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資產搶光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國有資產搶光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走資派右派的中國特色的「普世公知」們狂熱鼓吹西方國家的法制，卻硬是堅決拒絕把西方國家法律中毫無例外都有的「欠薪有罪」內容列入中國刑法，對肆無忌憚的搶劫勞力的罪惡無動於衷了四十多年，最後面對老百姓越來越強烈的反抗才勉強加上了一條「惡意欠薪罪」，卻又馬上把「欠薪」定性為「勞資糾紛」、實際排除在刑法適用範圍之外：「解決勞資糾紛並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層面」——這不是用「知識」搶劫窮人又是什麼?　

「普世公知」用「知識」對老百姓的搶劫決不限於搶劫工資：還將國有資產搶光，讓富者越富貧者越貧。走資派右派的中國特色的「普世公知」們狂熱鼓吹：　

——「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　　

——「國有資產要就是一碗飯，要往上面吐吐沫」;

——「國有企業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後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

——「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夥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

——「釘子戶損害了開發商的利益，是房價上漲的原因之一」;　

——「春運鐵路一票難求是因為票價太低」;　

——「起征點太高剝奪了低收入者作為『納稅人』的榮譽」;

　—「無固定期合同結果是維護懶人」;

——「我們不能提高勞動者的工資。低工資是我們的比較優勢;否則，外國投資都跑到越南等工資比我們低的地方去了。」

——「教育就像買衣服，買不起就不要買」、「媒體呼籲援助窮孩子是無知」、「沒錢就別接受高等教育」

——「公民應繳『呼吸稅』每人每月20元保生態」;

——「只做蛋糕不分蛋糕」、「共同富裕是亡國之道」;、

——不準討薪、不準罷工、不準組織工會、不準上訪、不準請願、「不準惡意自殺」;

　　……

所有這一切無不圍繞一個核心：用「知識」把老百姓搶光。

.用「知識」毀光，把所有毛澤東時代幾十年累積的國有資產私分。

「對環境的污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厲以寧。

國有資產搶光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國有資產搶光、經濟主權賣光、環境毀光、資源毀光、傳統毀光、神州上下一片殘山敗水、滿目瘡痍、土地危機、環境危機、經濟危機，糧食危機、水源危機、道德危機、信仰危機、婚姻危機、家庭危機、誠信危機、人口危機、風氣敗壞、腐敗化、流氓化、冷漠化、愚昧化、奴才化、無恥化、黑社會化、易毒而食、我害人人，人人害我……

任何東西，不管原來多麼美好，只要「普世公知」一過手就全部變味，全部毀光，哪怕僅僅是名詞，比如：小姐、同志、教授、專家、學者、公知、頂層設計、改革……

「普世公知」用「知識」這「軟刀子」對中國人搞殺光、搶光、毀光。他們比當年用「硬刀子」對中國人搞殺光、搶光、毀光的日本鬼子有過之無不及，是不折不扣的「知識鬼子」。

知識漢奸狗腿子：用「知識」賣國求榮

——為外國侵略喝彩叫好：「先進文明徵服野蠻文明」、「八國聯軍代表先進文明」、「三百年殖民地」、「帶路黨」、「國際接軌」、中國要「大規模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中美國」、「救美國就是救中國」、「迎外以安內」、「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戰略夥伴關係」、「消氣外交」、「中國的改革成果將與世界分享」……

——鼓吹賣國有理：「賣國並不是什麼嚴重的錯誤，出賣人民才是嚴重的錯誤」、「在某些情況下，失掉一點領土，但是那兒的百姓能夠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對百姓是有利的。這樣的領土完整就沒有必要去追求」、「清人入關與日本人入關，性質上有什麼不同?」「不打又如何?讓日本人管理中國，滿族人入主中原，中華文明依舊，滿族沒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這個下場」(陳有西學術網：「熱帶水果」)、「投降文化中，有著一種情感，這種情感叫愛」、「投降是戰爭中的一種選擇」、「與敵人妥協，甚至向敵國投降肯定是並不偉大的漢民族的一個選項。通過屈服甚至屈辱，獲得一個民族的生存權」;

——美化漢奸賣國賊、妖魔化民族英雄：「秦檜站起來」、「岳飛不是民族英雄」、「秦檜投降金朝，相當於促進中華民族的『歷史大融合』」、「李鴻章憂國憂民」、「汪精衛忍辱負重」、「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袁氏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中固然飽含屈辱，但實在談不上賣國」、「若一味斥責其喪權辱國而對其外交努力視而不見，的確有失公允」。(騰訊歷史)、「二十一條的簽訂，未必能真的滅掉中國」(張鳴);「章詒和說：汪精衛的『漢奸』罪名，總有一天是會推翻的!」(高伐林：「汪精衛顯示出自己的魅力」)、「漂亮，才情，人品」、「汪兆銘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帶著俠氣的一雙眼睛。男人看著也動情」、「汪兆銘詩文可以選入教科書!台上是領袖，提筆是文人」、「人品上，可以說他一輩子無可挑剔。不貪錢財，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賭。他有政治慾望，若和老蔣、老毛相比，是個沒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出於『曲線救國』的政治路線與『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時刻，汪精衛希望能保全淪陷區一部份民眾和土地，他就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了。」(章詒和：「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　　——否定中華文明中國人，鼓吹中國分裂：「普世價值」、「中國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民族自決」、「區域自治」、「七塊論」、「台灣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內蒙獨立」、「香港獨立」、「廣東共和國」、「沒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幹什麼比幹什麼更重要」……

——「普世公知」兩大一觸即跳：第一，不準提「愛國主義」，誰提誰是「愛國賊」;第二，不準講「民族主義」，誰講誰是「義和團式愛國」、「法西斯式愛國狂熱」——世界上一切國家中唯有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此條件反射;

——「愛國賊」、「帶路黨」、「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三百年殖民地」、「當兵要當美國兵」、「人權高於主權」——同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舉世無雙;

——「看色戒，當漢奸」(吳祚來);

——為日本開拓團立碑;

——說「狗漢奸」被罰，說「草泥馬祖國」則被吹捧為「行為藝術」;

——日本明目張膽把釣魚島「國有化」后，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於2013年2月4日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宣布中日關係緊張一切責任在中國：「憲政民主有助於改善中日關係」、「中日都是大國，尤其是中國，目前這點領土糾紛就和這一瓶水一樣，只要是理性人就不會為這點事動手打架」、「最近兩國關係卻因為領土糾紛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中國喪失理性的表達方式，簡直是文革的重現，這非常可怕」、「如果中國也能實現憲政，那麼領土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只有實行憲政民主，只有廢除一黨專制，才能讓兩國政府之間的關係徹底正常化」;

——吳建民：極端民族主義泛濫將致災難;

——2013年2月4日，羅援撰文《應用五大舉措破日本包圍，拉攏俄韓圍堵日本》;2013年2月18日，羅援稱：「憑什麼東海遊戲規則只能由日本一家說了算?」「我們也可以設立防空識別區，我們也可以打警告彈。我們還可以根據國際社會的通用規則，宣布我們的交戰規則。」一貫聲稱反對死刑的賀衛方當天立即殺氣騰騰發表微博「戈登贈言李鴻章」稱：「英國軍人戈登助清政府剿滅太平軍，之後歸國。臨別前有贈李鴻章建議二十條，其中有云：『中國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個中含義，頗堪玩味。」　　……　　所有這些無不說明一條：「普世公知」=知識漢奸狗腿子。

自命「精英」是總禍根子

毛澤東說：「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不過反過來說，一個人一輩子只做壞事、一件好事也不做也挺不容易的。然而「普世公知」們就有這本事，一輩子一件好事也不做——不信把「普世公知」們說的話全濾掉，看還能剩下什麼?　　然而問題的要害不僅要知道「普世公知」多麼多麼壞，而且要弄清他們為什麼這麼壞，根源何在。不弄清究竟壞從何來，頂多知道提防這一代、這一套的「普世公知」，碰上下一代、另一套的「普世公知」照樣抓瞎。

「普世公知」們為什麼那麼壞?為什麼「名為『知識分子』、實為知識騙子、富人面前是知識婊子、老百姓面前是知識痞子加知識鬼子、帝國主義面前是知識漢奸狗腿子」?並不是因為他們基因壞、胎里壞、天生壞，而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存在——「存在決定意識」、「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普世公知」們特有的、不會改變的共同社會存在是什麼?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出身但不務正業改行專搞文科類行當的知識分子)。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一切壞水之源，是總禍根子。這一條決定了「普世公知」們的如下利害關係：

與人民群眾為敵：

文科類知識分子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只能從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民群眾那裡獲得生存必須;途徑只能有二：第一，提供平等服務等價交換;第二，通過權力巧取豪奪。自命「精英」意味著相應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規定自己與直接創造財富的人民群眾的關係不是平等關係，而是「優等」與「劣等」、「高貴」與「低賤」、奴役與被奴役的不平等關係。既然不平等，那就沒有平等服務——不平等的人之間不可能有平等服務：「優等人」不可能為「劣等人」平等服務;「貴族」不可能為「賤民」平等服務;奴隸主不可能為奴隸平等服務。既然沒有平等服務，那就沒有等價交換，要獲得生存必須就只能通過權力巧取豪奪。只要自命「精英」，文科類知識分子跟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民群眾的關係就只能是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掠奪即敵對，因此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只能是敵對關係。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人民群眾從來只有鄙夷不屑和冷嘲熱諷，從無半分尊重。這不奇怪。狼不可能尊重羊，否則還怎麼吃羊?強盜不可能尊重受害者，否則還怎麼搶劫?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可能尊重人民群眾，否則還怎麼掠奪?毛澤東早就指出，辨別人的關鍵是看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人民群眾充滿鄙視輕蔑這一事實足以證明他們和人民群眾的關係是掠奪與被掠奪的敵對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