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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控制下中國共產黨挫敗
1919年3月成立的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是列寧親自創建的高度集中的國際性共產黨組織。從中國早期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動，共產國際都進行了直接領導、組織和幫助。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規定：「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在必要時，應派一特命全權代表前往設在伊爾庫茨克的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
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經歷了一個從最初派駐共產國際代表到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再到建立駐華機構的過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但是，共產國際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實行直接指導，如果說開始還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話，那麼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共產國際就會壓縮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自主領導革命的空間，使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和失敗。
共產國際對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是直接的，但通過什麼方式比較合適，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最初，共產國際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馬林、維經斯基先後擔任過此職；鮑羅廷到中國后，任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同時指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部分職能。後來，共產國際決定成立駐華機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開始工作后，便和廣東的鮑羅廷在一些重大策略問題產生了分歧。從1926年10月起，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遠東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於北伐軍的勝利進軍，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發展至長江流域。維經斯基認為，擺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面前一個尖銳的問題是「不能讓資產階級和豪紳一起利用南方軍隊的勝利果實」。他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現在在南方軍隊佔領的地區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使革命民主群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和豪紳，反對上述資產階級傾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維經斯基的建議「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11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聽取了中國委員會提交的中國問題報告以後，認為遠東局在一些問題上犯有錯誤，向遠東局提出「警告」，並「責成遠東局在就對華總的政策問題、國民黨問題和軍事政治工作問題作出任何決議和採取任何措施時都必須同鮑羅廷同志協商。」這個決議表明遠東局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碼已經變輕，鮑羅廷變得越來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進行第七次擴大全會。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報告。全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著重指出：目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重點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等一系列激進方針。
斯大林的講話和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決議傳到中國后，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一方面承認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認為執行決定是困難的。這時蔣介石同武漢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方針也轉為更加激進，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的狀況當然不能令聯共（布）、共產國際決策層滿意。因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會議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遠東局現有成員的問題。」這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遠東局根本適應不了新形勢，對其採取了「大換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針。
1927年3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遠東局人員組成問題，決定由列普謝任遠東局書記，委員由鮑羅廷、羅森貝格、羅易和中國、朝鮮及日本三國共產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但新的遠東局沒有成立起來，4月9日，共產國際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團作出決定，解散遠東局。這樣，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結束了在中國的使命。
羅易在1927年4月初到達武漢后不久，就發生了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時，中共是先進行土地革命還是繼續北伐，羅易和鮑羅廷對此發生了意見分歧。
隨著羅易的離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決定成立的由羅易、鮑羅廷、加倫三人組成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機構未開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羅易離開后，1927年7月1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決定，鮑羅廷立即動身回莫斯科。隨著鮑羅廷的離去，聯共（布）、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代表和機構，全部結束了使命。
1927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新任駐華代表羅米納茲到達武漢。羅米納茲到中國后，幫助中共召開「八七」會議，制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不久，羅米納茲又向共產國際力主放棄國民黨的旗號，開始建立蘇維埃的鬥爭。
在1928年6至7月召開的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鑒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不派代表到中國，而採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結束后，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始工作。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亞特尼茨基寫信，認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搖擺性」，「同時犯了許多右的、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由此建議「絕對有必要儘快派來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威信的代表，長期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起工作。」
從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遠東局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富農、改組派、游擊戰爭、赤色工會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在1930年7月29日聽取了周恩來和雷利斯基、別斯帕洛夫關於雙方分歧的報告后，一方面作出決定肯定了遠東局基本上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根據東方書記處的建議改組了遠東局，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成員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亞爾、別斯帕洛夫和米林（即蓋利斯）。米林不僅僅是遠東局的成員，而且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的負責人。
在遠東局增加負責軍事的成員，主要是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已開始從城市轉向農村，重視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建設。派蓋利斯作為遠東局成員，自然是為了加強對中共的軍事指導。蓋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達上海，同時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軍事顧問組成員馬雷舍夫、費爾德曼。蓋利斯到后，即參與了中共中央軍事部制定中國工農紅軍的編製和組織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此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蓋利斯一起離華。12月，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才決定派東方書記處副主任埃韋特為駐華代表、遠東局書記，但沒有給遠東局委派軍事人員。
1932年6月，中共臨時中央又致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求派軍事專家幫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派到遠東局工作。但李德只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成員，共產國際軍事總顧問另有其人，是遠在美國的弗雷德，一時還沒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遠東局任職后，和遠東局書記埃韋特時有摩擦發生。兩人都向共產國際寫信或發電報，報告他們之間的爭吵。埃韋特認為，弗雷德總是越權，在政治方面指手畫腳，在他身邊礙手礙腳，決定將弗雷德派到中央蘇區去工作，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另派軍事代表參加遠東局。弗雷德則指責埃韋特「對地下工作的起碼要求漫不經心」，對待不同意見者「採用各種手段」，「很像小政客伎倆」。弗雷德提出到川陝根據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韋特同意。埃韋特和弗雷德之間的矛盾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很頭疼，多次回電要他們在中國黨面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見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要弗雷德再次赴華，到川陝根據地任軍事顧問，並再派一軍事顧問到上海，但未見共產國際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韋特因在對待《中國論壇》雜誌編輯艾薩克斯問題上受到遠東局內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8月初將埃韋特召回。
埃韋特走後，遠東局成員只剩下賴安和赤色工會駐華代表貝克。這時，賴安實際上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作用，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駐上海代表格伯特則等參加了遠東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被捕叛變。由於賴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觸頗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後撤回了莫斯科，遠東局在無形中結束。貝克在1935年2月被共產國際召回。
共產國際於1926年和1929年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共產國際只有對中共實行間接指導，即用路線、方針指導，讓中共自主地從實際出發工作，才能使中國革命事業順利發展。自1935年遵義會議后，中國革命歷史的發展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向忠發，（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發，湖北漢川人，工人出身。1930年間，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隨即叛變。24日被國民黨當局槍殺於上海龍華。這是有共產國際提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實際中共中央有周恩來負責。
王明，1930年10月，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把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塞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后因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王明一起離華。12月，有王明的代表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共產國際派李德來華，有博古，李德，周恩來為三人小組為中國共產黨領導。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陳紹禹，字露清，出生於安徽省六安縣六區金家寨鎮下碼頭。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書記等職務。
1974年3月27日，王明因病在莫斯科去世，終年70歲。遺體埋葬於莫斯科近郊的新聖母公墓。
王明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冒險主義和抗日戰爭時期右傾投降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危害。王明也曾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觀其一生，可謂「過」遠遠大於「功」。
博古（秦邦憲），秦邦憲（1907年6月24日 [8]-1946年4月8日），又名博古，男，漢族，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積极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1931年4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博古由重慶返延安彙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
張聞天（洛甫），張聞天（1900年8月30日 -1976年7月1日），原名張應皋，化名洛甫，上海南匯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領導人之一。
張聞天，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並出席遵義會議，於1976年7月1日病逝。
1919年3月成立的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是列寧親自創建的高度集中的國際性共產黨組織。從中國早期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動，共產國際都進行了直接領導、組織和幫助。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規定：「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在必要時，應派一特命全權代表前往設在伊爾庫茨克的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
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經歷了一個從最初派駐共產國際代表到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再到建立駐華機構的過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但是，共產國際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實行直接指導，如果說開始還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話，那麼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共產國際就會壓縮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自主領導革命的空間，使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和失敗。
共產國際對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是直接的，但通過什麼方式比較合適，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最初，共產國際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馬林、維經斯基先後擔任過此職；鮑羅廷到中國后，任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同時指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部分職能。後來，共產國際決定成立駐華機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開始工作后，便和廣東的鮑羅廷在一些重大策略問題產生了分歧。從1926年10月起，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遠東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於北伐軍的勝利進軍，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發展至長江流域。維經斯基認為，擺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面前一個尖銳的問題是「不能讓資產階級和豪紳一起利用南方軍隊的勝利果實」。他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現在在南方軍隊佔領的地區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使革命民主群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和豪紳，反對上述資產階級傾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維經斯基的建議「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11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聽取了中國委員會提交的中國問題報告以後，認為遠東局在一些問題上犯有錯誤，向遠東局提出「警告」，並「責成遠東局在就對華總的政策問題、國民黨問題和軍事政治工作問題作出任何決議和採取任何措施時都必須同鮑羅廷同志協商。」這個決議表明遠東局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碼已經變輕，鮑羅廷變得越來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進行第七次擴大全會。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報告。全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著重指出：目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重點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等一系列激進方針。
斯大林的講話和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決議傳到中國后，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一方面承認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認為執行決定是困難的。這時蔣介石同武漢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方針也轉為更加激進，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的狀況當然不能令聯共（布）、共產國際決策層滿意。因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會議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遠東局現有成員的問題。」這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遠東局根本適應不了新形勢，對其採取了「大換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針。
1927年3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遠東局人員組成問題，決定由列普謝任遠東局書記，委員由鮑羅廷、羅森貝格、羅易和中國、朝鮮及日本三國共產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但新的遠東局沒有成立起來，4月9日，共產國際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團作出決定，解散遠東局。這樣，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結束了在中國的使命。
羅易在1927年4月初到達武漢后不久，就發生了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時，中共是先進行土地革命還是繼續北伐，羅易和鮑羅廷對此發生了意見分歧。
隨著羅易的離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決定成立的由羅易、鮑羅廷、加倫三人組成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機構未開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羅易離開后，1927年7月1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決定，鮑羅廷立即動身回莫斯科。隨著鮑羅廷的離去，聯共（布）、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代表和機構，全部結束了使命。
1927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新任駐華代表羅米納茲到達武漢。羅米納茲到中國后，幫助中共召開「八七」會議，制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不久，羅米納茲又向共產國際力主放棄國民黨的旗號，開始建立蘇維埃的鬥爭。
在1928年6至7月召開的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鑒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不派代表到中國，而採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結束后，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始工作。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亞特尼茨基寫信，認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搖擺性」，「同時犯了許多右的、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由此建議「絕對有必要儘快派來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威信的代表，長期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起工作。」
從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遠東局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富農、改組派、游擊戰爭、赤色工會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在1930年7月29日聽取了周恩來和雷利斯基、別斯帕洛夫關於雙方分歧的報告后，一方面作出決定肯定了遠東局基本上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根據東方書記處的建議改組了遠東局，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成員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亞爾、別斯帕洛夫和米林（即蓋利斯）。米林不僅僅是遠東局的成員，而且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的負責人。
在遠東局增加負責軍事的成員，主要是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已開始從城市轉向農村，重視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建設。派蓋利斯作為遠東局成員，自然是為了加強對中共的軍事指導。蓋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達上海，同時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軍事顧問組成員馬雷舍夫、費爾德曼。蓋利斯到后，即參與了中共中央軍事部制定中國工農紅軍的編製和組織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此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蓋利斯一起離華。12月，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才決定派東方書記處副主任埃韋特為駐華代表、遠東局書記，但沒有給遠東局委派軍事人員。
1932年6月，中共臨時中央又致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求派軍事專家幫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派到遠東局工作。但李德只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成員，共產國際軍事總顧問另有其人，是遠在美國的弗雷德，一時還沒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遠東局任職后，和遠東局書記埃韋特時有摩擦發生。兩人都向共產國際寫信或發電報，報告他們之間的爭吵。埃韋特認為，弗雷德總是越權，在政治方面指手畫腳，在他身邊礙手礙腳，決定將弗雷德派到中央蘇區去工作，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另派軍事代表參加遠東局。弗雷德則指責埃韋特「對地下工作的起碼要求漫不經心」，對待不同意見者「採用各種手段」，「很像小政客伎倆」。弗雷德提出到川陝根據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韋特同意。埃韋特和弗雷德之間的矛盾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很頭疼，多次回電要他們在中國黨面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見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要弗雷德再次赴華，到川陝根據地任軍事顧問，並再派一軍事顧問到上海，但未見共產國際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韋特因在對待《中國論壇》雜誌編輯艾薩克斯問題上受到遠東局內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8月初將埃韋特召回。
埃韋特走後，遠東局成員只剩下賴安和赤色工會駐華代表貝克。這時，賴安實際上起著共產國際代表的作用，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駐上海代表格伯特則等參加了遠東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被捕叛變。由於賴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觸頗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後撤回了莫斯科，遠東局在無形中結束。貝克在1935年2月被共產國際召回。
共產國際於1926年和1929年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說明，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共產國際只有對中共實行間接指導，即用路線、方針指導，讓中共自主地從實際出發工作，才能使中國革命事業順利發展。自1935年遵義會議后，中國革命歷史的發展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向忠發，（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發，湖北漢川人，工人出身。1930年間，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隨即叛變。24日被國民黨當局槍殺於上海龍華。這是有共產國際提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實際中共中央有周恩來負責。
王明，1930年10月，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就把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塞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后因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王明一起離華。12月，有王明的代表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共產國際派李德來華，有博古，李德，周恩來為三人小組為中國共產黨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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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冒險主義和抗日戰爭時期右傾投降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嚴重危害。王明也曾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觀其一生，可謂「過」遠遠大於「功」。
博古（秦邦憲），秦邦憲（1907年6月24日 [8]-1946年4月8日），又名博古，男，漢族，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積极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1931年4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博古由重慶返延安彙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
張聞天（洛甫），張聞天（1900年8月30日 -1976年7月1日），原名張應皋，化名洛甫，上海南匯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之一，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領導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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