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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共產黨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

作者:yongbing1993  於 2025-8-25 22:21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早期共產黨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








早期中國共產黨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對於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作為總書記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作為聽命於共產國際及斯大林指揮的「中國支部」負責人,也是一系列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錯誤方針的執行者,做出過一些錯誤的決策和指示。雖然他曾有過抵制和不同程度的抗爭,也曾要求共產國際和蘇聯分一部分槍支武裝農民,卻未得到相應的支持,陳獨秀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事實也說明他是重視工農運動的。對蔣介石、汪精衛篡奪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他一直持譴責的態度,並非心甘情願的「拱手」相讓。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最大的錯誤是對軍事領導權爭奪不力,終致在實力的較量中敗北。

共產國際及其代表、聯共中央及其顧問事無巨細地遙控指揮著年幼的中國共產黨。而陳獨秀卻以「中國支部書記」之低微,一次次地進行了頑強地抗爭!他曾反對加入國民黨,多次明確主張退出國民黨,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但多次被否決:「(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制」(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6年5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限制共產黨的《整理黨務案》以後,陳獨秀再次堅決要求中共退出國民黨。在革命危急的關頭,陳獨秀也曾部署了反蔣計劃,卻一再被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壓服——「國際又電令我們將工人的槍械埋藏起來,避免和蔣介石軍隊衝突,勿以武裝力量擾亂租界等」(《告全黨同志書》)。這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國際、聯共中央、蘇聯顧問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相反,陳獨秀跟共產國際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給陳獨秀扣上「右傾投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這兩頂帽子毫無道理。

由於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蘇聯共產黨高層爭權鬥法的結果,陳獨秀便成了斯大林指揮中國革命失敗的替罪之羊,被栽贓陷害。在武漢政府階段,國共關係全面破裂在即,共產國際仍然堅持進攻,陳獨秀卻力主退卻。分歧的焦點主要在如何對待工農運動「過火」的問題上。中共中央在當時一方面要靠民眾運動的規模與國民黨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沒有明確的政策和有經驗的幹部。中共中央沒有,也不可能對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實行真正的約束。由此不僅引起了中小資產階級的恐慌,還直接刺激了兩湖地區的大部分軍官(多為湖南籍),從而使武漢國民黨上層也產生了嚴重敵視工農運動的傾向和不滿。面對這種局面,陳獨秀和蘇聯總顧問鮑羅廷的基本態度是暫時退卻,採取讓步政策。

在1927年5月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陳獨秀明確主張:在相當時期,我們必須保持中間路線,無產階級必須對小資產階級讓步,即使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進一步推進,使農民運動進一步擴展之後再進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開的程度來逐步加深革命。但實際上,正如鮑羅廷所說,更主要的問題其實是,中共中央已經發過不少文件,幾個月毫無效果,「共產黨能否控制工人群眾和自己的省級組織?」「共產黨能控制武漢無產階級和湖南農民嗎?」

共產黨既無軍隊、政權,又無經驗、缺幹部,既不能保護工農,也難以指導運動:北伐以來,新入黨的大批黨員鮮有訓練,缺少相關的理論和政策知識。中央與地方工作銜接不易,下級往往各行其是,一些工會、農會受地方幫會的把持。中共中央連武漢地區的罷工示威都無從約束,就更不用說去控制武漢以外的農民運動了。

但莫斯科卻根本無視中共的種種困難,1927.5.30電令陳獨秀、鮑羅廷把革命進一步向左推進,立即開展沒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組建10個師(2萬共產黨員,5萬工農)的革命軍。這個紙上談兵的 「五月指示」被陳獨秀所婉拒。1927年7月5日,心力交瘁、無可奈何的陳獨秀終於賭氣辭職,被共產國際認定要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並被共產國際戴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罪帽。

1927年共產黨的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由一系列複雜原因造成的,並非是陳獨秀某種錯誤的直接結果。陳獨秀在多數情況下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其某些獨立見解和不服從(如較早提出軍事因素和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力主引導工農運動,約束「過火」行為;以及最後堅持退卻策略等等),則顯示了他作為一代中共領導人所具有的獨立思考、實事求是的態度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拒絕去莫斯科為共產國際瞎指揮而承擔罪責:「中國的問題為什麼要請教外國人?蘇聯的問題斯大林為什麼不來請教中國人?要反省,我在中國反省,絕不去莫斯科!」他把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指揮,斯大林為此十分惱火,約見張國濤諮詢對策,甚至擔心陳獨秀會籌錢另辦報紙另行組黨(見張國濤《我的回憶》)。

圍繞著對中國革命的看法,陳獨秀與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陳獨秀對農民作為中國革命主力軍的重要地位缺乏認識,不贊成建立工農紅軍和開創農村革命根據地,他出於對大革命失敗後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性質及蔣介石政權性質的看法,宣揚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的「二次革命論」;同時又無法隱忍因大革命的失敗而代人受過的悲憤心情,最終走上了反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而擁護托洛茨基的道路,於1929年11月被中共開除出黨。

中國「托洛茨基派」元老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寫到:「陳獨秀這個人,不管他有怎樣的弱點,但他畢竟是一隻雄獅,人家可以打敗他,甚至可以殺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將全部責任往陳獨秀頭上一推,陳獨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來串演這出悲喜劇,自認全部錯誤,以來洗清斯大林的罪過。那麼,陳獨秀不僅可以在共產國際當要人,而且多半還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1931年5月初,早已被開除黨籍的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王文元等人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集合四個托派小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然而,國民黨政府仍不肯放過陳獨秀,於1932年10月15日將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逮捕後處以重刑。陳獨秀在法庭上為自己做了有力的辯護,指出國民黨不等於國家,反對國民黨禍國殃民的政策不等於「叛國」。直至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力爭,國民黨當局釋放了一批政治犯,陳獨秀才於8月23日走出南京模範監獄的大門,先後棲身於其學生傅斯年、陳鍾凡的家中。陳獨秀出獄後立即發表聲明,贊同國共合作全面抗戰。張國燾叛黨後,要陳獨秀出面另組一個偽共產黨,陳未予理睬。

因日軍長驅直入,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陳獨秀被迫西逃,由南京而武漢,而長沙,在顛沛流離中於1938年7月抵達山城重慶。在流落武漢時,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面,讓陳獨秀寫份書面檢討,可以安排重回中共中央工作。陳獨秀表示:「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確難從命。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麼好寫的呢?」

晚年的陳獨秀大徹大悟:「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願意說極端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端錯誤的話,絕對不說不錯又不對的話」。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科學與民主以及斯大林體制等一些重大問題再次進行了深入思考。

1940年9月《致西流的信》中,陳獨秀指出:民主主義是人類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的旗幟。

陳獨秀蝸居於深山僻野的江津一隅,生活清苦,但仍然有不少人來看望他。蔣介石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找陳獨秀,要陳另外組織一個「新共產黨」,並可提供10萬元經費,陳獨秀堅決不幹。蔣介石派其親信胡宗南和戴笠攜帶禮物專程拜訪,卻吃了閉門羹。後經高語罕的斡旋勉強一見,因話不投機,胡、戴二人只得悻悻而歸。蔣介石希望陳獨秀出任國民政府的勞動部(教育部?)次長,被陳斥之為「異想天開」:蔣介石殺了我那麼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其長子陳延年和次子陳喬年都是中共優秀領導幹部),我與蔣介石不共戴天!現在全國抗戰,我不反對他就是了!高語罕與蔣介石見了一面,陳獨秀罵他是「無恥之徒」。陳獨秀曾派羅漢與中共聯繫,表示他要去延安。

周恩來在朱蘊山的陪同下也從重慶到江津看望陳獨秀。周恩來希望陳能向中共中央寫出個人書面檢討,中央歡迎陳獨秀去延安回黨工作,結果被陳獨秀婉言謝絕,拒絕承認錯誤。1937年底王明秉承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肅托」旨意也反對陳獨秀回黨工作,中共中央對此亦未再進一步做工作。

1942年5月12日,為了治療高血壓病,陳獨秀因泡服已發霉的蠶豆花,引起中毒而吐瀉不止,引發了多種疾病,迨至27日,陳獨秀終於在這個窮鄉僻壤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享年64歲。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由其第三子陳松年將其靈柩運回安徽安慶老家再葬。

陳獨秀作為政治領袖,在中國不可能成功。他遠遠缺乏與中國社會極其複雜的各個階級、階層打交道的豐富經驗,也缺乏中國政治所需要的靈活性極強的各式策略和權術,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徵的實力基礎(軍隊、幹部)。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近代民主制度和民主觀念,在實踐上成功的中國政治領袖不是靠演說、靠文章、靠選票,而是靠實力、權術、政治上「得人心」、組織上靠「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這位書生氣頗重的教授是註定要失敗的。而且在政治綱領上,陳獨秀也確有嚴重錯誤。

陳獨秀是戰士,是意志剛烈的革命家,勇敢、堅決、頑強,但比較膚淺。他當了一生的反對派:反滿清、反袁世凱、反北洋軍閥、反國民黨蔣介石到反共產黨。陳獨秀有比較徹底的理論興趣和概括能力,密切關懷著國事民情,積極行動,但他由思想領袖變為政治領袖,既是中國現代必然會有的歷史誤會,也是他個人的悲慘命運安排。陳獨秀一生處在革命的人生境界中。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七大工作方針》中說:「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說到他。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

蔡元培譽其:一位失敗的書生政治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獨行的叛逆者,一位命運坎坷的孤獨英雄,抑或是一個不依附任何勢力的社會活動家。一切的評價用在他身上似乎都不為過。「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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