。但是當時人心惶惶,已經沒有人再想這些事了,我就沒提,到最後也沒人問,算是矇混過關了。
這期間就趕上了全國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這台相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用它記錄了京津兩地我看到的方方面面。我那點課題經費除了京津兩地來回跑的火車票,剩下的絕大多數變成膠捲相紙和顯影粉。
那時沒有攝影包,我就用一個軍挎裝著相機,用一件毛衣包起來做保護。由於攜帶不便,我一般只帶一個中焦。廣場上人多,拍全景不易,所以多是特寫。只有在天津,隨帶了兩個鏡頭互換,可以用標頭拍全景。
宣布戒嚴那天,廣場上來了兩架直升飛機耀武揚威。我的中焦鏡頭不給力,沒有拍出好東西。
晚上,我趕最後一班火車回學校,沒有吃飯,進暗室,連夜沖洗膠捲,洗印照片。其中幾張我覺得有震撼力的放大洗印多張。等到完成,已經到了上午。出樓一看,遊行的隊伍正在出發,去市政府請願。
我趕緊把照片分發給遊行的師生,又帶著幾個膠捲跟著隊伍走了。
原來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已經變成反對腐敗要求民主的全民運動了,各個省各個部門大企業紛紛表態或者支持這場運動。那時我也感到一些不安因素:明顯有一些黨內勢力參與進來,學生運動成了他們的角力場;有些人提出過激的要求,要求共產黨下台,要求懲辦某些人,這明顯是敗筆。
老師們都積極支持,但對運動的結果卻看法不一。我和徐老師都認為,民心所向,勢不可擋。共產黨無論如何也要做一些讓步,順應民心。而另一個導師任隆良卻不樂觀,引用毛澤東的話:學生運動沒有好下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還有一些老師也是謹慎樂觀。
五月最後一個星期,趁著暫時的平靜,我和徐老師把實驗做了,照片拍了。我然後就把這幾十張照片擺開,逐張分析,挑選出支持自己論點的照片。
正在我忙得焦頭爛額時,那一小撮獨夫竟然悍然動用軍隊屠殺人民。殺人暴行的照片立刻傳真過來,長安街欄桿的彈痕,血泊中的群眾,滿地的屍體,讓我們義憤填膺。
開槍那天,我爸在兵荒馬亂中趕來學校看我,怕我出事。我那時不知道父恩似海,竟然不願意跟父親多說一句話,父子相對無言。吃完午飯,我送父親去車站,一路無語。站在海河邊,我突然說了一句:中國沒希望了!這句話我父親現在還記得。
雖然中國沒希望了,我卻從來沒有動過心思離開這個國家,直到孩子出生。
那天,我的這個同學也趕到學校來,因此也還記得我父親來學校的事情。
殺人之後必然是清算,我對紅色恐怖沒有經歷過,但也有足夠的認識。在兩次大遊行中,我都參加了拍攝。當時有照相機的學生不多,基本上是傻瓜。像我這樣的手持高級單反的學生幾乎沒有,即便有也是校報記者之類的,而且我還分發過照片。每次遊行,特務們都肆無忌憚地拍攝,因此我怕被特務盯上。
另外,我怕清算時背靠背揭發,我一定會被揭發檢舉的。而我拍攝的這些圖片雖然不寶貴,卻也是一段歷史的見證。也許有一天,不,一定會有一天,這些照片應該展示在陽光下。
於是我就把照片交給了我的這個同學。首先是因為我相信他的人品,其次是因為他已經工作,和學校牽扯少,最後是因為他是本市人,想必他們不會搜查每一戶市民。
原想的清算沒有到來,學校也沒有秋後算帳。除了上面點名的幾個頭頭,大多數人都沒事了。
但是學校要求畢業生必須寫論文,沒有論文不準畢業。這對我來說不難,心中有數,連草稿都不打,直接在論文紙上用了一天一夜,兩包煙就完成了。可不是所有人都這樣,我知道有很多六月之前一丁點都沒動的大有人在。不過答辯時沒有老師難為學生的,大家都安全過關。
歲月流逝,我們失去了聯繫。而藉助網路,我們終於又見面了,直把異鄉當故鄉。二十多年後,又相會老照片,令我想起那激情飛揚的青春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