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字報就是老百姓民主武器

文革大字報就是老百姓民主武器

「《七五憲法》第十三條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七五年立法通過之後沒幾年又被取消了。就有有反共者嘰笑：只讓老百姓享受了很短的時間。但反共者看不見的是，大字報不是從1975年才開始的。

新中國成立后，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這20餘年的時間裡，中華大地上共貼出了多少張大字報，恐怕是永遠無法統計出來了。遙想當年，稍微能識文斷字的人，沒寫過大字報者，或許不會很多；沒看過大字報者，更是寥若晨星。大字報成了這些年間新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何謂大字報?《現代漢語詞典》上沒有條文，洋洋千萬字的《漢語大詞典》上沒有解釋，修訂后的《辭海》、《辭源》上也查不到。是這些著名辭典的編纂者們的無意疏忽，還是實在無法作出解釋而棄之不錄，不得而知。很有可能編《辭海》、《辭源》的那些醜陋文人被大字報這武器傷到過。怕大字報！更恨文革。

　　

大字報產生於何時?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農村推廣大字報的好處后說：「中國自子產時就產生了大字報。」子產是春秋時期鄭國人，如果這樣的話，大字報的歷史可謂久矣。從其形式上講，古代的揭帖與大字報頗為相似。揭帖者，就是張貼的啟事。要追根溯源，大字報真是源遠流長、歷史悠久。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時代的工人農民們運用大字報的盛行，始於1957年那場後來被稱右派分子醜陋的資產階級文人們稱之為「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運動。

最早出現大字報的高校是北京大學。

　　

1957年5月19日清晨，第一張大字報出現在北大大飯廳灰色的牆壁上，內容是質問北大團委出席共青團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可惜，這張大字報在當時的報刊書籍中都沒有登錄下來，使我們今天無法知曉它的全文。接著，哲學系的龍英華也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建議在牆上開闢一個民主園地來展開爭鳴，協助整風。

　　

隨之，一張一張的大字報相繼貼了出來。這一天，後來被北大的學子們稱為「五一九運動」。

　　

大字報不僅顏色是五顏六色，有紅的、綠的，也有用舊報紙寫的；形式也五花八門，短文、雜文、口號、對聯、漫畫，不一而足。

　　

在1957年那個熾熱的夏天裡，有人因寫大字報而成了「右派」，也有人因別人大字報的揭發、批判而成為「右派」。大字報作為一種武器，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可以使用，無產階級也可以使用。所以說，這是一種所有人的大民主武器。

　　

在反右派鬥爭中，伴隨大字報的廣泛使用而產生的是大辯論；在大辯論中，大字報又常常被用來作為辯論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現的大鳴、大放，於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大」，在高等學校和黨政機關中被廣泛使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文革中得到了廣泛使用。於是《七五憲法》經立法通過成了法律。

　　

1957年作為右派分子「向共產党進攻工具」的大字報，在反右派運動中卻成了工人農民反擊右派「進攻」的武器，並且得到了最高領導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讚揚為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後，在整改、三反、五五、大躍進運動中，大字報得到了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廣泛使用。當時的宣傳輿論工具也對大字報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報的作用得確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毛澤東時代是被政府認可的。

而到了走資派時代，將大字報從憲法中刪除了。走資派右派磚家叫獸酸臭文人精蠅們怕大字報。

　　

大躍進運動之後，大字報曾一度沉寂了好幾年的時間。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後，自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貼出所謂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開始，大字報的狂飆再次席捲中國。在「文化大革命」這個政府大民主群眾大運動的年代里，大字報暴露出了一個又一個的醜陋，一樁又一樁自私自利黑幕。一張張「革命」大字報公開了許多人平時不知道的醜陋。又被大字報揭發出了一些人的黑歷史如：「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被勞動人民將這些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打倒在地，並踏上一隻腳。

　　

「文化大革命」，同廣大群眾使用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廣闊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化大革命」動動提高了活力。

事實證明，大字報有利於底層廣大人民群眾對權貴分子的醜陋得到揭露事實，實際上容易被廣而告之，使壞人無可藏身。以大字報為中心的「四大」，不但發揚了民主，而且還是人民群眾的大民主，又通過立法得到《七五憲法》的保障，成了全國範圍的法律。

無產階級不怕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文化大革命是亂了敵人。所以，走資派右派才會怕文革再來。

　　

大字報可以說誰都可以使用，大字報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但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壞、右」等壞分子只能愛批判。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下。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復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后，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大字報也從憲法中刪除。這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在中國走資派特色黨執政下。

　　

在1980年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走資派譚震林在書面發言中深刻指出了大字報這種「大民主」的本質。他說：「『四大』根本沒有民主的意義，而是文革小組強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組需要打擊誰，一夜之間滿城大字報。受到大字報揭發、批判、打擊的同志，個人任何辯論的大字報，不管寫了幾張，是貼不出去的，即使貼上了，也立即被別的大字報所覆蓋。因此，不能說它是『大民主』，不能說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走資派鄧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在講到「四大」問題時，他指出：「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應該讓群眾有充分的權利和機會，表達他們對領導的負責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但是「大鳴大放」這些做法顯然不適宜於達到這個目的。因此，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幹部和群眾的意見，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

　　

這年4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一個星期的會議中，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取消「四大」的建議，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在這些人大常委中，對「四大」的危害可謂有切身的體會，談起當年那些「炮轟」、「勒令」的大字報，委員們會依舊心有餘悸，不寒而慄。

　　

在發言中，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楊秀峰，從法律的角度闡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條理由：

　　

　　一、憲法中已經明確寫明「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這些規定保障了公民應該享有的民主權利；而「四大」卻相反，妨礙了公民應當得到的正當的民主權利。

　　

　　二、把「四大」寫進憲法中，使少數壞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機，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四大」的旗號，製造事端，向無產階級進攻，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三、把「四大」寫上憲法，會使一些人利用來大搞派性，製造混亂，破壞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和生活秩序，不利於四化建設。

　　

　　四、搞「四大」容易泄露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從「文化大革命」到「西單牆」，一些壞人正是利用大字報泄露了不少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

　　

　　參加會議的人大常委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贊同取消「四大」，提請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決定。

　　

　　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定，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所謂「四大」的規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這部憲法中，有關「四大」的條文徹底消失了。

　　

　　大字報終於成了歷史的陳跡。

在走資派口中能聽到說大字報好嗎？而大字報對誰有利？是人都知道。當然這裡的人是底層的工人農民沒權沒錢的小人物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