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反骨」,胡適也有短
——雜記·四千八百六十三
早在2021-8-10的〈也談史學家余英時〉中,就引用了他人的「師從錢穆」,就該對錢穆有深入的了解了,然終因不善細緻做學問,而最後竟忘記。
近日的〈余英時余茂春余傑是漢奸嗎?〉一文,再度引用到「師從錢穆」,趁偶得閑暇,遂稍深入地了解了一下錢穆;我以為,錢穆一生有幾點,當為人們知道的。
一、「錢穆」詞條曰:「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書,考證數十本秦漢古籍,並大量引用雷學淇的《竹書紀年義證》,排出先秦時各事件的先後順序。后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該書以論證完整的二十八個不可通駁斥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使當時再無學者替康有為辯護,清末以來影響極大的經學今古文之爭方才告一段落」。
我以為,這是錢穆治學的立身之本。即便不是,也是成名之作,一如李敖的「中西文化論戰」。可見「反骨」於治學的文化人尤重要。其實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不亦因有「反骨」?
二、錢穆沒讀過大學,而由顧頡剛推薦,執教北大、進入主流學術圈,當年北大講壇上最叫座者乃胡適和錢穆二人;然,錢與胡二人在老子生年、《說儒》等學術上觀點迥異,錢對「新文化」亦不以為然。在胡適有生之年,錢穆未成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後,李敖認為不公,「錢穆的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等。
早十幾年,因我「打倒魯迅」,有人向我推崇胡適,我則不以為然。我一直都覺得:那一代人,即便學問沒啥問題,做人亦未必完美。此,不就為一例?不就是胡適之短?其實,做學問,有公允之心,是必須具備的,甚至還是第一位的。
三、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道,「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為此,錢穆極為憤怒,甚至擔心遭受共產黨的迫害。
此,當為反應過度。其實,被毛澤東或蔣介石文章提到(無論說好說壞),都是長臉。比如,若此刻蔡英文肯罵我,我就謝謝她。
四、李敖在〈蔣介石和錢穆之間的一些臭史〉之中,批錢穆的〈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中的「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李敖曰「肉麻兮兮,已是全然無恥,知識分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
李敖亦屬反應過度。錢穆不過感激知遇之恩,郭沫若還有「賽過我親爺爺」呢(昨日,我的〈評秦暉【真正的大國,能給國民帶來尊嚴和自由】〉一文後,有網友雲鄉客跟帖「一語中的!這也是某些『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的通病」。其實,我沒想批評秦暉,而是批評最近網友中出現的對秦暉的盲崇)。
學問就是學問,一旦盲崇就不是學問了。若錢穆沒有「反骨」,他哪敢駁斥康有為?而若沒有《劉向歆父子年譜》等,錢穆又哪能與胡適叫板?後人又哪會將他捧出來為余英時站台?
自然,讓優秀師者為學生站台,是蠢事。但這是題外的話。
我謹以「錢穆的『反骨』」與「胡適也有短」,邀大家探討。我以為,「反骨」不是啥壞東西,尤其作為學者;而沒有公允之心,也不是啥好東西,亦尤其作為學者。
朋友們以為呢?
顧曉軍 202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