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彰顯蔣介石沒有積極抗日

十四年彰顯蔣介石沒有積極抗日

《十四年抗戰》，實際上那時候的蔣介石國民黨擁有的百萬國軍並沒有派去東北積极參加抗戰。還要把張氏父子的東北軍幾十萬人從東北調往西北去剿殺共產黨。而留在東北積极參与抗日戰爭的那主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當地的東北抗日聯軍，還有當地的東北民間的抗日武裝，它並不是全民抗戰。所以《十四年彰顯蔣介石沒有積極抗日》。

因為1931年的時候，當時毛澤東受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命令帶領一部分南昌起義失敗后逃亡的殘兵敗將才剛上井岡山，帶領井崗山附近的工人農民進行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組織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解放了的《井崗山》周圍一大片地區的勞動人民，當時又成立了《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吋間從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22日為被蔣介石國民黨派百萬國軍分五次進行剿條驅起后被迫去《長征》。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於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國家政體。 先後轄有18省、4直轄縣。 該政權主張推翻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統治，在全世界消滅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徹底的民族自決。

而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正統的170萬左右的國軍，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10萬重兵，採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直撲江西南部中央根據地。

從1931年2月起，蔣介石調集約20萬重兵，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分四路向中央根據地的中共紅一方面軍大舉進攻。

從1931年6月開始，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自任「圍剿」總司令，依仗10倍於紅軍的兵力，企圖把紅軍主力壓迫到贛江東岸加以擊破，然後分路「圍剿」。

從1932年5月開始，蔣介石調整策略，先進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準備得手之後再全力進攻中央根據地。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軍，開始對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發動進攻。

從1933年秋開始，蔣介石調集70萬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中國工農紅軍敗退逃亡去長征。

而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重點是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圍剿，反對國民黨圍剿、蔣介石在忙於剿殺中國人在國內一心一意在打內戰。那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對蔣介石的國軍共五次反圍剿以後，被蔣介石國民黨打敗了。中國共產黨就率領著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實際就是逃亡。也可稱為戰略轉移打不過就跑，君子復仇十年不晚。最後中國共產黨勝利了，戰略轉移也成立了。如果中國共產黨勝利最後沒有勝利就稱逃亡了。

在1931年-1934年，這麼長時間是一個國共之間的剿殺和反剿余的內戰過程，根本沒有形成抗戰。首先作為當時中華民國政府的蔣介石國民黨就根本沒有過抗日的部署，一心只想消滅共產黨。即便在外敵入侵時也沒有團結起來共同抗日。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陳獨秀和王明其中包括蘇聯給錢和武器，希望都寄托在蔣介石，相信他會抗日的。但最終是：讓全世界所有人失望了，蔣介石就是不積极參加抗日。所以沒有中國共產黨在整個領導抗戰，實際上是打內戰的階段。

到了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一年艱苦的長征，到1935年10月，長征勝利。1935年才在延安扎的根。那麼，這個時候，1937年以後，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從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這整整六年中，蔣介石的國軍根本就沒有積极參与東北的抗日。蔣介石根本就沒有積极參与東北的抗日，也就根本談不上蔣介石來領導抗戰了。

由於蔣介石不想來領導抗戰，發生了張學良楊虎誠將軍捉蔣，逼迫蔣介石參與抗戰的事件。史稱《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的「分水嶺」，它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由此拉開了中國從長期內戰到全民族抗擊日本侵略的序幕。

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所率領的部隊，在蔣介石的軍事體系中屬於所謂的雜牌，歷年來受盡了蔣的壓迫與歧視；在「剿共」戰役中又不斷遭到紅軍的嚴重打擊，實力日益削弱。

1936年11月，蔣介石趁解決「兩廣事變」的餘威，把他的嫡系部隊約30個師，從兩湖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準備入陝，達到一舉消滅紅軍的目的。

12月4日，蔣介石攜張學良由洛陽到西安，向張、楊攤牌，提出兩個辦法，要他們作最後的抉擇：

一個是服從命令，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陝北前線，在其嫡系部隊監視之下積極「進剿」紅軍。

一個是如果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調閩，十七路軍調皖，把陝甘讓給其嫡系部隊。蔣介石所提出的這兩個辦法，都是張、楊所不能接受的，他們既不願再替蔣介石打內戰，也不願讓自己的部隊離開西北這個根據地，為蔣介石所消滅。

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張學良將軍為了最後爭取蔣介石能同意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7日還向蔣介石進行了一次「哭諫」。不料蔣介石聽了勃然大怒，罵張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張、楊忍無可忍，才下了「硬幹」的決心。

當時西安各階層的廣大人民，都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團結抗日的主張，中國共產黨通過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在知識青年中進行的抗日愛國教育，有力地激發了學生們的愛國覺悟和革命熱情。12月9日，西安一萬多學生為紀念「一二·九」一周年，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的特務警察竟開槍打傷了遊行的小學生，激起廣大群眾的義憤。群眾當即決定前往臨潼華清池向蔣介石請願。

蔣聞訊后令張學良嚴行鎮壓，「格殺勿論」。張急忙趕往十里鋪勸說學生回去，學生們群情激憤地向張請願，張深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所感動，更加堅定了逼蔣抗日的決心，他當場對遊行的群眾說：「我與你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再往前走就要被機關槍掃射，我不忍看到你們遭受傷亡。你們現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內我一定用事實答覆你們。」言至此，聲淚俱下。結果，不到3天，張、楊就發動了震驚中外的「雙十二」西安事變。

我在十七路軍的時間比較久，知道楊虎城將軍是一個有愛國心的人，他與共產黨發生聯繫是很早的。他和蔣介石之間一向有矛盾，更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1936年10月，我外出考察學習一年後回到陝西，先後和楊談過好幾次，我著重向楊陳述了當前形勢，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企圖進一步滅亡全中國的各種事實，同時也談到我在平、津和濟南與宋哲元、韓復榘見過面，以及在南京、上海等地徹底看清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腐敗透頂，人們怨聲載道的情況。楊注意地聽我說，還不時點頭。我知道楊與中共早有聯繫，就直言不諱地談到我們可否派得力的人員，與紅軍進一步加強聯繫，以便將來共同抗日。楊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我們要慎重考慮。

在最後一次和楊談話中，我看情況甚緊，便提出：「是否可以考慮，蔣如果來西安，必要時我們把他扣起來，逼他聯共抗日。」楊聽了顯得有些驚異，望著我說：「天大的事，我們敢幹？」我說：「只要你把當年打李貞的精神拿出來(李貞是蒲城縣的大惡霸，楊在青年時把李擊斃)，就敢幹！」楊看起來不反對我的意見，但他卻以深沉而又帶責備的態度對我說：「你這些話只能對我說，絕對不能對其他任何人講。」

1936年12月8日，張、楊已商定準備扣蔣，並作了適當的分工，大體是：臨潼歸東北軍負責，西安歸十七路軍負責。11日晚9時許，楊派車接我到他的住所，楊對我說：「今晚要行動。」命我任西安方面軍事總指揮。

12月12日早晨，約5時許，聽到臨潼已有槍聲，各部隊就同時開始行動。約到7點半鐘，已將大部分蔣軍解除武裝。到8時，西安的軍事行動全部結束。張聽我報告以前，曾接到劉多荃的電話報告說：「委員長跑掉了，尚未找到。」張即要臨潼電話查問，接電話的是白鳳翔。張問找到蔣沒有，白說還沒有，張即命令白：「如果9點找不到委員長，就把你們的頭送來！」張打罷電話與楊出室外散步，他們走到假山上站住談話，情緒緊張，心情都有些不安。張說：「虎城兄，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后，採納了我們的意見，我便送他回南京。」楊低頭沉思說：「委員長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當他們回到室內時，即有電話來，報告蔣介石已經抓到。張、楊聽了憂慮頓失。9時許，蔣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綏署大樓。南京政府在西安的軍政大員在蔣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來。

張、楊在蔣被扣以後，立即向國內發出了抗日救國8項主張的通電，並打電報給陝北中共中央，請他們馬上派代表前來共商抗日救國大計。12月17日，黨中央派出的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代表團到西安，與張、楊協商並一起和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和端納)進行了談判。經過談判，蔣被迫接受了聯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張、楊釋放了蔣介石，張並親自把蔣送到南京，西安事變遂告和平解決。

蔣介石回南京後背信棄義，扣留了張學良，並積極調派軍隊向陝西推進。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內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戰，相持不下。這時漢奸、特務和別有用心的人在兩軍內部進行挑撥，破壞團結。1937年2月2日，以孫銘九為首的少壯派槍殺了元老派軍長王以哲后，東北軍內部發生分裂。十七路軍方面，馮欽哉部和沈璽亭、唐得楹兩團叛變投蔣。1937年5月5日，蔣介石批准楊虎城將軍辭去本兼各職，楊被迫出國。十七路軍其餘部隊被改編為38軍，此後，蔣介石進一步採取「金錢收買」、「擴編利誘」以及「分割使用、戰場消滅」等手段對付十七路軍。

1936年「雙十二」，在「雙十二事變」(即西安事變)前一天晚上，即12日早晨，張學良走進了新城大樓，先是張學良叫了聲委員長，接著是蔣介石說，既然這樣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員長，把我槍斃好了。張學良趕緊遞上了一張紙，這是八項政治主張，只要委員長在上面簽了字，就還是我的委員長。蔣拍起了桌子說，讓我簽字，除非把我槍斃了！接著張學良說到了東北失陷，熱河棄守，就是蔣指示的結果。蔣介石還擊說：我讓你棄守你就棄守了？張學良聞言很惱怒地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當時棄守就是服從你的命令造成的。接著就是兩人爭吵，聲音越吵越高。在新城大樓被扣押兩天後，蔣介石就被轉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館，當時張學良也住在高公館內。

中國共產黨面臨重兵進剿的嚴重態勢，毛澤東仍從抗日的全局出發，提出：「迫蔣抗日，造成各種條件使國民黨及蔣軍不能不與我們妥協，以達到兩黨兩軍聯合反對日本的目的。」

「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要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我們改倒蔣為批蔣，改反蔣為聯蔣。」

國共兩黨曾有過一段愉快的合作，就是因為蔣介石的反目，昔日的夥伴才成為仇敵。從1927年的「四一二」到1936年的「雙十二」，不到十年的時間，蔣介石對共產黨詆毀、通緝、追捕、殺戳，對紅軍一次一次的「圍剿」，紅軍不得不實行戰略轉移，即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歷經千難萬險，斬關奪隘，才來到陝北，蔣介石還是不放過，又親自督戰，非要在「最後五分鐘」徹底剿滅共產黨。

那些淌過龍潭虎穴、九死一生的共產黨人，在得悉致他們於腥風血雨中疲於奔命的生死怨家，如今已成籠中鳥，怎能不高興，可謂「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審蔣」乃至「殺蔣」，在人們的情感上都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毛澤東還電示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20日，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讓派人去胡宗南等黃埔系將領處，表示「願與談判恢復蔣(介石)自由之條件」。蔣介石在與周恩來會談時，態度明顯改變，願在「統一中國，受他指揮」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在蔣介石回南京后，周恩來仍可與他直接談判。從「抗日反蔣」到「聯蔣抗日」，西安事變作為一個轉折點，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顯現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