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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是在不斷糾錯中進步
中國共產黨的路線鬥爭是對中共黨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一種概括、敘述方式。計有所謂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第1次），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第2次），李立三冒險機會主義路線（第3次）、王明先左後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第4次），羅章龍分裂主義路線 （第5次）、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第6次），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第7次），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第8次），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9次），林彪反革命集團（第10次）。最先提出「十次路線鬥爭」的，是毛澤東南巡時的談話。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線鬥爭」概念的，是《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是走資派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
在1945年的延安。那時離嘉興南湖紅船啟航已24年。這24年航程，驚濤駭浪片刻未歇。除了戰爭帶來的風雨如晦，黨先後發生過三次「左」傾錯誤，經歷過反「圍剿」失利被迫長征，全國黨員、紅軍銳減九成，白區黨組織損失殆盡的「至暗時刻」。從中央蘇區到延安，教條主義像一團烏雲如影隨形，始終籠罩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頭頂。
彼時，黨內教條主義故態復萌，廣大黨員幹部思想認識不統一，「在軍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眾運動、減租減息，許多地方都不一致」。延安之外，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八路軍、新四軍被誣為「新式軍閥」，根據地被傳為「變相割據」；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傳至國內之時，「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中國」「解散共產黨」「取消陝北特區」等反共輿論甚囂塵上。
「中國共產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所犯『左』傾或『右』傾錯誤，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當時嚴峻的鬥爭形勢對中國共產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要求黨必須有一個自己毫無爭議的政治領袖，有自己的統一的思想。」李慶剛說，黨中央花巨大心力對黨的歷史進行徹底總結，批判歷次「左」傾「右」傾錯誤，樹立實事求是的正確思想路線，是因為不如此黨就難以統一，也無法承擔民族解放的重擔。
1944年5月，任弼時寫出《決議》草案初稿，分送政治局委員徵求意見，並經胡喬木、張聞天多次修改。隨後，毛澤東在張聞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修改7次。實際上，毛澤東參與《決議》起草，可以追溯到1941年。從1941年3—4月為《農村調查》撰寫序和跋，到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痛批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再到兩次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土地革命後期和抗戰時期中央的路線是非，在幫助全黨認清「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方面，毛澤東傾注了諸多心力。任弼時當時寫《決議》草案初稿，就是在毛澤東1941年撰寫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和兩次會議討論的基礎上形成的。
「前後歷經4年，毛澤東直接參加起草並反覆修改，全黨高級幹部多次討論。《決議》傾注了毛澤東大量心血和用唯物史觀對黨的歷史的科學判斷，可謂嘔心瀝血、字斟句酌，集中了全黨的集體智慧。」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薛慶超表示。
百年回望來時路，後來人多驚嘆於革命年代的天翻地覆慨而慷，而這狂瀾巨變，也是由一天天的日子熔鑄而成。有很多影響中國歷史的變化，它的見證者，可能只是當年延安窯洞里一盞徹夜不熄的燈火。正是這燈火，穿過舊中國的沉沉暗夜，照亮了光明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新紀元。
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
作者：毛澤東
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歷史，就對今後的鬥爭有利益，對今後黨和人民有利益。正確和錯誤的標準自然是馬克思主義，但人民利益同樣是標準。人民對於各黨派的情形並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據他們的政策來作判斷。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壞事，所以人民不喜歡它。我們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錯誤。現在的決議就是說這些問題，所以是關係於全國人民的。
這個決議有兩個問題: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錯誤。看趨勢是要做，但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過。我想決議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需要糾正，使革命不受損失。至於各個歷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只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後來看，這個決議還是功大過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還是交七中全會討論通過?原來是準備交七大的，後來決定交七中全會。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把重心放在歷史問題上。
內容上的其他問題:四中全會是否根本錯了?現在弄清楚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共產國際的問題為什麼不提?故意不提的。共產國際現在不存在了，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
治病救人的方針證明是有效的，要看什麼時候需要強調哪一個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後治病太多，救人差一點，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許提路線，一九四一年談了路線，以後就發生了王明同志的問題。他養病的時候，我們整了風，討論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問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確實的，但「沛公」很多，連「項莊」自已也包括在內。發展的過程就是如此。到了現在，這個決議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面統一起來了。王明同志寫了這封信，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其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其他許多同志的意見都很好。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寫幾個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他們幾個人。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後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對陳獨秀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大體上如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時代也有功勞。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黨員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
從前許多同志都苦於中國沒有馬、恩、列、斯那樣的革命領袖，我也是如此，中國的落後不能產生列寧那樣的偉人。現在提出一個任務，就是加強對馬、恩、列、斯著作的學習，首先是我需要加強。凡是政治上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同志，我們都要團結他們，全黨要像決議上所說的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這個支票是要兌現的。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並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只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面，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
抗戰時期有兩個關節就是整風和生產，沒有這兩項黨就不能前進。兩萬五千共產黨員發展到幾十萬，絕大多數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實味、「輕騎隊」、「西北風」佔了統治地位，只有經過整風才把無產階級的領導挽救了。生產運動也是這樣，沒有生產運動，黨就要向後退，就要往下垮。這些都是學習來的，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這是有些道理的。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學習著前進，現在也並不是什麼都學會了，只是錯誤犯得少一些。
防止敵人利用，這一點也要說一下。人家成立了一個「非常委員會」，我們的決議還沒有做他們就利用，說什麼四中全會是正確的，現在做了決議他們更要利用，更要挑撥，我們必須準備。團結——批評——團結，這是不怕挑撥的。但是小廣播就不同，這需要搜集並加以分析。其中有許多是閑話，是沒有惡意的；有許多是錯誤的，但也不一定是惡意的；至於有惡意的也要聽，因為只有聽了才能發現它的惡意。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把各種閑話都引到自己的責任上來，這就卸下一個大包袱，不至於多生氣。一九四一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於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中國共產黨的路線鬥爭是對中共黨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一種概括、敘述方式。計有所謂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第1次），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第2次），李立三冒險機會主義路線（第3次）、王明先左後右的機會主義路線（第4次），羅章龍分裂主義路線 （第5次）、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第6次），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第7次），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第8次），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第9次），林彪反革命集團（第10次）。最先提出「十次路線鬥爭」的，是毛澤東南巡時的談話。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線鬥爭」概念的，是《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是走資派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
在1945年的延安。那時離嘉興南湖紅船啟航已24年。這24年航程，驚濤駭浪片刻未歇。除了戰爭帶來的風雨如晦，黨先後發生過三次「左」傾錯誤，經歷過反「圍剿」失利被迫長征，全國黨員、紅軍銳減九成，白區黨組織損失殆盡的「至暗時刻」。從中央蘇區到延安，教條主義像一團烏雲如影隨形，始終籠罩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頭頂。
彼時，黨內教條主義故態復萌，廣大黨員幹部思想認識不統一，「在軍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眾運動、減租減息，許多地方都不一致」。延安之外，國民黨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八路軍、新四軍被誣為「新式軍閥」，根據地被傳為「變相割據」；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傳至國內之時，「馬列主義已經破產」「共產主義不適用中國」「解散共產黨」「取消陝北特區」等反共輿論甚囂塵上。
「中國共產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所犯『左』傾或『右』傾錯誤，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當時嚴峻的鬥爭形勢對中國共產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要求黨必須有一個自己毫無爭議的政治領袖，有自己的統一的思想。」李慶剛說，黨中央花巨大心力對黨的歷史進行徹底總結，批判歷次「左」傾「右」傾錯誤，樹立實事求是的正確思想路線，是因為不如此黨就難以統一，也無法承擔民族解放的重擔。
1944年5月，任弼時寫出《決議》草案初稿，分送政治局委員徵求意見，並經胡喬木、張聞天多次修改。隨後，毛澤東在張聞天修改稿的「抄清件」上修改7次。實際上，毛澤東參與《決議》起草，可以追溯到1941年。從1941年3—4月為《農村調查》撰寫序和跋，到1941年5月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痛批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再到兩次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土地革命後期和抗戰時期中央的路線是非，在幫助全黨認清「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方面，毛澤東傾注了諸多心力。任弼時當時寫《決議》草案初稿，就是在毛澤東1941年撰寫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和兩次會議討論的基礎上形成的。
「前後歷經4年，毛澤東直接參加起草並反覆修改，全黨高級幹部多次討論。《決議》傾注了毛澤東大量心血和用唯物史觀對黨的歷史的科學判斷，可謂嘔心瀝血、字斟句酌，集中了全黨的集體智慧。」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薛慶超表示。
百年回望來時路，後來人多驚嘆於革命年代的天翻地覆慨而慷，而這狂瀾巨變，也是由一天天的日子熔鑄而成。有很多影響中國歷史的變化，它的見證者，可能只是當年延安窯洞里一盞徹夜不熄的燈火。正是這燈火，穿過舊中國的沉沉暗夜，照亮了光明的新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指出確立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大保證」，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指導思想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幾代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新紀元。
對《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
作者：毛澤東
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歷史，就對今後的鬥爭有利益，對今後黨和人民有利益。正確和錯誤的標準自然是馬克思主義，但人民利益同樣是標準。人民對於各黨派的情形並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據他們的政策來作判斷。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壞事，所以人民不喜歡它。我們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錯誤。現在的決議就是說這些問題，所以是關係於全國人民的。
這個決議有兩個問題: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錯誤。看趨勢是要做，但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過。我想決議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需要糾正，使革命不受損失。至於各個歷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只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後來看，這個決議還是功大過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還是交七中全會討論通過?原來是準備交七大的，後來決定交七中全會。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把重心放在歷史問題上。
內容上的其他問題:四中全會是否根本錯了?現在弄清楚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共產國際的問題為什麼不提?故意不提的。共產國際現在不存在了，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
治病救人的方針證明是有效的，要看什麼時候需要強調哪一個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後治病太多，救人差一點，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年不許提路線，一九四一年談了路線，以後就發生了王明同志的問題。他養病的時候，我們整了風，討論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問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確實的，但「沛公」很多，連「項莊」自已也包括在內。發展的過程就是如此。到了現在，這個決議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面統一起來了。王明同志寫了這封信，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其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其他許多同志的意見都很好。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寫幾個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他們幾個人。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後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對陳獨秀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大體上如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時代也有功勞。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黨員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
從前許多同志都苦於中國沒有馬、恩、列、斯那樣的革命領袖，我也是如此，中國的落後不能產生列寧那樣的偉人。現在提出一個任務，就是加強對馬、恩、列、斯著作的學習，首先是我需要加強。凡是政治上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同志，我們都要團結他們，全黨要像決議上所說的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這個支票是要兌現的。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並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只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面，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
抗戰時期有兩個關節就是整風和生產，沒有這兩項黨就不能前進。兩萬五千共產黨員發展到幾十萬，絕大多數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實味、「輕騎隊」、「西北風」佔了統治地位，只有經過整風才把無產階級的領導挽救了。生產運動也是這樣，沒有生產運動，黨就要向後退，就要往下垮。這些都是學習來的，草鞋沒樣，邊打邊像，這是有些道理的。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學習著前進，現在也並不是什麼都學會了，只是錯誤犯得少一些。
防止敵人利用，這一點也要說一下。人家成立了一個「非常委員會」，我們的決議還沒有做他們就利用，說什麼四中全會是正確的，現在做了決議他們更要利用，更要挑撥，我們必須準備。團結——批評——團結，這是不怕挑撥的。但是小廣播就不同，這需要搜集並加以分析。其中有許多是閑話，是沒有惡意的；有許多是錯誤的，但也不一定是惡意的；至於有惡意的也要聽，因為只有聽了才能發現它的惡意。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把各種閑話都引到自己的責任上來，這就卸下一個大包袱，不至於多生氣。一九四一年邊區老百姓中有人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這就引起我的警覺，分析原因，發現是征糧太重了，於是就發展大生產運動。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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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聊雜論: 中國利益集團把鄧小平供奉了多少年，不準任何人置喙，錯誤理論糾偏都難
轉載：《評「三項指示為綱」》
載《人民日報》1976 年 2 月 29 日
梁效 任明
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毛主席這個重要指示，一針見血地揭露了「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的要害，是復辟資本主義。
「三項指示為綱」，是黨內那個堅持劉、林修正主義路線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背著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來的。它的出籠，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
「三項指示為綱」，是直接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是幹什麼的？就是一場偉大的階級鬥爭。全國億萬群眾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摧毀了劉、林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批判了他們的修正主義路線，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向前發展。但是，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對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極端仇視。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眾的批判，口頭上大表「悔過」之意，實際上心懷復辟之志。提出「三項指示為綱」，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三項指示為綱」，是同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直接對抗的。一九七四年底，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毛主席的光輝指示，進一步提高了全國人民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的自覺性。這就更加引起了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恐懼。他們對於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批判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深入進行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兩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非常反感。因此，就迫不及待地拋出了「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
這個修正主義綱領，修就修在它完全背叛了我們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
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指導我們各項工作的綱只能有一個，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即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是由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關係和主要矛盾所決定的。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分析了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階級關係，明確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十三年後，毛主席又重提階級鬥爭問題，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每當革命發展的關鍵時刻，毛主席總是諄諄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緊緊「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
列寧說：「機會主義恰巧在最主要之點不承認有階級鬥爭，即不承認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在推翻資產階級並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有階級鬥爭。」以「三項指示為綱」，恰恰是妄圖抹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從而否定階級鬥爭這個綱，篡改黨的基本路線。
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大談三項指示「互相聯繫，不能分割」，「是一個整體，不能丟掉任何一句」，說得振振有詞，似乎很全面，其實是在玩弄折中主義的鬼把戲。他們故意把安定團結和發展國民經濟這些屬於「目」的東西，擺進「綱」里，就是為了以目亂綱，以目代綱。經他們這樣一擺，安定和不安定、團結和不團結的矛盾，還有科研落後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矛盾，等等，統統成了主要矛盾。他們就是這樣用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手法，淹沒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這一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黑格爾說過，折中主義一類詭辯是「思想的陰謀詭計」。這種手法並不是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發明，而是新老修正主義者的慣伎。抓住了次要的東西，「忽視了主要的東西」，「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這就是考茨基的理論，它同馬克思主義毫無共同之點。」
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歷來反對階級鬥爭這個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此人就鼓吹「各階級間的親密合作」，宣揚階級投降主義。一九五七年，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他公然聲稱「階級已基本消滅了，就不應該強調階級鬥爭」，「我們過去專政多了，以後可以放寬些」。一九五八年，反右派鬥爭剛結束，他又極力抹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說什麼現階段「主要是兩種方法的鬥爭」。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對劉的多次批判和鬥爭，就包括著對參與制定和推行劉修正主義路線的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鬥爭。但是，他的資產階級本性未改，「永不翻案」靠不住。而今，又叫嚷：「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他炮製的「三項指示為綱」，就是他一貫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修正主義思想的繼續，還是過去那一套不管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不管社會主義還是帝國主義，「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謬論的翻版。
「三項指示為綱」的炮製者明明是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看不見階級矛盾了。這完全是欺人之談。今天，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在，資產階級還在，大量的小資產階級和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都還在，小生產仍然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些明擺著的事實，難道都看不見了嗎？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內一次又一次的兩條路線鬥爭，不是令人驚心動魄嗎？列寧對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矛盾作了精闢的闡述，指出：階級還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都還要存在好多年，在這個時期「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我們現在就是這樣一個國家。怎麼會沒有階級鬥爭？「只要有利益相互對立、相互衝突和社會地位不同的階級存在，階級之間的戰爭就不會熄滅。」所謂階級鬥爭熄滅論，從來都是騙人的。劉和林都講階級鬥爭熄滅，他們自己就根本沒有熄滅。劉圍剿革命派，保護他那一小撮叛徒、死黨。林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哪裡是什麼熄滅？現在，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又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不過是為復辟資本主義施放煙幕，掩護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攻，實行反攻倒算。
一個綱領「是一面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三項指示為綱」的杏黃旗一舉，右傾翻案勢力就迅速地聚集在這面修正主義旗幟下，大搞復辟活動。他們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是什麼「今不如昔」呀，「問題相當多」呀，「積重難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們來扭轉局勢，大有「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之概。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同當年的孔老二一樣，公然以復辟派自居，說什麼「無非有人講『還鄉團』回來了，復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說他的。」於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就颳了起來，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連，彈冠相慶，或做演說，或擬提綱，或寫黑信，或造謠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種種修正主義奇談怪論，甚囂塵上，其矛頭對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對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難道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嗎？現在人們明白了：這股右傾翻案風，是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從上邊刮下來的，是存在著一個「三項指示為綱」的反動綱領、存在著一條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路線所造成的。追根溯源，蓋出於此。
提出「三項指示為綱」的人，為了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風，採取了一個很有欺騙性的、容易使人喪失警惕的手法。他們講的三項指示，看起來都是毛主席的話，但由於納入了那個對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之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靈魂就完全被閹割了。
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把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放在「三項指示」的第一條，不過是一個幌子。他們自己就不讀書，不懂馬列，哪裡還談得上把學習理論、反修防修放在第一位？正當群眾性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深入發展的時候，他們大刮「業務颱風」、「經濟颱風」，妄圖把學習運動刮掉。他們喋喋不休地談這個「主要矛盾」，那個「主要危險」，唯獨不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個主要矛盾，不談修正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甚至反對提把學校辦成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荒謬地說「科技戰線不要提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橫加指責，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削弱滋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非常害怕，唯恐觸動他們的既得利益，極力要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對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指示，他們也百般抵制，說什麼不要「聽到風就是雨」，否認有現代的宋江，反對批判投降派。
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口頭上講安定團結，實際上破壞安定團結。我們指的安定，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安定；我們指的團結，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基礎上的團結。他們卻一方面借落實政策為名，「請隱士」，「舉逸民」，提出特別要依靠和重用那些「橫下一條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人，也就是對文化大革命一不滿、二要算賬的走資派；另一方面以種種借口排斥和打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老幹部和新幹部，對抗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他們別有用心地攻擊年輕的領導幹部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叫嚷什麼青年幹部只能「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提上來」。按照這種「台階」論，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大批青年領導幹部和新生力量豈不是統統都得下台，都得被打下去嗎？這是公開露骨地破壞毛主席倡導的老、中、青三結合。他們還用種種卑劣的手段，挑撥人民群眾和黨的關係，挑撥知識分子和黨的關係，挑撥新老幹部的關係，妄圖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事實充分說明：搞修正主義，必然要搞分裂，搞陰謀詭計。
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是毛主席親自為我們規劃的宏偉藍圖。但是，在要什麼樣的現代化和如何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炮製「三項指示為綱」的人，不講以階級鬥爭為綱，不講黨的基本路線，卻一個勁地鼓吹唯生產力論，大講一切為了現代化，只要能搞上去，走什麼路都可以。其實，他們並不是真的認為走什麼路都可以，在他們的心目中，社會主義的一套不行了，只有他們那一套才靈。他們攻擊黨的領導「一不懂行，二不熱心」，主張恢復專家治廠、專家治所。他們不贊成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說不搞點利潤掛帥、物質刺激，怎麼能調動積極性？他們反對依靠群眾、大搞群眾運動，說「依靠工農兵是相對的」，實際上還是要搞「管、卡、壓」。他們反對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認為只有乞求外國，才能改變科學技術的落後面貌。如果按照他們修正主義那一套搞下去，路線變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性質就會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會倒退為雇傭關係，資本主義的分配製度就會恢復起來，一句話，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就要遭到破壞。這樣，要麼就是生產搞不上去，要麼就是暫時搞上去還得垮下來，要麼就是搞出個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現代化。無論哪種情況，都會破壞生產，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所謂的現代化，究竟是要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還是搞資本主義復辟，究竟要把我們國家「化」到哪裡去，這不是很清楚嗎？《紅樓夢》里有句話：「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把發展生產喊得震天價響，實際上他們是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妄圖把人們拉到資本主義的斜路上去，為資產階級重新登台作「嫁衣裳」。我們要批判他們的唯生產力論，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努力奮鬥。
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的新形勢下，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大搏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毛主席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前這場鬥爭告訴人們，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同走資派的鬥爭是長期的，反覆的，這是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的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和特點。在社會主義時期，有些人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究竟在哪裡呢？當然要看到社會上還存在資產階級，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主要對象。這些人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也代表那些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利益，代表那些要求擴大資產階級法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們的利益。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是樂意參加的，但到了社會主義時期，思想還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自己不願意革命，而且反對革命。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黨內還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中有很大的權力，所以搞起修正主義來是很兇的，很快的，是最危險的。我們要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一系列論述，研究和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關係及其變化，研究和認識走資派產生的社會根源和他們活動的規律，搞清楚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和前途。只有這樣，才能堅定地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掌握無產階級的政策和策略，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我們要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徹底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拋出的「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批判那條同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路線。要善於識破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法，警惕他們為了保護自己、挑動群眾斗群眾的花招，防止他們用破壞生產來破壞革命的陰謀。要執行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政策，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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