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大發明

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大發明

走資派時代利用小說，電影，電視劇，各種各樣的文藝作品，各種各樣的自媒體小視頻來進行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毛澤東，反中國，反華等。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張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念了這張條子。

毛澤東說：「現在不是小說、刊物盛行嗎?  利用小說來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這是搞上層建築。」接著，毛澤東提出一個理論觀點：「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識形態。」

後來這段話寫入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

「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這個論斷不僅總結了階級鬥爭的經驗教訓，還揭示了革命鬥爭的一般規律。

從中可以看到，不論是革命的階級，還是反革命的階級，要想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從意識形態方面著手，破壞敵對一方的意識形態，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然後為下一步奪權創造條件。這就明確指出了意識形態問題對於政權鞏固的重要性。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必要條件。因而要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就必須建立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這就要開展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

這樣就不僅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開展意識形態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指明了方向，而且還對促進全黨全國人民的覺醒，提高他們的警覺，培養他們的自覺意識，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轉載《甄岩：關於小說《劉志丹》這段公案的來龍去脈》

甄岩 ：以下內容這便是在非毛澤東時代（即走資派時代同樣）對小說《劉志丹》定性、處理的全過程，誰是誰非，誰在胡說八道，誰在製造冤案，不是很清楚了嗎? 「迫害」說和「冤假錯案」論，可以休矣!

關於小說《劉志丹》這段公案的來龍去脈

甄岩

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講話中在講到階級鬥爭和工作的關係時，曾說：「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當場即念了康生遞上來的一個紙條：「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

毛澤東所說的「寫小說盛行」和康生遞上來的紙條，扯出來黨內圍繞著李建彤寫的小說《劉志丹》，斷斷續續糾纏了半個多世紀的一段公案。筆者在閱讀東方直心同志所著《毛澤東大傳》中提供的歷史資料，客觀真實地記敘這段歷史公案發展的來龍去脈，今整理於後，以供人們研究歷史之用。

原來早在1956年，署名劉景范(劉志丹的弟弟)的《劉志丹太白收槍》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后，反映很好，工人出版社便約請劉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撰寫《劉志丹》一書。

1962年初，小說《劉志丹》第五稿脫稿。李建彤在這部小說中，將劉志丹描寫成了一個「高、大、全」式的「全國領袖」，而書中的虛構人物羅炎，其形象的原型則是高崗。劉景范和李建彤為廣泛徵求意見，將書稿送給有關部門和當年西北的一些老領導審閱。原陝甘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繼謝子長、劉志丹之後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三任總指揮的現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閩紅彥，對這本小說提出了批評意見：

1，這部小說重新肯定並宣傳了被高崗篡改的西北革命歷史。

2，把西北革命領袖劉志丹寫成了全國領袖。

3，隨意貶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領袖謝子長及其他老同志。

據雲南省委原副秘書長、閻紅彥的秘書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一書中說，閻紅彥當時還認為「書中有些情節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是在翻崗，為高崗案美化案」。因此，閻紅彥建議小說暫緩出版。

但此時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使劉景范產生了錯覺。他感覺到毛澤東對高崗的老對頭劉少奇產生了不滿，便出面遊說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他對習仲勛說：「陝北的領導幹部死的死，壞的壞，《劉志丹》這本書，你不支持誰支持?」習仲勛便點頭答應了，批准小說《劉志丹》公開發表。隨後，《劉志丹》在《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上連載。

1962年8月24日，康生寫信給楊尚昆，提出請中共中央書記處理小說《劉志丹》。

8月26日，毛澤東也為此召見了康生。

後來在1967年9月，康生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工作會議上談到了毛澤東那次召見他的情形，他說：「主席明察秋毫，燭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頭，從『七千人大會』開始，小說《劉志丹》一出籠，我給楊昆說這本書說這本小說有政治傾向』開始，小說《劉志丹》一出籠，我給楊昆說這本書說這本小說是用槍傾向說杆子殺人，有的人是用筆杆子殺人，不要小看小說、文藝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們進行反黨活動，1957年我們只整了黨外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實很多混在黨內、繼續冒充革命的人，還沒有完全徹底的清洗帳。

康生說的這些情況，閻紅彥應該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1962年9月3日給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信中，還建議組織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談，以便於作者李建彥對小說《劉志丹》進行修改。這便是小說《劉志丹》第一次定性的始末。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人說閻紅彥向康生「誣告」，說康生製造大冤案，是沒有依據的。

且說毛澤東念完康生遞上來的紙條后，接著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我們的意識形態是搞點革命的馬克思的學說、列寧的學說，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 ?我們正在解決這個問題。

劉少奇點點頭，宣佈道：「常委決定五個同志不參加全會：彭德懷、習仲勛、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是被審查的主要分子，在審查期間，沒有資格參加會議。 」

毛澤東補充說：「因為他們在沒有審查清楚以前，沒有資格參加這次會議，也不要參加重要會議，也不要他們上天安門。主要分子與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區別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參加了會議。非主要分子徹底改正錯誤，給他們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徹底改正錯誤，也給工作。

前面簡述了毛澤東時代對小說《劉志丹》定性處理的來龍去脈，讀者已經有感知了。

但這個問題在毛澤東身後又出現了兩次反覆。

據雲南省委原副秘書長、閻紅彥秘書李原記載：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組部長鬍耀邦在為所謂的「冤假錯案」平反時，委託文化部藝術研究院的文藝工作者審讀小說《劉志丹》。後來審讀者向中組部報告稱，小說「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鬥爭歷史的小說」，「這個問題是閻紅彥報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製造的一起大錯案」。

1979年，以宋任窮為部長的中組部在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中認定：《劉志丹》是一部比較好的小說;並認定「冤案」的根源「是閻紅彥報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製造的一起大錯案」。 1979年8月，中央以(1979)，號文件批轉了這個報告，為受牽連的習仲勛等和小說作者以及所有有關人員平反。

對此，了解情況的有關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很有意見。西北老同志賀晉年向中組部長宋任窮提出了意見。宋任窮說：我沒注意到這篇就發表了，把閻紅彥和康生連在一起不對，這是原則問題。

此後，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劉志丹》第一卷，後來文化藝術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三卷《劉志丹》。

小說一面世，依然引起許多老幹部的不滿。

一些老同志紛紛給中央領導人寫信，要求按照黨的紀律，嚴肅處理篡改西北革命歷史的問題。

1983年2月，張秀山、劉景范等原陝甘邊的一班人也聯名給胡耀邦、鄧小平、陳雲並中央書記處寫報告，建議中央召開有關人員參加的西北黨史座談會，澄清西北革命史。中央委託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習仲勛主持處理此事。 4月，中央又指定中顧委的李維漢、王首道、馮文彬、榮高棠和中組部的何載，組成五人小組具體負責此項工作。五人小組邀請原陝甘邊方面的劉景范、張秀山、張策、張邦英和原陝北方面的郭洪濤、賀晉年、崔田民、李鐵輪，共8人，分別作為雙方代表，參加座談，交換意見，澄清歷史，共同協商解決辦法。經過兩個月的工作，西北問題的史實和原則是非基本澄清。

6月初，五人小組向中央書記處呈送了《關於解決西北歷史爭論問題的分析和方針》的報告。

《報告》肯定：「1942年中央的結論是正確的」，並說「劉志丹是一位胸懷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領袖。郭洪濤所提供的有關紅26軍和劉志丹不切實際的報告，事實上成為整肅劉志丹的根據之一。」

《報告》再次肯定「郭洪濤確是『左傾』路線的擁護者和執行者，對於西北『肅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83年7月，中央以中央(1983)28號文件向全黨轉發了五人小組的報告及原陝甘邊和原陝北雙方代表簽署的意見書。

接下來，就是解決小說《劉志丹》的問題了。

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主持召開座談會，討論幾位老幹部就《劉志丹》這部小說寫給中央領導人的信，習仲勛參加了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王首道、榮高棠、何載以及西北老同志馬文瑞、宋時輪和張秀山。與會者一致認為，這部小說確實存在嚴重錯誤，主要是違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決西北歷史爭論問題的方針相悖，對劉志丹、謝子長兩位深受人們尊敬的業已故去的領導人任意褒貶，對被貶者的某些描寫也違背了黨的原則。

5日，馮文彬遵照習仲勛的指示，向胡耀邦就上述意見作出報告。

1月12日，胡耀邦在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

隨後，中央辦公廳轉發了這份報告和胡耀邦的批示，決定該書立即停止發行，並對作者進行嚴肅的批評幫助和適當的處理。

1987年1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薄一波、陳錫聯、賀晉年題為《光明磊落耿直剛強》的文章。

文章中說：閻紅彥同志是西北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1、2任總指揮是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曾任第3任總指揮。

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閻紅彥堅持原則，沒有屈服於高崗的權勢，毫不妥協與他進行了鬥爭。

閻紅彥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堅持真理，不畏權勢，而且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他為黨樹立了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光輝榜樣，永遠值得人們學習。

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報》報道，小說《劉志丹》三卷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開發售。中央領導人及時發現並制止了這起事件。主管機關依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嚴肅處理。

這便是在非毛時代對小說《劉志丹》定性、處理的全過程，誰是誰非，誰在胡說八道，誰在製造冤案，不是很清楚了嗎?「迫害」說和「冤假錯案」論，可以休矣!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