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大國外交

自1月20日其2.0政府開始發號施令以來，川普總統引發了關於外交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的激烈辯論（下圖 USA TODAYYoutube/facebook）。他向華盛頓所有主要對手發起了大膽的外交提議 -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涉及結束烏克蘭戰爭的電話會談，與中共領袖習近平煲電話粥商討舉行峰會，並向伊朗最高最高領導人霍梅尼發了一封信，討論如何結束伊朗核計劃。同時，川普2.0政府顯然還要重新談判美國與盟友間的義務和費用的平衡負擔問題，以確保美國不被揩油。

川普執政伊始的這一系列舉動在國內外盟友圈引發了強烈異議，包括對他正遂行綏靖政策的指責。但實際情況表明，華盛頓現在可能需要一種新的外交手段。冷戰結束后，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不再認為需要利用談判來維護國家利益。1990年代以來的歷任美國總統堅信歷史已經終結，他們可以按照美國的意願重塑世界，因此開始將軍事和經濟力量作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當這些總統動用外交手段時，通常都不是為了增強美國的實力，而是為了試圖建立一個天堂般的世界。在這個美國主導的理想世界里，多邊機構取代民族國家，戰爭被徹底消除。

曾幾何時（在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睥睨天下的華盛頓無需藉助傳統外交手段即可實現目標。但那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 美國不再擁有一支能夠同時打擊並戰勝任何敵人的軍隊，美國制裁也無法將另一個大國推向毀滅。相反，當今世界里美國得要與一個由規模如同大陸般龐大、經濟和軍事實力都極其強大的對手共存。幾十年來從未爆發過的大國戰爭，如今有可能成為現實。

在這種危險的競爭環境下，美國需要重新發現傳統外交的精髓 - 外交並非強大軍事力量的載體，也不能作為全球規範的傳播者，而是一種與對手博弈的縱橫捭闔戰略工具。幾千年來，大國一直行之有效地運用外交手段來預防衝突、招募新的合作夥伴並瓦解敵對聯盟。現在不再一言九鼎的美國必須採取類似的途徑，利用談判和協議來減輕自身負擔、遏制敵人並重新調整地區力量平衡。這就需要與競爭對手接觸並重塑聯盟，這樣華盛頓就無需同時牽頭對抗北京和莫斯科（下圖 voa）。

因此，曾在川普1.0政府中擔任主管歐洲和歐亞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的米切爾認為，川普2.0政府有必要與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對話並堅持朋友間的互惠互利。米切爾指出，運用得當的傳統外交將有助於彌合美國有限的資源與幾乎無限的威脅之間的差距。米切爾強調戰略外交的本質是重新安排空間和時間上的權力，使各國避免面臨超出其能力的實力考驗。米切爾不能保證川普回歸傳統外交的做法就一定會成功。但另一種選擇 - 同時與所有人為敵並戰而勝之 - 不但風險大得多且完全不可行。換句話說，戰略外交是美國鞏固其在長期競爭中地位的最佳途徑。以下為米切爾文章《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diplomacy》的主要內容。該文刊登在2025年 5/6月一期的《外交事務》上。

以史為鑒：古希臘人的智慧 

公元前432年夏天，斯巴達領導人齊聚一堂，商討是否與雅典開戰。幾個月來，由於雅典人與斯巴達的盟友發生衝突，而斯巴達人則隔岸觀火，喜見這兩個城邦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加劇。如今，在盟友的慫恿下，一群鷹派人士渴望採取行動。斯巴達年邁的國王阿奇達穆斯二世卻提出了不同的建議：外交（下圖 Britannica）。阿奇達穆斯告訴議會，談判可以避免衝突，同時斯巴達可以努力結交新的盟友，增強其國內影響力。起初，阿奇達穆斯的演講並未動搖議會；斯巴達人投票支持開戰。但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斯巴達人意識到自己尚未做好戰鬥準備，老人的智慧逐漸被人們銘記。斯巴達派遣使者四處奔走，試圖減緩戰爭的衝動，並爭取其他城邦的支持。一年後，戰爭爆發，斯巴達已處於更有利的作戰地位。二十年後，斯巴達取得勝利，並非因為擁有更強大的軍隊，而是因為它聚集了比雅典更龐大、更強大的盟友，其中包括宿敵波斯。

幾個世紀以來，阿奇達穆斯的建議已為無數其他大國所用。首先，利用外交手段爭取時間，為戰爭做好準備。如當新的蠻族部落出現時，羅馬人、拜占庭人和法國都習慣派遣使者，爭取時間補充軍械庫和糧倉。羅馬皇帝圖密善與達契亞人達成停戰協議，使羅馬得以恢復實力，直到十年後新皇帝圖拉真做好參戰準備。君士坦丁堡陷落後，威尼斯與奧斯曼帝國達成長期和平，以增強其艦隊和要塞。法國首席大臣黎塞留樞機主教利用外交手段與西班牙拖延近十年，以便法國能夠動員起來。

阿奇達穆斯的下一個建議 - 結盟以限制敵人的選擇 - 同樣經久不衰。法國國王與異端路德宗和異教徒奧斯曼人結盟，以限制其天主教同胞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與波旁王朝結盟，以限制普魯士王朝。愛德華時代的英國與其殖民對手法國和俄羅斯合作，聯手對抗德意志帝國。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成功都意味著在關鍵地區培育有利的力量平衡。這或許正是戰略外交的核心目的 - 也是各國能夠投射遠超其物質能力的力量的原因。奧地利外交大臣（後任總理）克萊門斯·馮·梅特涅設計的維也納體系，利用這種力量平衡，使其帝國的強國地位遠遠超出了其自然壽命。德國總理奧托·馮·俾斯麥在19世紀末也取得了類似的成就。通過與奧地利、俄羅斯和英國達成協議，他得以孤立法國，避免了一場可能扼殺德意志帝國於萌芽階段的兩線戰爭（下圖 amazon/slideplayer）。

這些領導人從未試圖建立基於共同利益之外任何其他基礎的夥伴關係。他們不相信能夠通過邏輯和理性將敵對國家轉變為友好國家。他們當然也從未相信外交手段能夠化解關於世界應如何發展的不可調和的願景。他們的目標是限制對手的選擇，而不是尋求消除衝突的根源。背離這一邏輯可能導致災難，如英國首相張伯倫二戰前沒有利用外交手段增強對德國領導人希特勒的國內外製約，而是通過滿足他的願望來削弱這些制約，希望德國的擴張主義能夠隨之停止。結果盡人皆知 - 張伯倫的綏靖政策鼓舞了柏林，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鋪平了道路。

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也犯了類似的錯誤。蘇聯解體后，華盛頓沒有試圖遏制崛起的北京，而是利用商業外交來消除制約中國大陸經濟擴張的障礙。美國官員促成了北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並向中國大陸企業開放了美國市場。華盛頓認為，這樣做將使中國大陸轉變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但北京卻利用這一開放來鞏固政權，積累財富，並在經濟上超越其他國家。如今，中國大陸在製造業佔據如此主導的地位，甚至連美國軍方都依賴許多made in China產品。因此，在任何可能與北京發生的戰爭中，華盛頓的選擇將受到極大限制。

外交之道 

后冷戰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源於美國領導人認為他們不再需要戰略外交。畢竟， 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國力空前，已經沒有其他大國可與之匹敵。蘇聯解體后，美國享有了世界唯一超強大國所擁有的難以想象的優勢（下圖 Youtube/ Medium）。華盛頓並未趁勢去影響競爭對手的行為，而是選擇了更為宏大的目標：將它們轉變為自由社會。這時大多數持自由主義觀點的美國官員認為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的烏托邦，希翼通過外交來建立超越國家層面的規則和制度來加速全球化進程。只有少數持鷹派觀點的美國官員認為美國應通過軍事技術手段實現全面安全，並將外交視為一種不切實際或膽怯的舉動，會羞辱和削弱國家。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雖然以現實主義著稱，但他同時也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認為美國外交官的職責最終是創建一個世界聯邦。美國總統里根絕非一位為了和平可以不惜一切代價政客，但在他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開始進行核談判后，《華盛頓時報》刊登了一整版由共和黨鷹派人士出資的廣告，將里根的照片與張伯倫的照片並列。柏林牆倒塌后，這兩種觀念都盛行一時。自由主義者認為蘇聯解體是天堂即將到來的證據，而強硬派則認為這是外交不再必要的證據。

事實證明，自由主義並沒有將地緣政治從人類歷史中抹去。中國大陸、伊朗和俄羅斯並沒有轉變為自由社會。相反，它們都成為了自信的文明國家，並決心主宰其所在地區。如今，大國競爭捲土重來，系統性戰爭已非常可能變成現實。世界上所有的國際機構都無法阻止美國分別與中國大陸、俄羅斯或同時與兩國之間爆發戰爭。問題是美國軍隊的態勢和裝備不足以同時與兩個主要對手作戰，這已為最近兩份國防戰略報告所承認。華盛頓可以而且應該重新投資其軍事力量。但由於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進步以及美國巨大的軍備赤字，要使美國軍隊能夠同時匹敵所有敵人，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為了彌補這一缺陷，華盛頓必須回歸戰略外交。正如阿奇達穆斯所說，它必須以「既不太暗示戰爭，也不太暗示屈服」的語氣向對手發出抗議，並利用這段時間，使聯盟和國內資源處於更有利於戰爭的狀態，以期避免戰爭。與過去的大國一樣，華盛頓可以先緩和與主要競爭對手中較弱國家的緊張關係，以便集中精力對付更強大的對手。這正是基辛格和他的上司，前美國總統尼克松在20世紀70年代初所做的。他們改善了與北京的關係，以便美國能夠更好地對付莫斯科。

如今，實力較弱的對手是俄羅斯。烏克蘭蠶食莫斯科的軍事資源，這一點已變得顯而易見。因此，美國應該致力於利用俄羅斯的疲軟狀態，尋求與莫斯科緩和關係，從而讓北京處於不利地位（下圖 THE CONVERSATION）。華盛頓的目標不應是消除與俄羅斯衝突的根源，而是限制其損害美國利益的能力。這一進程應首先以有利於美國的方式結束烏克蘭戰爭。這意味著，最終基輔必須足夠強大，能夠阻止俄羅斯向西推進。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參與和平協議談判的美國官員應該汲取2022年基輔與莫斯科伊斯坦布爾會談失敗的教訓。更好的模式是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優先考慮停戰，並將更廣泛解決方案推至停戰後的各項具體談判。華盛頓應該在必要時敦促烏克蘭割讓領土，但它應該將烏克蘭主權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並利用美國制裁、軍事援助和扣押俄羅斯資產來迫使莫斯科就範。

美國應該與烏克蘭建立類似於其與以色列的防務關係：並非正式結盟，而是達成協議，向基輔出售、租借或援助其自衛所需的物資。但美國不應同意烏克蘭加入北約。相反，美國應該敦促歐洲國家對烏克蘭乃至整個歐洲大陸的安全承擔責任。為了推動歐洲前進，美國政策制定者可以再次借鑒尼克松政府的經驗。尼克松政府制定了一項原則，即美國同意為其在次要地區（當時是亞洲，現在應是歐洲）的條約盟友提供核保護，但要求當地國家提供自身的常規防禦。作為經濟上的必然結果，尼克松的財政部長康納利向盟友施壓，要求他們降低對美國商品的限制，並提高其貨幣價值，以促進美國工業的發展。如今，尼克松式的安排可能意味著一項新的跨大西洋大交易，其中美國向歐洲提供延伸威懾和某些戰略系統，而盟友則提供大部分前線作戰能力。在經濟領域，華盛頓可能會要求在市場准入方面實行互惠，並規定盟友只有取消阻礙美企發展的監管標準才能從美國的創新中受益。目標應該是讓盟友接受美國的標準，而不是美國接受歐盟標準，並引導西方國家將目光瞄準北京（下圖 facebook/FRANCE24）。

到目前為止，川普政府似乎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它說服俄羅斯和烏克蘭暫停對彼此能源基礎設施的攻擊。它增強了其影響力，包括說服沙烏地阿拉伯增加石油產量，並終止拜登對能源相關銀行交易的制裁豁免。它與烏克蘭簽署了一項礦產協議，加強了兩國之間的聯繫，但華盛頓無需承擔基輔的防務責任。其對歐洲採取的更為嚴厲的立場促使歐洲大陸的國防開支出現了幾代人以來的最大增幅：近1萬億美元。川普的對等關稅激怒了歐洲人，但也可能重啟十年來首次關於新的跨大西洋貿易大協議的談判。所有這些都可能為美國帶來更好的結果，前提是華盛頓能夠專註於其目標 - 這個目標並非是顛覆現存秩序，而是為戰略革新服務所必須的顛覆。

分而治之 

這就讓莫斯科面臨一個由來已久的困境：它究竟是一個主要面向歐洲還是亞洲的大國。這種緊張局勢正好給華盛頓提供了機會 - 創造外交政策東進的條件。但美國東進的目標並非誘使俄羅斯和解妥協，更不是將其轉變為美國的盟友。美國官員不會試圖與俄羅斯達成一項新的「大妥協」，同意美國在北約東部國家做出讓步。華盛頓尋求的是一種「分區緩和」的政策，在美俄利益衝突領域對俄羅斯加強限制的同時，對雙方利益一致的領域放鬆對俄羅斯的限制。為此，如果莫斯科滿足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要求，華盛頓或許可以解除限制美國的亞洲盟友投資俄羅斯東部地區的限制，作為中國大陸對俄東地區投資的替代方案。

同樣的邏輯也應延伸至軍備控制。由於入侵烏克蘭遭受減員，俄羅斯需要重建其常規武裝力量，這可能需要從其遠程核武庫中抽調資金。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的蘇聯也面臨巨額戰略核武器費用的財政壓力。里根藉此機會與戈爾巴喬夫達成了一項新的軍備協議，雙方同時削減戰略核武器。川普或許可以效仿，向莫斯科提供一份修訂后的軍備控制框架，設定比兩國先前協議更嚴格的限制。其目標應該是迫使俄羅斯接受最低戰略武器數量，使美國可以降低對「兩強」威懾的要求。這樣一來，華盛頓就可以將大部分核注意力轉向北京的核力量建設。這樣的協議還可以挫敗中俄希望美國在歐洲陷入軍備競賽的願望，從而拉開中俄之間的距離。

華盛頓可以利用戰略外交來應對另一個潛在的核威脅：伊朗。美國迫切希望阻止伊朗的野心，同時限制未來美國在該地區進行軍事干預的必要性。以色列近期摧毀了伊朗的代理人和防空系統，這增強了成功的可能性，也讓華盛頓有機會通過促進以色列與沙特關係正常化，拓展《亞伯拉罕協議》的模式。以色列在該地區的成功軍事行動也意味著美國可以指望黎巴嫩和敘利亞等脫離伊朗勢力範圍，代表三國戰略同盟關係的抵抗之弧徹底瓦解（下圖 reddit）。為了鞏固在中東的勝利，美國外交必須促進敘利亞內部力量平衡，賦予庫爾德人以影響力，同時遏制土耳其和卡達支持的伊斯蘭派系。與此同時，美國應與土耳其在烏克蘭等共同利益領域開展合作，並鼓勵土耳其與希臘、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等美國盟友實現和解。

美國對伊外交成功的前景將隨著新政府在該地區建立的整體實力而增長。儘管很難想象伊朗會放棄其核計劃，但現在正是嘗試川普最近致哈梅內伊信中所暗示的那種策略的時機，因為德黑蘭手中的牌比長期以來任何時候都弱，而美國的牌則更好。

實力地位 

接下來是中國大陸，這個或許是美國歷史上最嚴峻的對手。美國官員無法像遏制蘇聯那樣遏制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實在太大，而且與世界經濟的融合程度太高。即便如此，華盛頓還是應該盡一切可能孤立北京，切斷其組建反美聯盟的可行途徑。美國外交的目標應該是建立儘可能龐大的反華聯盟，同時積累國內經濟實力，並在此基礎上尋求符合美國利益的新的臨時方案（下圖 Global Times/facebook）。這一戰略的核心是亞洲。中國大陸四面八方都被與其關係緊張的國家包圍。印度和尼泊爾與中國大陸存在陸地爭端；日本、菲律賓和越南與中國大陸在海上存在爭端。美國外交應該利用這些動態來促進地區力量平衡，從而限制中國大陸軍事擴張的選擇。

迄今為止，美國在這方面的記錄好壞參半。拜登政府名義上延續了川普1.0政府強調將北京視為華盛頓主要競爭對手的立場。它加大了對台灣的宣傳支持；擴大了與由澳大利亞、印度、英國和美國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的合作；深化了與菲律賓的防務合作；並努力彌合日韓之間的裂痕。但在實施這些舉措的同時，華盛頓卻在削減其亞洲的軍事存在，並專註於歐洲和中東的危機。在台灣問題上，拜登政府一邊打破了歷屆政府戰略模糊性的做法，同時又將美國軍事力量轉移到了歐洲和中東。顯然，美國出現出了嚴重的言行不一。此外，華盛頓還尋求其太平洋盟友提供更多幫助，以實現遠離亞洲的目標，例如為烏克蘭提供武器以及參與對俄羅斯的制裁。

拜登政府的言辭與實際行動之間的差距，造成了一種與中國大陸對立的矛盾局面：美國將自己定位為既挑釁又軟弱的國家。白宮的挑釁之處在於它在台灣未來等爭端上口無禁忌，但其軟弱之處在於它減少了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中國大陸對美國的不尊重從2021年3月開始就顯而易見，當時中國大陸高級外交政策官員楊潔篪在安克雷奇的一次會議上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出了「美國沒有資格從實力出發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的戰狼語言（下圖 CHINADAILY/GHD）。隨後的四年，中國大陸經歷了一些人所說的「殭屍外交」，向拜登政府提出了兩個對北京來說都是雙贏的選擇。一個是華盛頓可以放棄對台灣的支持，減少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並向中國大陸開放美國市場和投資，以換取雙方建立合作關係。另一個是軍事對抗。而華盛頓則將維護這種關係本身視為目的，試圖將氣候變化與地緣政治割裂開來，但中國大陸拒絕這樣做。結果，美國給自己設置了排放限制，損害了美國產業，而中國大陸則繼續建設燃煤電廠。這些失誤意味著拜登政府始終未能為有效的雙邊外交創造有利地位。

展望未來，美國應反其道而行之：少說多做，加大行動力度，增強華盛頓的直接外交影響力。在國內，這意味著增加能源產量、減少赤字，並放鬆管制以增強經濟。在亞洲，這意味著敦促盟友在關稅和分擔國防負擔方面實現更大互惠，並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威懾力。向盟友施壓的目標應該是重新調整這些聯盟，使其更有利於華盛頓，並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其更深入地納入美國的金融和軍工體系。加強華盛頓影響力的目標應該是向合作夥伴保證，美國施加壓力的目的是為了建立，而非放棄更強大的聯盟，並確保那些被北京恫嚇的國家能夠有效抵制中國大陸。

在加強聯盟的同時，川普政府應特別關注印度。拜登政府未能有效調動新德里政府對抗北京的積極性，因為它忙於與印度政府就無關緊要的事情爭執不休。例如，白宮威脅對購買俄羅斯武器的印度實施制裁，並對購買俄羅斯石油的印度公司徵收制裁。白宮還以人權為由批評新德里。川普政府應該拉近印度與美國的距離。在技術轉讓方面，美國應該將新德里視為與日本或北約夥伴同等級別的盟友，並應努力加快建設一條連接印度、中東和歐洲的經濟走廊，以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美國應該摒棄拜登政府批評印度民主倒退的做法，並在新德里試圖保護其領土免受中國大陸和巴基斯坦威脅之際，探索向其提供政治支持和防務合作的承諾（下圖 U.S.Department of Defense）。

華盛頓應該利用其在國內重建和在國外建立更牢固的聯盟所積累的力量，與北京進行談判，以達成更有利的力量平衡。例如，川普政府可以利用其增強的地位，堅持減少對華貿易逆差，並擴大在華運營的美國金融機構的准入。它可以鼓勵中國大陸投資美國的目標行業。華盛頓甚至可以嘗試進行對兩國都有利的貨幣升值。中國大陸已經希望人民幣升值，以便用於結算區域交易，而美元貶值則可以支持美國政府的再工業化努力。

對華盛頓來說，與中國大陸接觸與重新平衡與印太盟友的關係並不矛盾。歷史上的大國往往發現，競爭對手可以成為朋友的有效激勵。例如，俾斯麥利用與俄羅斯的談判促使德國的條約盟友奧地利加強軍事力量，這反過來又促使俄羅斯接受了俾斯麥的要求。關鍵在於確保盟友明白，他們與對手的接觸是有限度的。與對手的外交是為了獲得暫時的優勢來制約對方；與盟友的外交是為了建立長期的密切關係，從而賦予核心大國更多自由。如何平衡兩者，既能激勵盟友，又不疏遠他們，這就是外交的藝術。

到目前為止，川普政府對華舉措預示著良好前景。白宮方面一直在暗示與習近平舉行峰會的可能性，但對具體時間卻諱莫如深（下圖 Instagram）。在此期間，美國專註於通過關稅以及在新的國防支出計劃中優先考慮印太地區來積累影響力。如果與俄羅斯緩和關係、美國與盟友重新平衡其投資組合的努力以及在中東的外交努力取得成效，華盛頓相對於北京的地位將更加穩固。當然，所有這些政策都需要時間才能見效。但如果本屆政府能夠有效地整合這些思路，美國將擁有自上世紀90年代向對手開放以來，重塑對華關係的最佳機會。

回歸本源 

美國在努力復興戰略外交作為外交政策工具的過程中，必然面臨諸多挑戰。但與早期大國相比，美國目前的處境尚且有利。美國擁有獨一無二的能力，這種能力植根於其開放的政治體系、精英社會和充滿活力的經濟，能夠糾正非受迫性失誤，重振其全球強國地位（下圖 FOREIGN AFFAIRS/Youtube）。外交可以助力美國實現這一目標，將這些優勢轉化為關鍵地區的戰略利益，從而提升美國在長期競爭中的地位。

然而，要使戰略外交發揮作用，美國必須回歸本源 - 就像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正在努力做的那樣。美國外交官員應該接受談判作為核心能力的培訓；他們都應該接受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培訓。美國的外交資金和優先事項應該與國家安全戰略緊密結合。美國外交官應該被禁止宣傳那些會鼓舞對手、損害盟友的進步主義事業 - 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支持這些事業。

那些認為外交的主要作用是推廣價值觀或創建超越國家層面的規則和結構的人或許感到失望了。這種推廣價值觀的謬論如今已深深植根於美國民眾的思維模式中，這要歸因於幾代領導人的信念，即外交能夠創造一個自由烏托邦。但戰爭和競爭是永恆的現實。外交的使命並非超越地緣政治，而是成功實現它。外交既不是投降，也不是通往涅槃的大門。它是國家在競爭壓力下生存下來的戰略工具。如果運用得當，它可以產生遠超成本的收益。在當今危險時期，這一點值得重新發現。

* 本文作者A·韋斯·米切爾（A Wess Mitchell）曾在川普1.0政府中擔任主管歐洲和歐亞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2017-2019）。米切爾現為馬拉松倡議（Marathon Initiative）的負責人兼聯合創始人，也是即將出版的新書《大國外交：從匈奴王阿提拉到基辛格的治國之道》（Great-Power Diplomacy: The Skill of Statecraft From Attila the Hun to Kissinger）的作者。

參考資料 

Mitchell, A. W. (2025).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return-great-power-diplomacy-strategy-wess-mitchell

• [07/18]美國單邊主義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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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5]印度必須對美妥協
• [07/29]美中競爭，知己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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