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為我和一台經濟學家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以為我和一台經濟學家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經濟學·四千五百九十五

　　我以為和一台灣經濟學家同獲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了。其一，是石三生在《世界欠顧曉軍一個諾獎》一書中推薦了我；其二，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委們喜歡搞這樣的「合併同類項」；其三，是我知道台灣的這位經濟學家也曾被提名。

　　當我看到〈這3名美國人為何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一文時，才知道我又失望了。然而，當細細讀完該文、並認真回味了之後，我又覺得，我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只不過是差之毫厘而已。真的！

　　為何這麼說呢？該文指出，「獲獎理由是他們研究出數據分析的方法，明確了提高最低工資等的影響」，「經濟學研究鮮活的社會問題……因此，戴維·卡德等人採用了比較相似社會群體動向的方法」，「具有代表性的領域是勞動經濟學……1990年代發表的論文中，針對在同一時期提高了最低工資的州和保持最低工資不變的州，收集了有關快餐店僱用變化的數據。按照當時的經濟學理論，如果提高最低工資，經營者會因厭惡成本增加而減少僱用。戴維·卡德等人比較了兩個州相同業態店鋪的數據，發現僱用並未減少……安部由起子指出『確認了移民流入不會影響低收入勞動者的研究也很出名，在廣泛領域發展了勞動經濟學的實證研究』」。

　　又道，「利用數據的力量顛覆傳統理論的研究將給今後的經濟學帶來很大變化……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曾想弄明白：是否受教育時間越長，人一生的收入就會越多。他從學齡著手研究。以日本為例，按小學入學時間看4月出生的孩子與3月出生的孩子到畢業的受教育時間相差大約1年。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利用這個差異，收集孩子的數據並得出了結論：受教育時間越長，畢業后的收入越多。吉多·W·因本斯開發出了這種被稱為『自然實驗』的統計方法。」

　　在弄清了戴維·卡德（David Card）、喬舒亞·D·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吉多·W·因本斯（Guido W.Imbens）分別研究什麼后，不妨也知道下我研究出了什麼？

　　2009-2-22，我針對「替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發表了〈中國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家〉。文中，闡述了我的「經濟學『時代指數』理論」。時代指數理論，用時代指數及曲線之比較，告訴人們：講成就，要扣除同一時期人類社會整體指數的攀升，這樣獲得的結果，才是當下社會真實的成果。

　　時代指數及曲線的成立，還可判別社會之不同的群體、在若干時期內、於政策受益的多寡。從而有利於決策者們、運用時代指數及曲線、調整政策，適度向受益寡者之群體傾斜，以保證「一碗水端平」。

　　2010年6月初醞釀，並於2017-7-12發表了〈「發展」與「發錢」的動態平衡〉，形成了我的「經濟學『動態平衡』理論」。動態平衡理論，闡述我之經濟學的「發展」與「發錢」之概念。

　　動態平衡理論及「發展」與「發錢」，論證了在人類經濟活動中，每當經濟萎靡、停滯不前時，有一種內在力量會自然出現、並糾錯，強調發展；而當矯枉過正、生產剩餘時，也會自然糾錯——人們要求福利、「發錢」，從而遏制「發展」。

　　「動態平衡」，源於機械學中的動平衡。而我拿來、並運用，且叫作「經濟學『動態平衡』理論」。如果人們充分認識到了這種動態平衡，其一，可以將自然糾錯、變為階段性有意識地調整，以避免經濟規律的懲罰。其二，既然「發展」與「發錢」是人類經濟活動中的不同表現形式，那麼，社會中的不同的族群、就沒有必要為此過於撕裂等。

　　當我說完、我過去的、於經濟學方面的主要成果，我想、每一位讀者都會有比較，也都會有自己的結論了——顧曉軍究竟該不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而於那位台灣的經濟學家，我就不介紹了。因，他是科班出身的經濟學家，於經濟學、名氣也比我大；有人說，他早晚要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我謹祝他健康、長壽——終有一日，我倆可攜手去獲得那世人矚目的、人類經濟學領域之桂冠。

　　不吐不快，敬請讀者原諒我之魯莽。

　　　　　　　　　　　　　　顧曉軍 2021-10-14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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