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半」移民的樊嘉揚到底是不是一枚棋子？

楔子：人人追求自由，但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樊嘉揚如此，許多人亦如此。

近年來，西方與中國輿論戰不斷。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部分「華裔」們的真面目暴露無遺，讓諸多或漢兒學得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或兩頭賺錢轉頭罵的兩頭蛇們無處遁形，進而放棄了之前認可的、出自官方層面出於統戰宣傳的「一家人」等、政治正確且冠冕堂皇的假話、大話、空話、官話、套話、胡話、屁話、廢話，轉而投向了「非我族類"的務實心態。

這裡面有土生土長的香蕉人，如「不開槍我是中國人」之流；留學或移民後轉臉即翻臉，或侮辱謾罵我國人民、向所在國搖尾乞憐的，如楊舒平、許可馨等;自覺高人一等，lockdown期間不聽居家禁令公然「跑步」、被警方依法拘留後大鬧警察局，要求警方「尊重外籍身份」、被吊銷簽證遣返時要求我國政府支付返澳機票費用，並要求我國人民向其道歉的前拜耳中國職員梁某妍；還有在網上大肆攻擊中國人民、稱中國在澳留學生為「留學豚」，剛加入澳籍轉頭便火燒中國護照的悉尼大學前華裔講師吳維；更有長期為西方媒體提供中國各種負面信息、宣揚西方那一套價值觀、攻擊和辱罵中國政府和人民，卻在疫情期間落得了先在紐約地鐵上被美國黑人侮辱謾罵要求令其「滾離美國」，其母又被醫院以新冠防疫為由驅逐了護工和不提供呼吸機，《紐約客》的供稿人樊嘉揚等等。

今天筆者的重點仍居是聊聊在美華人中的「佼佼者」，黃皮膚的美國人，《紐約客》華裔記者—樊嘉揚。樊嘉揚應該被稱之為「一代半」（沒生在美國，但是小時候隨父母移民的孩子），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以後的第三代等，不存在融入問題，就是美國人，美國的少數族裔。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是非成敗隨大流。但是「一代半」，由於華人家庭的嚴格要求，面對美國的激烈競爭，往往比第二代以後更為努力。但是一代半也有個身份認同的衝突。由於教育、環境的影響，他們都認為自己是美國人。而父母，有些還保留著中國籍，則希望他們能保持和祖國的紐帶，講中文，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雖然由於父母的艱辛，他們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講標準的英語，但美國社會，對他們則有一種更為複雜的看法。之前我寫過許多關於樊嘉揚的文章，有一位網友總是覺得我的立場和觀點缺乏論據支撐，實話說我比較厭煩一再舉例這位樊記者的事迹，但為了證明我並未胡說八道，還請大家耐心看完。

讓樊嘉揚變成「網紅」的大概就是以下言論（舉例部分）：

1、她在美國疫情爆發時說中國面孔拖累了自己。2019年9月21日推文：My Chinese face is a liability. Just got asked if I'm from us and am a reporter why l have a Chinese face.l showedpress identification, passport, business ilD. "But why I speak mandarin?」Old man asks hostilely.And l'm surrounded by huge mob. Are you really from west?l'masked.（中文翻譯：我的中國面孔是一種負擔。被問到我是否來美國並且作為一名記者為什麼我有一張中國人的臉。我展示了記者證，身份證，護照。「可是為什麼說普通話呢？」「你真的是西方人嗎？」老者不耐煩的問道。而且我被一大群人暴徒包圍了，我蒙著面）;2020年4月6日的推文：most chilling dream l've had inpandemic: I'm trying to dye my hairblonde or white out of sense of self-protection to disguise asiannesss(thisis not thought I've ever had in wakinglife) but in dream no matter no manyboxes of dye l go through,my hairremains stubbornly black。（中文翻譯：我在大流行中經歷過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夢:我試圖出於自我保護的目的將頭髮染成金色或白色,以掩飾亞洲人的性格(這不認為我曾經有過醒來的經歷)，但無論如何，在夢中我沒有染多少盒染料，我的頭髮頑固地留著黑色。

2、香港暴亂採訪中碰壁之後還是支持香港「暴徒」（樊嘉揚採訪被圍發推時的稱呼）為自由而戰。2019年9月21日再推特上網友問她「Do you condon violence?」她巧妙的回答：「l support Hong Kong's fight forfreedom. 1 smallen counter isn't gonna change that」。讓人覺得可笑的是，她前一秒還在稱呼這些人為「mob(暴徒)」。她不知道網際網路是有記憶的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3、她說中國是疫情的罪魁禍首，她批評中國防疫不利，卻從不報道美國抗疫的滯后和疫情當中巨大的死亡人數（截至2022年2月6日美國新冠死亡人數超舊金山人口，達925511例），也不會批評美國飽受詬病的醫療系統、白宮內部的混雜現象以及州與州之間的兩黨對抗，等到自己和母親在美國親身經歷了卻又不敢公開討伐，卻聰明的利用記者身份讓美國該州官員主動聯繫解決其母護工被趕出醫院和呼吸機的難題。《紐約客》上搜索樊嘉揚關於中國疫情的文章有好幾篇，其中最典型的一篇是2020年1月28日撰寫的一篇以《What It』s Like to Try to Get Treatment for the Coronavirus in China》（在中國嘗試治療冠狀病毒是什麼感覺）當中這樣描述：「The Wuhan coronavirus belongs to the same family a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or sars, which broke out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province of Guangdong, in November, 2002, and spread, through infected travellers, to twenty-six countries, killing almost eight hundre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武漢病毒與2002 年 11 月在中國南方省份廣東省爆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或sars屬於同一家族，並通過受感染的旅行者傳播到 26 個國家，造成近 800 人死亡世界各地的人們），這裡「武漢病毒」「與sars同一家族」這些詞划重點，是不是很有種陰陽怪氣，指桑罵槐的味道？通篇文章看下來筆者不得不感嘆樊記者不愧是玩「春秋筆法」的高手，迎合了美國主流媒體的一致論調。

4、在採訪《三體》作者劉慈欣時樊嘉揚時使用「春秋筆法」，夾帶私貨。讀過劉慈欣的小說的人都知道，大劉不會用太多形容詞。這篇文章出現在大阪20國集團峰會召開之際，在中美貿易戰正在如火如荼開展之際，你要說《紐約客》寫的這篇文章並非意有所指，傻子都不會相信。事實上，美國人顯然不太懂得春秋筆法，這篇文章在後面直接指出，當前美國和中國的處境就相當於美國是三體文明，中國是地球文明。這真的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在當前的世界背景下，這篇文章恐怕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美國人對於中國的某種態度。而這也是目前中美關係的一個真實縮影。文末會再次附上樊嘉揚採訪劉慈欣的文章，有興趣大家可以細品！《紐約客》原文其實有更多內容。有的是講他小說情節，我覺得很多一些讀者應該都了解，就沒引用進來。有些政治相關的，比較含糊。感興趣的話可以點鏈接去讀原文～

一言以蔽之，樊嘉揚在美國的生活著實有種「夾生飯」的味道。儘管美國社會對華裔的種種做法，讓樊嘉揚難受，但她對外的時候，又會認為美國的一切正確。她曾在網上透露，她媽媽在世時，自己和媽媽很多事上是有衝突的。即使躺在病床上，享受美國對無收入老年人的救護，她媽媽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建議女兒寫報道時，注意自己的華人身份。最後還是奉勸這位樊記者，聽媽媽的話，不要依靠攻擊自己曾經的國家來換取西方認同，殊不知不尊重自己的人沒人會尊重你，一顆「棋子」罷了。筆者僅希望在美生活的所有華人在某一天能像馬丁.路德金說的那樣：真正能享受與本土白人同等的權利，在就業、法律訴訟、警方保護等方面不再受到嚴重的歧視，不再成為成為種族騷擾以及種族暴力行為的受害者。

附：

【讀了幾年《紐約客》，寫作家的文章不少，終於有一篇寫的作家是我讀過他所有作品的了。（真不容易！）記得小學時候看《科幻世界》，被大劉的《鄉村教師》、《帶上她的眼睛》感動得淚水漣漣呢。去年11月，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來到華盛頓領取由阿瑟·克拉克基金會設立的克拉克想象力服務社會獎（Clarke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e to Society）。雖然是第一次到華盛頓，但他對這座城市並不陌生——畢竟華盛頓是諸多好萊塢大片的常客嘛。不過，和電影風光相比，這座真真切切擺在眼前的城市倒是讓劉慈欣有點失望。華盛頓紀念碑和反思池之間的距離，看上去比《阿甘正傳》里要遠得多；打量著林肯紀念堂里的林肯塑像，他說，自己還是更喜歡《猿人星球》裡面的那款。《紐約客》記者樊嘉揚陪著劉慈欣參觀華盛頓，同時也與這位連奧巴馬都是其粉絲的作家聊起了他的家族、童年、成長、寫作動機、以及對科幻文學和政治的看法。

劉慈欣1963年生於北京，但他父親原本是河南人。河南，是中國遭受苦難最多的省份之一。劉慈欣父親的家庭自也不能超然世外。那時正值內戰期間，為了保證家族血脈延續，劉慈欣的祖父打了個現實又殘酷的賭：他讓自己兩個兒子中的一個加入共產黨，另一個則加入國民黨。在戰爭中，劉慈欣的父親成為了一名八路軍軍官，勝利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而他加入國民黨的叔叔則不知所終。但文革開始后，劉慈欣的父親還是因為有個國民黨的兄弟而受到牽連，被下放到了山西省陽泉市。當時劉慈欣剛剛三歲。在陽泉，一切開展得如火如荼。他記得晚上能聽見槍響，還能看見一卡車一卡車背著槍，帶著紅袖套的人。由於環境太危險，劉慈欣被送到河南的祖父母家，在那兒住了好幾年。他是個魯莽、喜歡惡作劇的小孩——直到今天，這依然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比如說，他曾經編寫了一個隨機生成詩歌的程序，還把這些詩歌投稿給文學雜誌。在劉慈欣六歲那年，中國發射了第一顆衛星，這讓他迷上了太空。後來，父親給了他一本儒勒凡爾納的《地心遊記》，這本小說為他打開了一扇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門。他說，凡爾納寫得那麼具體、那麼權威，讓他覺得小說里的事必須是真實發生過的。少年時代，劉慈欣讀了一本關於天文學的書，其中講到光年的概念讓他有如醍醐灌頂。對別人來說虛無縹緲的抽象意象，在他眼裡卻有具體的形象。那些概念對他來說仿如觸手可及，讓他感到一種「磕了葯般的狂喜」。從高中起，劉慈欣就開始創作小說了。大學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娘子關水電站工作。在那兒，他有許多閑暇時間來閱讀科幻文學，寫作科幻故事。直到2012年，在他早已蜚聲科幻文學界時，才離開了這份工作。現在的劉慈欣是中國最成功的科幻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譯為二十多種文字，《三體》三部曲更是在全世界售出了800多萬套。他獲得過9次中國科幻文學最高獎銀河獎，還在2015年成為第一個獲得國際科幻文學大獎雨果獎的亞洲作家。和一般的文學作品比起來，劉慈欣說，「有關科學的故事更加壯麗、偉大、身在其中、意味深長、扣人心弦、離奇古怪、恐怖神秘，甚至更有感情。」【原文：」the stories of science are far more magnificent, grand, involved, profound, thrilling, strange, terrifying, mysterious, and even emotional」—— 我覺得這是作者翻譯劉慈欣寫的某段有關科幻小說的話，但沒找到出處。】劉慈欣很擅長給人歸類，描寫中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典型人物，但也招致不少詬病。不少人說，他作品里的人物過於類型化，就像是放置在立體模型中的硬紙板假人。他承認這一點，但強調說：「我不是因為熱愛文學才寫作的，我寫作是因為我熱愛科學」。《三體》是劉慈欣的代表作，人們讚美這套書讓科幻文學在中國從邊緣化走向主流。劉慈欣認為，人們對《三體》的喜愛源於中國人心靈深處的轉變——科技進步激起了他們心中探索宇宙的激情。《三體》是一部背景宏大的小說，涉及個人與個人、國與國、星球與星球、文明與文明之間的爭鬥。當《三體》的第一卷在美國出版時，很多人認為，書中描寫的三體星和地球的原型來自美國與中國間的角力。不過，劉慈欣並不喜歡用小說來反應或評論歷史和現實社會的說法。他說，小說的「主要目的是逃離現實世界」。他也不太願意談論與政治有關的話題。雖然政治與中國社會的現實在他的小說中無處不見。比如說，出版於2003年的小說《超新星時代》就來自於他對多年前那次事件的感悟。當時他正好在北京出差。劉慈欣說，他希望《超新星時代》能反映出當舊的信仰崩塌，而新的還未形成時，面臨急劇變化的中國人所感受到的困惑。《三體》同樣如此。物理構想是這本書的前提，但政治才是情節發展的推動力。在每個轉折點，書中人物都被迫進行殘酷的計算。為了生存，他們玩著馬基雅維利式的博弈遊戲，以結果主義來指導行動。【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主張判別行動好壞是非的標準以其產生的結果而定。只要一行動能產生好的結果，它就是好的，是道德的。】《三體》中的許多場景，都需要人物做出兩難的選擇。就好像劉慈欣的祖父為兩個兒子參軍所做出的決定，或是在90年代的下崗潮中，劉慈欣不得不選擇讓一半下屬離開一樣。在《三體》里，理想主義是致命的，仁慈更是代價高昂的奢侈品。《三體》的思想主旨正是劉慈欣對現實的看法，他不贊同大部分西方人崇尚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他認為，中國有中國的特殊性，只有現在這樣才能維持社會穩定。劉慈欣說，個人的自由「不是中國老百姓關心的事。對普通人來說，看病、房價、孩子教育才是重點」。他說假如「放鬆對國家的管理，結果將會非常可怕。」中國發展的規模和速度讓劉慈欣為之欣喜。他說，自己這一代的中國人是幸運的，他們經歷的變化如此之大，以至於現在生活的世界和孩童時代成長的世界已經截然不同。劉慈欣說：「中國是屬於未來的國家。我發現自己身邊的世界越來越像科幻小說里的描述，而且變化的速度還在不斷加快」。在華盛頓領完獎后的第二天，劉慈欣去參觀了越戰英雄紀念碑。在紀念碑牆上，銘刻著58000個越戰遇難者的名字。這讓他非常感動：「為什麼中國沒有這樣的地方呢？死者應該被銘記。」隨行翻譯回答說：「中國應該有，有些城市是有的，不是嗎？」「不」，劉慈欣搖頭加重語氣：「我們有一些烈士雕像，當我們從來沒有——我們不紀念那些，那些單個的人。」他取下眼鏡，眨了眨眼，看向眼前綿延的綠地和水泥牆：「我們中國人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事情發生了會過去，而時間終會將故事埋葬。（When something happens, it passes, and time buries the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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