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與良心債（ZT)

翟明磊

公民張大中是個有錢人。用俗氣一點的話說叫發達了。他的資金規模有多大呢，三十年，大中電器連鎖店創造了三萬個就業崗位，十億元稅收。

真的是有錢人。但和許多中國有錢人不敢說第一桶金來歷不同，他敢說。

他的原始資金是一千元，這一千元是國家發給他的母親的撫恤金。1980年用這一千元，張大中在廚房創業，用餅鐺做底托，用紡紗廠梭子做燈桿做成落地燈在農貿市場賣，然後生產擴音板，到電器店，就這麼發了。

國家為什麼給張大中發一千元憮恤金呢。

因為政府槍斃了他母親王佩英。

嚴格的說不是槍斃，在宣判死刑后赴刑場的路上，怕張母王佩英喊口號，行刑人員不僅摘下了王佩英的下巴，而且用一根細繩子勒住喉嚨，讓後面的人拽著。因為勒得太緊，還沒到刑場，母親王佩英就被勒死了。

為什麼這麼害怕這個女人說話呢？原來當時她就是所謂的刷反動標語的人。1964年到了1968年，她書寫反革命標語1900條。

在1968年的國慶，牛棚食堂以吃炸油條慶祝，大家吃得歡。突然一個女人放下碗站起來：「同志們，請你們注意，我說兩句話：」食堂中鴉雀無聲。她平靜地突然喊：「打倒毛主席，劉少奇萬歲！」

她這樣呼喊反動口號，前後喊了三次。

再請欣賞一下她寫的標語

「四大家族都逃走，五大家族毛澤東，人民財富歸你手。」

「共黨居世，鐵打江山，共產黨員，著上馬衣。陞官發財耀武揚威，騎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顧自己，不顧人民。」

「人民對您客氣，毛主席，請您自己跳下政治舞台吧。」

「陳獨秀是好人，人們永遠紀念他。」

說是反動標語，其實這個普通婦女只不過是用筆寫在小紙條上，一開始把小紙條放在食堂，路邊人們能看到的地方。最後她把標語散到了天安門，西單商場公共場合。

她被定成反革命，槍斃了。

她不是知識分子，甚至不是幹部，她是鐵道部設計專院幼兒園的阿姨，後來成了一個宿舍清潔工。她和高層政治八杆子都打不著。

這樣一個普通婦女，何苦？何必。

讓普通人更不理解的，當時她的丈夫已去世，她一個人單獨養著七個孩子。為了孩子，她也不應該這麼做啊。

當時人們第一個反應是她瘋了，最初單位書記在聽到她開始說：「毛澤東在指揮國家上有重大失誤時。」書記覺得很麻煩，那時劉少奇雖然失勢，還在位。把她抓起來，萬一劉少奇又上台了呢？不把她抓起來，自己不成了包庇犯，因此最好的辦法是關進瘋人院。

沒想到給她吃藥，吃那些吃了就發獃，淌口水的葯，沒用。安定精神病醫院不要王佩英，鑒定書寫著：「除高血壓外，生活自理如常人，無精神異常，在住院間思想反動，對黨不滿……」

她沒瘋啊，人們更難理解她了。

要知道一個母親隻身撫養七個兒女，最小的女兒張可心才 １１ 歲。離開母親后，小可心常常夏天還拖著大棉鞋，讓鄰居大媽看了都抱著哭啊。這麼狠心的女人。

母親被槍斃后成了全家七兒女的心病，在家庭聚會上，他們很少談母親。以前因為羞恥，如今因為傷痛。

他們被母親拋棄了，母親為了那些口號犧牲了。

大中有錢了不是？他決心拍一部紀錄片，弄清楚他的母親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為媽媽生前從來不和他們說政治上的事。這個片子是張大中自己當導演，請了紀錄片工作者胡傑（助手胡敏）拍攝，記者郭宇寬文字統籌，王佩英小女兒張可心當總統籌與採訪員。

他們沉甸甸地出發，去尋找那個狠心的媽媽。

有點象現代版小蝌蚪找媽媽？

難友們告訴他們，王佩英在獄中經常說的是：「我最想我的小女兒可心，她太小，沒有人照顧她，我一想我都難過……」

張可心一聽哭成淚人，媽媽，媽媽，小時候太小我都不知道，你為什麼這麼做。

可心的名字很好聽，原來王佩英在生了六個」禿小子」后，一直想要個女兒，女兒出生了，她可高興了，連喊：「這下可是可了我的心了。」於是起名張可心。

採訪中,郭宇寬發現王佩英其實對孩子非常用心，也不是心腸硬的人，她因材施教，關照了子女。在出事前，媽媽曾把小女兒張可心單獨叫到博物館邊：「媽以後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可心抱著媽媽哭了「媽媽，不會的。」

對於大大咧咧的調皮鬼張大江，人稱頑主的。媽媽和他說的是一把箭的故事，就是國王臨死前叫幾個王子叫到面前讓他們捌一根箭與一把箭，講述團結的道理。媽媽出事後，他成街坊年青一代的小首領，沒人管動他。

對於老六大圃，是個非常積極的紅小兵，班長，熱心抓反革命。王佩英很放心，因此什麼都沒對他說。

張大中是老三，經常去看望精神病院的媽媽，但媽媽從來沒有給他說過政治上的事。只有一次最後告別時，媽媽看著他：「兒子，實在對不起，我的事將會牽連你們，使你們未來呢，將有很大麻煩。」

孩子們把這些信息湊到一起,現在才理解為什麼媽媽總是讓老三大中去看她，而不是其它大兒子。不是他們理解的媽媽偏心，而是老大，老二那時工作了，去看一個反動媽媽，王佩英怕兒子受牽連，沒了工作。而老三張大中，當時還沒有工作單位，正適合探望。

現在孩子們才明白，媽媽一點點都不和他們提政治的事，正是為了保全他們。他們能有今天是媽媽心細的結果啊。

王佩英並不是一個有勇無謀魯莽的人，她完全清楚自己行為的後果，並做了儘可能妥當的安排。

王佩英和林昭一樣是一個外表端莊美麗，柔靜白皙的女子。當打手們在批鬥會讓她下跪，她堅決不跪，用腳踹她腿，腰，她仍是昂然挺立，甩甩長發，儘力保持著端莊的姿勢，她是勇敢的，也同時是一個愛美的女人。

造反派問她說你是如何惡毒進行反動活動的，她同樣昂然的說：「我舉起右手打倒蔣介石，舉起左手打倒毛澤東。」因此這句話，她被一下子定案了。逮捕后，她被戴上牲口用的口嚼子，不讓她說話，還被帶上特製的林昭也用過的口罩。

機關的同事和難友回憶。

她很少哭，但是，有一次例外。那是她生命最後的時刻了。審訊人員說給她最後一次認罪的機會了，否則再也看不到她的兒女了，她哭了，哭得很厲害，淚水盡情流淌。她已經預感了生命的盡頭，她深深地留戀這世間美好的一切。在眼淚中，她注視著他們，輕輕地說：「劉少奇不是叛徒。」

為什麼，兒女們還是不明白，這不是個狠心的媽媽，這個媽媽1960年還給家裡買了一尊毛澤東像，告訴兒女，「這是我們的大救星，大恩人。」

探索的旅行繼續著，胡傑，郭宇寬和張可心，張大中在路上。答案在王佩英的家鄉開封找到了。六二年開始媽媽的思想有了變化，認為毛澤東在指揮國家上有重大失誤，要求毛主席下台。

當時她在北京工作，但來自開封的鄉親們給她帶來了大飢荒的真相，開封前地委書記張申（1959年任）接受了胡傑的採訪告訴他們當時開封的農民只能用蘆草根磨粉充饑，僅開封下面一個縣就餓死了十二萬人。永城縣一百十萬人，十分之一的人死掉了。這些饑民向北京親戚要糧食使王佩英知道了真相。而當時劉少奇對毛說出「人相食，要寫進史書」的話，毛視其為造反。

知道真相可以不說啊。

王佩英為什麼要說呢。

郭宇寬和張可心們繼續上路。

原來王佩英和丈夫張以成解放前就是地下黨工作者，在任中華通訊社開封社外電口譯員時，張以成就將情報源源不斷提供給中共，后開張以成成為鄭州地下黨負責人，曾給共產黨送去鄭州城防圖，領導發動學生運動，工人罷工，瓦解國軍士氣，保護美孚大樓鐵路電信局等重要物資與大樓，使共產黨順利解放開封。當時中共地下黨沒有活動經費，張以成賣掉了一半的房產來救濟中共的活動。而另一半則在解放后捐給了黨組織，因為王佩英堅決認為共產黨員不應有私產。

捐了全部私產後，原先的富家女一文不值，困難到向鄰居討糧食養活七個兒女。

張以成是北京朝陽大學法律系畢業生。他與王佩英結婚後去北京工作，但一直沒有合適和成功的工作，一度以賣老家的「吹喉開關散」為生，最後不得不回到王佩英的家鄉開封。這時，張以成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王佩英用自己的私財救濟了他。

兩口子當時一心過著自己小日子，但張以成突然被日本憲兵抓走，說他殺了日本人。嚴刑拷打后被關於北京的監獄。張以成確實沒那麼英勇，他確實沒有殺日本人，起因是他當巡官的大姐夫有一把盒子槍，離開北平時存在張以成那兒，張以成離京時又把槍存在舅父處，被憲兵查出，舅父慌亂中說成是張以成的。

一場無妄之災改變了不關心政治的張以成，用現代的話說，他成為一個「憤怒青年」。感到了當二等公民的悲哀，常嘆報國無門，大丈夫馬革裹屍還。被共產黨注意到了，發展他成為地下黨員。當時共產黨名義上是被國民黨收編的抗日隊伍。只要是抗日愛國，張以成是分不清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區別，可能是誰先聯繫他，就會加入誰。

而當時共產黨發展情報員有一個原則，即不許與國民黨在日佔區的諜報員接觸，而是與親日分子接觸。張以成在日據區的通訊社工作，正好被利用。

王佩英一直認為共產黨是為勞苦大眾解放的，她為此付出了自己財產，獻出了丈夫（張以成積勞成疾，以肝病60年去世），因此當她發現黨變質了。「共產黨員都有特殊待遇，過去共產黨拋頭顱灑熱血是為了解放人類，而現在共產黨是高官厚祿，養尊處優。」她不認為問題僅在毛的身上，比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更清醒的是：1965年她竟然要求退黨。

一封退黨申請信，語言急切， 「申請退黨，理由如下，因無意義，又無目的，自我受罪，何苦而為，因此因此，堅決退黨，速辦手續。」

更為遠遠高於同時代人的是，她不再信任黨，不再信任被獨裁者綁架的「組織」，因為那違背她自己的信念。

「誓死不信不信，一定堅決不信仰共產黨，速辦退黨手續交我本人。」

「一人做事一人當，甘心情願，願為六億人民利益出發，絕不改變自己，絕不顧惜自己的一切。」

孩子們繼續追述父母的故事，發現了父母的浪漫故事。

當時王佩英是一個富商的獨生女，十二歲父母雙亡，她繼承了四十三間房，四十三畝地與不少家財。擁有開封北道門街最氣派的房子。

她和監護人住在深宅大院，有親戚想霸佔這個弱女子的房產，王佩英出手不凡，找了一個年青律師打官司最後保住了家產，這個律師就是張以成。當時監護人堅決不同意她與這個窮光蛋大學生談戀愛。王佩英想到一個聰明的辦法，她讓張以成光妝成年青女子，扮做王佩英同學來陪小姐做功課，就這麼戀愛上了。

媽媽原來是這麼 一個浪漫的女人啊。

家庭尋訪團繼續追尋這樣一個浪漫女子為何有這麼清醒的認識。

原來和她的教育有關，王佩英畢業於開封靜宜女子中學，並且是第一屆學生，這個中學是天主教的學校，校長夏蓋修女是著名的對中國人民有強烈熱愛的傳奇人物，她後來遷校去台灣，就是今天的靜宜女子大學。當年的靜宜女中，多是有錢與有思想人家的子女就讀。

靜宜女中的教育目標是「以期養成忠實健全之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啟發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從。」「剛健篤實，見義勇為」

可能這是王佩英的思想源頭。

破除盲從穿越了她的一生，而基督教的罪感使她勇於奉獻，做出庸人無法的家園犧牲。

讀到郭宇寬的《王佩英評傳》至此，讓我這個以公民教育為已任的人感嘆不已。

王佩英與張以成的一生就是共產黨興亡的縮影。新儒學宗師唐君毅說過抗日時，確實中國最優秀的一批青年投到了共產黨那邊。

共產黨中最優秀的一部分人組成往往是這樣的，王佩英型的，出身富家子弟，出生時即有財富，受過最好的教育。因為對財富沒有親歷艱難創業的過程，認為財富來之容易，而這些優裕弟子目睹社會貧富差別，出自良心格外敏感，遂有均財而大同的想法。象王佩英散財救地下黨就是一類。這樣的富家子弟純粹出於理想，而認為私產之可惡，成為共產黨中最先進的一部分。

還有一批可稱張以成型的，就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但找不到工作，失業流離，偏激怨恨，將社會問題歸為政府與國民黨。就象現在的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這種怨恨之心被煽動后成為顛覆政權的原動力。

而在抗戰期間一直消極避戰的共產黨利用國民黨時期開放的輿論空間大做文章稱當時犧牲一百多將軍二百萬士兵的國民黨為不抵抗政府，自稱抗日。用愛國的名義吸收了大量如王佩英，張以成的優秀青年入黨，成為共產黨中最具理想的成員。但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以恐懼與思想統一來奪取政權的獨裁黨，以民主勞苦大眾來做組織動員。一旦解放后，本相暴露無疑，而那些純以理想來追求的共產黨員如王佩英往往是最早看透共產黨本質而覺悟的。李慎之如此，李普，李銳如此，袁庚也是如此，當他們覺醒時就會毅然決然地為年青時夢想而鬥爭。所不同的是自由派元老是在文革後期才終於醒來，成為「兩頭清」人物，而王佩英比他們早了十多年。

當他們覺醒后，所謂愛國的迷思終於被公民教育的種子長成的清醒所刺透，當他們知道在抗日時共產黨不僅沒有抗日，反而拚命保全自己搶佔地盤，在解放戰爭中圍長春，驅民前陣，餓死了三十萬人，在大飢荒年代餓死了三千萬老百姓時，他們開始反醒自己為何與謊言同謀了。

他們看穿了毛澤東和他旗下一批黨棍的真相，他們是想利用人們的理想來重建封建王朝，而且是一個集法西斯大全的王朝。

王佩英的反叛與李銳，李慎之一樣是絕然痛苦的，因為他們人生的經歷已經和共產黨融合在一起，要剝離的話是從心與血開始，連皮帶肉的撕離啊，常人無法忍受，這也是眾多老幹部至今還在糊弄自己，眾多人還在崇拜毛澤東的深層原因。

最重要的是這批老理想主義者看清了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共產黨一系列革命性的偏狹，明白用謊言，偏激，消滅人性的鬥爭只能是建立一個邪惡帝國，革命革反革命，反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命命，最後剩下的只是人命。一種理性與溫和的力量終於在中國獲得了自己地平線。

當年康梁掩蓋自己「圍園殺后」的陰謀，說了多少謊言，他們的偏見與獨斷使中國走上了加速革命的不歸路，連大學者章太炎也不例外，為了排滿，考據學的技巧都沒有了，（最著名的例子是梁啟超撒謊說慈禧太後用三千萬海軍費用建頤和園）當他們在晚年清醒時，他們養育的志士們卻已一去不返了，最終這一浪潮養育一代比一代在道德上淪落，手段上比狠的梟雄，孫中山污損袁世凱刺殺宋教仁，違反程序起義，孫中山為排滿不惜編造甲午戰敗後漢人父老為日本人打敗滿人歡呼雀躍的謊言，到毛澤東自編中共黨史，對著劉少奇說出「你劉少奇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這樣流氓老大火拚的話。

一代代用一個比一個狠的理想來吸引年輕的知識分子。更可怕的是這種偏激和極端都是自覺，清醒，理性化的。

梁啟超說過： 「彼始焉駭甲也，吾則示以倍可駭之乙，則能移其駭甲之心以駭乙，而甲反為習矣，及其駭乙也，吾又示之以數倍可駭之丙，則又移其駭乙之心以駭丙，而乙又為習矣。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所駭者進一級，則所習者亦進一級。」所謂革命和繼續革命,而共產主義則是這種駭人的理想的最高進化物。

最可怕的是梁啟超培育的知識兒如毛澤東等，在梁醒悟偏頗而停步時，他們卻加速走向人血革命。 為了自達目的的宣傳使大部分中國人養成了只信宣傳不看事實的惡習，這是革命的根基。最終毛澤東的百花亡時我獨開的秋氣，戰勝了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春溫。

而有初步公民理念的人為何放棄自己的獨立判斷是毛以國家富強做餌，以圖存興中華為目標誘人入專制牢籠。最後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兒女。

而倖存的兒女終覺昨是而今非，這是李慎之最後說出如果有下一輩子，我願意做一生的公民教員的原因。此話沉痛，痛何如哉。

公民教育，無非是重事實，講道理，通人性，惜人命，衛人權，溫雅和合，做一個不被人惑的人。

張大中有了錢后，不僅不象一般富家人，耀武揚威，衣錦還鄉，而是去還良心債。

張大中們不僅還了良心債，還找到了良心債的源頭。

財富與良心債是一個如此沉重的話題。

富家子弟王佩英輕易拋去家族的財產為贏得中國的未來，最後人財俱亡，只給兒子留下了一千元用生命換來的撫恤金，張大中用這一千元起步最後贏得了幾十億的資產，一步步明白了私有財權的重要，這一經歷太慘重了。

這也是茅於軾說的救助窮人，保護合法富人的歷史教訓來源。

至此我們欠王佩英的良心債是否還清？遠遠沒有。

在郭宇寬的書，胡傑的紀錄片中，有一處細節擊中了我，讓我久久不能平靜。朋友們你們知道王佩英的判決是如何做出來的嗎？

原來當時有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慣例。每一個重要政治犯的罪行是印成材料，發到各個單位，讓單位的群眾討論，讓群眾們定罪的。問群眾們，你們看，判什麼刑，這叫群眾專政嘛，用現代的時尚話叫「參與式民主」，所以是大家來判刑。經過十幾分鐘的討論，幾千名（也可能是鐵道部上萬名職工）王佩英單位的群眾一致表示：死刑，並正式上報給法院。最後才判處王佩英死刑的。

我痛苦的閉上眼睛。這是黑社會的罪惡入股方式啊。

秋瑾死了，人們去沾人血饅頭吃，是自發的迷信。可是王佩英死了，每個判他死刑的群眾，是一種有組織的吃人血饅頭的行為啊。

試問那幾千名（也可能近一萬名）的群眾啊，你們吃了王佩英的人血饅頭，又如何還這個良心債呢。

胡傑與郭宇寬找到了幾個當時參與迫害王佩英案的幹部。無一例外，他們在問及關鍵問題時表示「老了，糊塗了，想不起來了。」

還有多少人還吃了人血饅頭呢，更驚人的數字，十萬人。宣判政治犯死刑當時均在北京工人體育館，每次有十萬人參加。一位參與的人回憶，當時每宣判一個人，有五個大漢控制一個政治犯，猛地抓起政治犯的頭髮，讓他（她）向十萬人露一下臉，然後迅速按下去了。當宣判完死刑，那些刑事犯往往被驚天地動十萬人的口號聲嚇癱了，而那些政治犯往往是拚命掙扎，可是嘴上有嘴套口嚼子，身上五花大綁，五個大漢扭著一個人，所謂的反抗就是儘力扭動，眼睛怒火迥迥。就是這樣可憐的反抗場面已是驚人了。在政治犯的那邊，因為政治犯的扭動，看守人員按倒，拖拽，往往會場出現二三丈揚起的灰幕。

就在這樣的場面里，王佩英被宣判死刑。有目擊者看到她想用全身力氣把頭抬起來又被按下去，這是在公判會上，她特別的是沒有戴嚼子，沒有塞布，而是用了一根更後來致命的細繩子勒住脖子。

極權社會非常明白人的行動會改變他的心理，讓十萬人參與宣判，口號聲讓每一個人事中，事後，甚至二十年後都不會在良心上是乾淨的。而這種不幹凈會讓這十萬人或多或少尋找理由來為自己當年的行動辯護，或者故意遺忘，每次宣判的十萬人往往不是一批的。這樣一批批宣判，幾乎所有北京市民都被參與到當年的殺人行動中了。中國人為什麼選擇遺忘文革，不僅是中共不提倡反醒，重要的是每個當年參與宣判大會的人都象反右小組組長鄧小平一樣良心上都參與了黑社會的股東大會，而不願徹底忘我反私，並不是每一個人能象王佩英一樣無我而犧牲的。

但張大中製作的王佩英紀錄片時刻用王佩英的精神提醒我們，在與歷史同謀中，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在採訪中，老三張大圃對郭宇寬含淚敘說，因為母親出事，他班長被免了，當時有一次在工人體育場要召開十萬人的批判大會。他想能不能主動要求在大會上發言，站出來批判母親和她劃清界線，這樣就可以得到組織認可，回家和大哥講了這個想法，大哥當時臉色非常難看，但也不說他錯了，就是不讓他去。大圃後來說「假如那次我去了，以後我這一輩子都會活在羞愧中。」

我們在罪中，在過去的罪中，也在現在的罪中。

我同樣想起了我的一個有錢的朋友，劉文忠。他的哥哥叫劉文輝，當年他在毛澤東下達《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史稱十六條）的當天。劉文輝寫下了反文革十六條的揚揚萬言，讓弟弟劉文忠去杭州投遞到北大、清華、復旦等十四所高校。最後哥倆被抓，劉文輝攬下所有責任，立即被判處死刑。弟弟劉文忠坐了十三年牢。出來后自己創業，一度是上海保健品銷售市場的老大。生意，發財，他漸漸忘掉一些往事了。享受成功與財富。

可是有一天，在法蘭克福機場，他讀到了一本書《古拉格群島》，淚水迷糊了他的雙眼。「我再也不能過這樣的日子。我也要將哥哥的故事寫出來。」在他事業的頂峰，他毅然關掉了三個公司，將剩下的公司完全交給年輕的兒子。他自己寫書，不會用鍵盤，是用滑鼠點出軟體上的筆畫來打出每一個字，經常是凌晨四五點就起來寫作，寫完了《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同時他每年自費考察世界各國的政治，現在已花去了八十萬人民幣，考察了52個國家，他花了四萬去了戰火不熄的以色列，還隻身深入古巴。當中國不少公務員以政治考察為名行遊玩之實時，這個公民以旅遊為名行政治考察之實，完成了四十萬字的《新海國圖志》。新海圖志的書名，意為象魏源一樣喚起沉睡的中國人，現在的中國人也需要重新開眼看世界。

劉文忠，這樣一個有錢人，也在用財富還他的良心債。

我還想記起艾未未，能擺萬蟹宴，艾未未是個有錢人，但他時刻記著父親艾青的理想，他用財富支助死亡學生名單調查，支助楊佳調查來還良心債，他用萬蟹宴的財富消除了大家的恐懼。而訪民們與網友用行動一起完成行為藝術。他是我敬重的有錢人。

他是真正的俠之大者。

我還想起了一對有錢人，那就是胡佳的父母。胡佳從事維權，沒有收入，當年因言獲罪的老右派母親，支持胡佳，用老兩口開裝修公司掙的錢給胡佳維權。

胡佳媽媽說：「當年我因言坐牢，去勞改了22年，如今我的兒子竟以同樣的罪名坐牢，這個社會怎麼啦 。」

中國有財富的正義的人們，如同當年的王佩英，象胡佳這樣的現代良心犯不是我們現在欠下的良心債嗎？

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中小企業主起了重要的物質支持作用。因為中小企業最傾向民主，在不民主的社會中，發大財的往往是與政界勾結的大資本。因此，當年黨外人士的籌款會上，台灣的中小企業家們一邊害怕著，一邊將錢捲成一團遠遠扔進籌款箱。（怕特務看見）。在大型的籌款會上，企業家們一個個把錢從後面在頭頂上手手傳遞遞到民主人士手中。

我贊同張大中的行為，但我希望更多中國有錢人，既要記得象王佩英，林昭，張志新這樣為開創了改革開放環境的先驅們的以前的良心債。還要記得現在的良心債。

夢.英雄的頭

我夢見

英雄的頭

從城崖上滾下

我夢見

清水從城角凹處流下

涓涓細流

水漸漸變黃

然後變紅

血一般

然而就是血

英雄的頭從萬丈高的城垛上滾下

我無力挽住它

看著它滾下去

去那深淵

那是英雄的頭

那是英雄的頭啊

我無力挽住它

看著它滾下去

去那深淵

在行刑時

我在城腳低徊

於是我聽到鈍鈍的一聲

清水開始從萬丈的城上流了下來

可是

什麼都洗不幹凈了

所有的人

連同那些安靜的聲音

對待罪惡只有一個標準，在沒有還清良心債前，我們沒有一個人是乾淨的，我們都在罪中。

所以我寫了這篇文章。

2011年1月11日。

• [09/12]十年911
• [11/03]下面沒有了
• [11/04]撥動記憶的琴弦
• [11/09]說說身邊「處局級」農民和央視採訪的一個普通農民的差距
• [11/15] 財富與良心債（ZT)
• [11/25]郝大夫歷險記
• [12/03]抗毒記
• [12/05]警察罵大蓋帽不是東西
• [12/05]69笑74
• [12/12]評牛人牛貼吹牛胡說
• [12/15]活潑的老二
• [12/19]胖胖掛了，大家的反應

• 查看：[trunkzhao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最新博文]
• 查看：[大家的.網路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