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歲月
6 ,遇見「大官」
巍文伯和陳丕顯(下)
作者
若雲
序:《文革歲月》和《似水年華》,都是用第一人稱寫的小故事。文中的「我」不一定是若雲本人,特此說明,以免誤解,謝謝。
又是一個晴朗的春天,風和日麗,陽光明媚。學校的進口小車把我送到「大官」那裡,進去后,竟然沒有說一句話。他給我一張紙條,叫我給魏文伯。而且叮囑我,可以看條子,但不能告訴任何人。我沒有看內容,老老實實地照他說的做了。
文革如火如荼地進行。一天,我在五官科醫院幫工,記得在汾陽路;院長帶來二位長相像老農民的土八路,很嚴厲地命令我說:
「跟我走。」就這樣被抓到青浦XX鎮,關在那裡被整了六個月,好可怕啊!和朋友同學完全隔絕,沒有自由,沒有人能說一句話;說度日如年,真是一點也不誇張。他們要幹什麼?說我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是華東最大走資派的間諜!六個月後,回到學校,我們的女班長,好像什麼都不知道,還問我說:
「怎麼會這樣,咋回事?全身除了骨頭,沒有三兩肉。」是的,我的體重減了十幾斤,自己覺得好像死了一回,剛從地獄回到人間似的。
自從女班長這麼凶對待第二位「大幹部」,我和她的關係變得正經起來,不再說我們去「戀愛」,也不說未來「妻子丈夫」這些廢話或笑話了。
有一次,院革會組織部開會,部長突然宣布由我負責XXX專案,其他人不要干擾。真的,第二天就有車送我去第二個「大幹部」隔離審查的地方。一進門,老頭用手示意我坐下。然後,他十分出乎意料地說:
「小老鄉,你真不知道我是誰?」停了一會,看我有點木呆,他又問我:「你知道XX、XX、XX嗎?我出生在XXXX,你是XX人,不對嗎?」 這時我已經猛醒過來,很開心地告訴他:
「是的,我出生在XX,您出生在我的隔壁鎮。您的名氣很大,我在老家就知道你在北京當大官,就是沒想到,會在這裡看到你。」他用一種發自內心的童年表情看著我,然後才慢慢地問:
「我們是不是老鄉?」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說:
「是的,是地地道道的老鄉,而且是鄰居。」遲疑片刻,我吱吱語語地有點美中不足地說:「你是學生就好了。」他異常吃驚地問:
「為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回答他:
「好相處。」他高興地笑了:
「不,現在更好相處。上次一張小紙條,讓你被整了六個月。以後不會了,沒有人敢或會碰你。」我茫然地看著他問:
「你怎麼知道?」他又笑了,笑得自然而親切,喝了一口咖啡,他看著我問:
「不相信?」我已完全意識到內在因素,所以十分肯定地回答說:
「不,不,我信。」從此以後,我每周來一次,做二件事:一是彙報醫學院情況;二是魏文伯的處境,後者是李靜一告訴我,讓我轉告訴他。大概是二個月後的最後一次見面,陳丕顯給我一張小紙條,上面是他小孩的電話號碼。告別時他說:
「小老鄉,你不可能再來這裡了。有事,打電話給我孩子。別忘了,小老鄉,你需要什麼都可以跟我孩子說,我很快會知道,會及時幫助你。」我當時的心情,真有點說不清,既幸福又茫然,既親近又遙遠。不管怎樣說,一生中能在青春年少時,認識這二位「大官」、長者、老前輩,一位還是老老鄉,總還是老天的眷顧。
附註(歷史資料主要來自維基百科等):
1、魏文伯(1905年3月-1987年11月15日),出身農民家庭。1925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副部長,後轉任上海市委副書記,華東局秘書長。1965年柯慶施死後,和陳丕顯,曹狄秋成為華東地區最高負責人的華東局書記。文革中被打倒,文革后擔任中紀委副書記,國家司法部部長,中顧委委員。1987年11月15日在上海逝世。
2、陳丕顯(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曾用名陳家煜。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
1965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1977年2月,陳丕顯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1982年10月調往中央工作,任 中央保密委員會主任,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等。1995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
3、陳同生(1906—1968),筆名農菲,曾用名張翰君、原籍湖南零陵。1924年參加革命,曾任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今中記協前身)秘書長、新四軍挺進縱隊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秘書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副部長等職。1955年6月調任上海第一醫學院院長,后兼任黨委書記。1963年任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1968年1月,「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4、一打三反運動: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治運動。 該運動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 「一打三反」的名稱,來自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
「一打」對象是各地殘存反抗中共權威的人,「三反」目的是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