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如何實踐對土地的得與失

毛澤東如何實踐對土地的得與失

以失去延安這塊小土地，換來后得到了新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誰能算過這筆土地得與失的故事。

毛澤東對自家父母留下的土地和房產的處理，毛澤民都按毛澤東的意見全部處理。如2003年韶山管理局編輯出版的《情系韶山》（實為局志），在「毛澤東與故居」節中寫道：1921年春，毛澤東說：「家裡的房子可以讓人家住，田地可以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一筆勾銷」。

毛澤東受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命令接管一支起義隊伍上了井崗山，算是佔領后得了一塊山地，慢慢將井崗山周圍的土地也得到了。開始在這塊土地上打地主土豪惡霸，分土地給貪下中農們，擴大佔領得到瑞金等好幾個縣的土地后，成立了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但蔣介石國民黨有百萬國軍連續五次圍剿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紅軍堅持保衛了紅色解放區，但第五次蔣介石國民黨派更多國軍來剿殺，加上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矛盾等因素放棄了也就是失去了這塊中國共產黨根基地的土地。貪下中農分到的土地又被地主還鄉團胡漢山奪回去了。老百姓十送紅軍離開了。但毛澤東領導的工農紅軍臨走時告訴貪下中農們，紅軍會回來的，再把土地拿回來給窮人們的。請相信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

經過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后，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到了延安這塊土地上。而這塊在中國西北部最窮的土地上靠自己開荒南泥灣養活。1942年的延安，面臨的首要困難是經濟問題，主要表現在財源斷絕、供養人多、物資匱乏等方面。面臨的第二重困難是戰爭威脅和軍事封鎖。1942年，日軍對陝甘寧邊區採取隔河炮擊、飛機轟炸、經濟封鎖、特務滲透與破壞等手段，旨在摧毀邊區的指揮中樞和民眾的抵抗意志，破壞邊區的建設與發展，擾亂邊區的社會穩定。與此同時，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不準邊區的農副產品向外輸出，亦禁止「一斤棉花、一粒糧食、一尺布」進入邊區，使得延安遭遇嚴重的通貨膨脹，主要糧食作物小米的價格一度攀升至原來的14倍之多。面臨的第三重困難是延安自然條件惡劣，社會基礎薄弱，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加之1942年延安地區遭遇了較為嚴重的自然災害，1942年8月3日，安塞縣遭遇大雨，導致作物被沖毀，溺死74人，11400戶人家受災。此外，甘泉、延川、延長、子長、安塞、志丹、綏德等17市縣還遭受了水災、雹災、風災、蟲災和瘟疫。原本困難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

毛澤東回顧那時的情形時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處層層困境中的延安，中國共產黨艱難地探尋著前行的方向。毛澤東在1942年1月8日提出「鞏固自己，沉機觀變」。這是這一年的總方針，也是中共度過這一階段危機的總方略。

鞏固自己，意為增強自身的實力和能力，這裡指中國共產黨本身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權自身，通過自我的塑造和提升，使自身更加堅韌、自信。沉機觀變，意為深藏機智，觀察變化，它著重強調面對變化時的冷靜觀察和靈活應對。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我們需要保持冷靜的頭腦，敏銳地觀察和分析周圍的變化，以便做出正確的決策和行動。這裡的「沉機」可以理解為深藏不露的機智和謀略，而「觀變」則是對變化的敏銳感知和靈活應對。通過沉機觀變，我們可以在變化中找到機遇，化挑戰為動力，實現組織的目標和願景。

這種方略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多次出現，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時期，但首先提出並應用於這一階段，它的核心在於：在困難面前不慌亂，通過鞏固自身實力、觀察形勢變化，尋找轉機，最終實現突破。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后改稱《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著重闡述整頓共產黨的作風的重要性，提出整風的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2月8日，毛澤東又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激起千重浪，全黨整風就此正式拉開帷幕。

在常人眼中，面對危機，理應迅速著手應對，然而1942年2月1日，毛澤東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后改稱《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著重闡述整頓黨的作風的重要性，提出整風的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2月8日，毛澤東又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激起千重浪，全黨整風就此正式拉開帷幕。

在常人眼中，面對危機，理應迅速著手應對，然而中國共產黨卻做出了與眾不同的抉擇——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事實證明，整風將全黨同志緊密團結在一起，形成強大的向心力和戰鬥力，使中國共產黨在危機中保持清醒的頭腦，準確把握形勢，制定出符合實際的戰略方針。這時，思想的統一猶如定海神針，成為凝聚力量、制定正確策略的關鍵所在。延安整風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面對困難時的冷靜、沉著和戰略定力。經過整風，全黨在思想上達到了空前統一，從而大大凝聚了黨的戰鬥力，為應對危機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1942年前後，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時期，除了日本侵略者的「掃蕩」封鎖之外，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共活動也十分猖獗。而當時各抗日根據地處於分割狀態，各根據地黨組織之間來往受到很大限制，各地常常處於「各自為戰」的境地，在行動上、政策上也是各干各的，彼此聯繫很少，這不利於應對危機。

為解決這一難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42年9月1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對中共的一元化領導作出了完整規劃。

危機場景下，時間窗口有限，集中統一領導是中國共產黨應對危機的關鍵方法。這一方法在歷史的長河中經過無數次實踐檢驗，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卓越的效能。這一方法也不是我們先天就具備的，而是在一次次危機應對中學習得到的，而1942年是這一方法形成的關鍵年。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促進了組織的大發展，使得各根據地之間、根據地上下，快速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應對危機的合力，保證了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其經驗至今仍有重要意義：黨的團結統一是黨的生命，越是面臨嚴峻形勢、複雜環境，越是處在困難階段、艱難時期，越要強調黨的團結統一。

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早在1938年，當困難剛剛露頭的時候，毛澤東就發出了「自己動手」的號召。1941年，中國共產黨再次強調必須走生產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他們發揚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使昔日荒涼的南泥灣變成了「陝北的好江南」。1942年，大生產運動進入高潮階段，中共號召軍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生產運動使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軍民勝利地度過了抗日戰爭的最困難時期，為支持敵後長期戰爭、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1942年12月，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就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這就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

任何時期的危機，本質上都是對社會系統的壓力測試，其影響能夠同時穿透治理結構、社會肌理與信任三個維度。通俗地說，它既是政府治理的危機，更是民眾信任的危機。因此，在困難時期，維護人民的利益顯得尤為重要。危機時刻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不僅減輕了人民群眾的負擔，也帶動了人民群眾的生產，使解放區克服了嚴重的物質困難，更重要的是使得延安在最困難的時候保持了穩定的社會秩序。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共產黨願同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一同參加抗日戰爭。而這塊在中國西北部最窮的土地上靠自己開荒南泥灣養活了共產黨八路軍和新四軍，從正面參加了抗日戰爭，並領導和開闢了全中國農村城市的游擊戰爭，地雷戰，地道戰，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等全民抗日的先例。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隊伍全國開花，隊伍不斷壯大。

此時，蔣介石國民黨看到了發展苗頭派大軍要來延安消滅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了。毛澤東又決定放棄了居住了近十年的這塊土地。離開延安時的1947年3月，撤離延安前，毛澤東曾自信地說：「我們要用一個延安，換取整個中國！」僅僅兩年後，毛澤東的預言就變成了現實。

毛澤東：我們要用一個延安換取整個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后，一場規模不亞於美國二戰時在歐洲戰場的大規模軍運，在中國迅速展開。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甚至炫耀這次行動「無疑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空中軍隊調動。」

這場軍事調動究竟由誰部署？背後又隱藏著怎樣的陰謀？有張照片是毛澤東和蔣介石兩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合影。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經過43天艱苦的談判，終於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形式發布《終戰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熱烈歡慶抗戰勝利，用各種方式表達和平建國的強烈願望。由於國民黨軍隊大部分在西南、西北，將其運往內戰前線完成內戰部署需要時間。蔣介石在積極準備內戰的同時，於8月下旬向延安接連發出三次電報，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是。

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這是一件轟動國內外的大事，使許多人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謀求和平的真誠願望。但蔣介石卻玩弄著「假和平、真內戰」的政治伎倆。在《雙十協定》公開發表的第二天，他就發布了一條「剿共」密令，要求對共產黨「速予剿除」。

照片里的蔣介石滿面春風。因為就在這一天，他接到報告，美國海軍航空部隊三個大隊，已在當天同時進駐青島、天津、北平，為國民黨軍在這三個大城市搶佔先機。

1946年6月26日，蓄謀已久的蔣介石在完成各方面準備與部署后，對中原解放區發起大規模進攻。從一組1946年7月國共力量對比的數據不難看出，不論是在兵力、陸地面積、城市數還是人口數上，兩黨軍力都相差甚遠。再加上自恃有美國武力的支持，蔣介石公然揚言要在三到六個月內消滅共產黨軍隊。

面對國共軍事力量的懸殊對比，很多人對中國的前途與命運深感擔憂。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採訪時指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

這一論斷，在戰爭爆發的頭四個月便得到驗證，人民解放軍共殲敵約30萬人。在隨後4個月里，又有41萬國民黨軍隊遭到殲滅。

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報》在《蔣軍必敗》一文中提到：「我軍的每一個勝利，將受到全國各界人民最高的讚揚，……全國人民的希望，都寄託於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勝利。」

 為解決進攻兵力不足問題，蔣介石放棄全面進攻計劃改為對陝北、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1947年3月，胡宗南率25萬兵力向延安發動突然襲擊。從全局考慮，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撤離延安，轉戰陝北，在與敵人轉戰周旋中繼續指揮著全國戰場。

毛澤東轉戰陝北期間，先後住過37孔窯洞。正是在這些縱橫溝壑之間的簡陋農家窯洞里，毛澤東鎮定自若，以「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的氣勢指揮戰鬥，與老對手蔣介石進行了一場民心、意志與戰略的較量。勝利的捷報從各個解放區不斷傳來。

在山東，陳毅、粟裕率領華東野戰軍，消滅敵整編72師后，又在孟良崮，一舉圍殲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整編74師三萬餘人。

在陝北，彭德懷、習仲勛率領西北野戰軍，採用「蘑菇戰術」，先後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次大捷，殲敵1.4萬人，隨後在沙家店戰役又獲大捷。國民黨的重點進攻宣告破產。

1947年3月，撤離延安前，毛澤東曾自信地說：「我們要用一個延安，換取整個中國！」

僅僅兩年後，毛澤東的預言就變成了現實。

解放戰爭第一年，人民解放軍平均每月殲敵8個旅，共殲敵112萬人，總兵力發展到190多萬人，開始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直到新中國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