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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聞中的重慶軍和中共黨軍
當年的《朝日新聞》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電：日本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與之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佔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中共黨軍約佔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佔的比率，則只有三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朝日新聞》報道的這則消息，內容和數據均來自日本華北方面軍的年度工作總結。被蔣介石以及它的徒子徒孫們污衊的「游而不擊」的軍隊，一年作戰次數竟佔一萬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與日寇交戰的軍隊佔半數以上，戰死的遺體中，中共軍隊也佔半數。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落入敵寇之手的俘虜人數，比蔣介石國民黨軍隊交戰次數多、參戰人員多的八路軍，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虜卻比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少了接近一半。連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認：「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在這裡要問一句：一個「劣弱」的軍隊能稱為抗戰的主力嗎?一個交戰意識「昂揚」的軍隊能說他們是「游而不擊」嗎?
再看看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是如何說的——
《新民報》(為北平偽政府辦的報紙)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載中華社(筆者註：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於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游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迹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在日偽軍眼裡，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聖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裡，而把「游而不擊」的八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那些對自己國家沒有好感的「精英」們，不相信大陸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說的話吧，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吧!其實，當年投降日本皇軍的「二鬼子」們對這場戰爭最有發言權。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沖在頭裡。他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現在的「精英」們實在。
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1.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麼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1年9月)
2.ZF現在既已此案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國民ZF《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ZF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ZF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GCD，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在南昌的講話(1931年8月22日)
5.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1933年9月23日)
6.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只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面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御外侮。——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后的講話(1935年底)
蔣介石的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佔領熱河，並大舉進攻長城各口，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因蔣介石國民黨破壞而失敗。5月31日國民黨ZF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佔領，同時划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佔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內容：
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於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雲接受國民ZF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所提出的正式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關於停戰協定，委任全權於該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ZF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的停戰協定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簽訂停戰協定於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並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后，即發生效力。
作為以上證據，兩代表於此簽名蓋櫻
蔣介石「抗戰到底」的「底」界
蔣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划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佔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國防聯席會議記錄(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闡述「抗戰到底」的「底」界說，正式提出「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的方針。他說：「抗戰到底的『底』在哪裡?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國亡了才算到底，必須有一個界說」。「在盧溝橋事變前現狀未恢復，平津未恢復以前不能與日本開外交談判。」「我們不恢復『七七』事變前原狀就是滅亡，恢復了就是勝利。」——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記錄(1939年1月)
蔣中正就這樣把「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說成是「抗戰到底」的「底」界。他對內：試圖以「恢復了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就是勝利」界說，來統一全國對抗戰的認識;對外：「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對日議和的交涉條件。
1937年11月5日，蔣中正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說：「假如日本不願恢復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至德國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ZF不理睬蔣中正的條件。他們用行動回答：攻佔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御前會議決定：「對中國現中央ZF，帝國採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終止「陶德曼調停」;近衛首相於1月16日發表「今後不以國民ZF為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復興社的杜石山、柳雲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談判。3月17日，柳雲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ZF於9月13日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ZF。香港日蔣談判告吹。——《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面3月10 日提出書面的《和平意見》記載，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面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面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后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註：《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游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註：《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註：《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註：《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蔣介石投敵賣國「檔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過三次議和，檔案材料顯示，蔣中正的國民ZF一方，以苟安性質的「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而天皇制日本的權力機構則明確決定要設法使中國現中央ZF崩潰。1938年7月，五相會議決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規定，日本ZF的方針是「推翻中國現中央ZF，使蔣中正垮台」，這就是明證。在雙方「底線」有天壤之別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變本加厲，而且對重慶寸步不讓。蔣中正及其代理人卻一味地單方面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划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游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
直到1940年秋，蔣中正才中止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為條件的對日言和，擱置他原來已經同意親自與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將舉行的「長沙會談」。蔣介石轉而決定採納「苦撐」的方針，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發生變化。
這些事情發生在七七事變以後，但在蔣中正的心目中，東北是可以放棄的。雖然在七七事變以前,蔣中正沒有明確表示，但一個人的指導思想總是會在其政策中透露出來的，比如1934年簽訂的《塘沽協定》，認可長城線是與偽滿的政治分界線，默認了「滿洲國」的存在。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ZF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ZF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
1936年11月間，蔣中正的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
—錢昌照：《縱橫》民國八十八年年第1期
當年的《朝日新聞》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電：日本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與之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佔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中共黨軍約佔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佔的比率，則只有三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朝日新聞》報道的這則消息，內容和數據均來自日本華北方面軍的年度工作總結。被蔣介石以及它的徒子徒孫們污衊的「游而不擊」的軍隊，一年作戰次數竟佔一萬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與日寇交戰的軍隊佔半數以上，戰死的遺體中，中共軍隊也佔半數。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落入敵寇之手的俘虜人數，比蔣介石國民黨軍隊交戰次數多、參戰人員多的八路軍，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虜卻比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少了接近一半。連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認：「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在這裡要問一句：一個「劣弱」的軍隊能稱為抗戰的主力嗎?一個交戰意識「昂揚」的軍隊能說他們是「游而不擊」嗎?
再看看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是如何說的——
《新民報》(為北平偽政府辦的報紙)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載中華社(筆者註：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於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游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迹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在日偽軍眼裡，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聖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裡，而把「游而不擊」的八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那些對自己國家沒有好感的「精英」們，不相信大陸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說的話吧，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吧!其實，當年投降日本皇軍的「二鬼子」們對這場戰爭最有發言權。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沖在頭裡。他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現在的「精英」們實在。
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1.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麼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1年9月)
2.ZF現在既已此案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國民ZF《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ZF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ZF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GCD，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在南昌的講話(1931年8月22日)
5.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1933年9月23日)
6.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只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面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後倒置。——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御外侮。——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后的講話(1935年底)
蔣介石的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佔領熱河，並大舉進攻長城各口，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因蔣介石國民黨破壞而失敗。5月31日國民黨ZF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佔領，同時划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佔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內容：
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於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雲接受國民ZF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所提出的正式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關於停戰協定，委任全權於該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ZF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的停戰協定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簽訂停戰協定於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後，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並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並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后，即發生效力。
作為以上證據，兩代表於此簽名蓋櫻
蔣介石「抗戰到底」的「底」界
蔣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划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佔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國防聯席會議記錄(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闡述「抗戰到底」的「底」界說，正式提出「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的方針。他說：「抗戰到底的『底』在哪裡?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國亡了才算到底，必須有一個界說」。「在盧溝橋事變前現狀未恢復，平津未恢復以前不能與日本開外交談判。」「我們不恢復『七七』事變前原狀就是滅亡，恢復了就是勝利。」——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記錄(1939年1月)
蔣中正就這樣把「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說成是「抗戰到底」的「底」界。他對內：試圖以「恢復了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就是勝利」界說，來統一全國對抗戰的認識;對外：「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對日議和的交涉條件。
1937年11月5日，蔣中正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說：「假如日本不願恢復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至德國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ZF不理睬蔣中正的條件。他們用行動回答：攻佔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御前會議決定：「對中國現中央ZF，帝國採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終止「陶德曼調停」;近衛首相於1月16日發表「今後不以國民ZF為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復興社的杜石山、柳雲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談判。3月17日，柳雲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於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ZF於9月13日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ZF。香港日蔣談判告吹。——《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面3月10 日提出書面的《和平意見》記載，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面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面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后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註：《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游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註：《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註：《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註：《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蔣介石投敵賣國「檔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過三次議和，檔案材料顯示，蔣中正的國民ZF一方，以苟安性質的「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而天皇制日本的權力機構則明確決定要設法使中國現中央ZF崩潰。1938年7月，五相會議決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規定，日本ZF的方針是「推翻中國現中央ZF，使蔣中正垮台」，這就是明證。在雙方「底線」有天壤之別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變本加厲，而且對重慶寸步不讓。蔣中正及其代理人卻一味地單方面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划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游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
直到1940年秋，蔣中正才中止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為條件的對日言和，擱置他原來已經同意親自與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將舉行的「長沙會談」。蔣介石轉而決定採納「苦撐」的方針，寄希望於國際形勢發生變化。
這些事情發生在七七事變以後，但在蔣中正的心目中，東北是可以放棄的。雖然在七七事變以前,蔣中正沒有明確表示，但一個人的指導思想總是會在其政策中透露出來的，比如1934年簽訂的《塘沽協定》，認可長城線是與偽滿的政治分界線，默認了「滿洲國」的存在。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ZF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ZF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
1936年11月間，蔣中正的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
—錢昌照：《縱橫》民國八十八年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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