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被全盤否定后中國社會演變

文革被全盤否定后中國社會演變

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之間的鬥爭並非權力之爭，更不是個人恩怨，而是關係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主義之爭。

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出現分歧以後，毛澤東認為劉少奇不適宜於再繼續做黨的接班人了。

以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威和地位，變動劉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並不困難，這在後來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就表現了出來。

但是「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上存在階級鬥爭的情況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出現是具有必然性的。「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才是不可思議。」

劉少奇不過是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在黨內出現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變動了劉少奇的職務，還會有別的什麼人再次出現。

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就要改變黨內資產階級產生的社會基礎，使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人民群眾能夠主動行動起來，踐行民主權利，形成制約黨內走資派的強大力量。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

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就是從實踐中對這兩條路線驗證其真偽的時期。

改革分為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後進行的農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雖然由於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以及收購政策的調整，農民的生活狀況一度獲得改善，以前的社隊企業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鄉鎮企業，由於慣性的力量又增長了幾年，一度佔了中國工業產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卻成了農村工業發展的迴光返照，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最終被破產私有化，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遭到毀滅性破壞，「三農」問題成為揮之不去的魔魘，籠罩在農村的上空，造成了城鄉之間的嚴重斷裂。

隨著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破產，以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嚴重動搖。這個時候匆忙實行的「撥改貸」和「利改銳」打亂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運營的環境，對於計劃經濟的實行無異於釜底抽薪。

一九八五年開始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物質刺激、資金掛帥、承包經營、減員增效成為搞活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靈丹妙藥。當時進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中央領導人會想到十年以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會大面積破產。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制企業出現全行業虧損，最終打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資本，實行產權改革，開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

先是消滅中小企業，而後是大中企業，最後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企業。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急劇萎縮，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迅猛發展，在國家經濟中兩種經濟成分已經攻守易形，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喪失了國家經濟中的主體地位。

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急劇變化，廣大工農群眾也由國家主人變成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社會主義制度面臨被顛覆的嚴重隱患。

住房商品化、醫療市場化和教育產業化，涉及民生的這三大改革，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農群眾享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剝奪待盡，成為壓在工農群眾頭上的三座大山。

在他們失去固定工作變成雇傭勞動者的同時，又將沉重的生存負擔壓在了他們的身上。

他們創造了社會的財富，卻沒有能夠享有應得的成果，反而被視為「弱勢群體」、「低端人口」，政治、經濟及生存權利遭到嚴重破壞。

實踐檢驗之一——文革被全盤否定后中國社會的演變。

懷仁堂事變埋下了否定文革的基石。一九七八年後，文化大革命被作為一場內亂或動亂寫入了黨史和國史，遭到了全盤否定和徹底否定，文革被否定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演變又如何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從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說起，從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與中國社會發展的邏輯關係中來考察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前途和命運，從實踐中來檢驗繼續革命的理論的真理性。

從前文的研究中我們知道，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主要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之間展開，具體表現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的鬥爭上。這三條總路線就是要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前兩條總路線主要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第三條總路線就是要解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

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上的鬥爭，表現在東北變工互助合作、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及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的鬥爭上。[18]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其實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主要表現在廬山會議上的鬥爭，以及一九六二年黨內出現的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上。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的鬥爭，表現在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的鬥爭上。這種鬥爭直接引發了文化大革命。

這種鬥爭貫穿於新中國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十七年的歷史進程中。新中國成立以後，是向社會主義過渡還是搞一個時期的新民主主義，要不要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不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成為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這種鬥爭從形式上說，是向社會主義過渡還是搞一個時期的新民主主義，實質上則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種鬥爭在經濟基礎領域集中表現在要不要實現農業合作化(一九六二年黨內出現的單幹風是在農業合作化上分歧的再現)，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上層建築領域則是集中在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表現在要不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建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這是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生死攸關的大事。

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之間的鬥爭並非權力之爭，更不是個人恩怨，而是關係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主義之爭。毛澤東和劉少奇在社教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出現分歧以後，毛澤東認為劉少奇不適宜於再繼續做黨的接班人了。以當時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威和地位，變動劉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並不困難，這在後來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就表現了出來。但是「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上存在階級鬥爭的情況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出現是具有必然性的。「這是毫不足怪的。沒有這種鬥爭，才是不可思議。」劉少奇不過是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在黨內出現的人格化代表而已。即使變動了劉少奇的職務，還會有別的什麼人再次出現。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就要改變黨內資產階級產生的社會基礎，使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人民群眾能夠主動行動起來，踐行民主權利，形成制約黨內走資派的強大力量。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領導全黨進行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

在毛澤東領導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在毛澤東去世后，黨內反對文革的勢力乘機聯合起來，發動了懷仁堂事變，對文革陣營領導人實行了「斬首行動」，隨後否定了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實行了改革開放路線。其實，改革開放路線就是文革期間批判的劉鄧路線。如果文革路線是正確的，那麼改革開放路線就是錯誤的;如果改革開放路線是正確的，那麼文革路線就是錯誤的，二者必居其一。改革開放的所謂「正義性」是建立在文革「非正義性」基礎之上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肯定文革，必然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而改革開放后，對文革的全盤否定和徹底否定是具有必然性的。

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就是從實踐中對這兩條路線驗證其真偽的時期。

改革分為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一九七九年後進行的農村改革，解散人民公社，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雖然由於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以及收購政策的調整，農民的生活狀況一度獲得改善，以前的社隊企業(即人民公社解散后的鄉鎮企業)由於慣性的力量又增長了幾年，一度佔了中國工業產值的半壁江山，但是卻成了農村工業發展的迴光返照，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最終被破產私有化，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遭到毀滅性破壞，「三農」問題成為揮之不去的魔魘，籠罩在農村的上空，造成了城鄉之間的嚴重斷裂。

隨著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的破產，以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嚴重動搖。這個時候匆忙實行的「撥改貸」和「利改銳」打亂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運營的環境，對於計劃經濟的實行無異於釜底抽薪。一九八五年開始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物質刺激、資金掛帥、承包經營、減員增效成為搞活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靈丹妙藥。當時進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中央領導人會想到十年以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會大面積破產。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民所有制企業出現全行業虧損，最終打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幌子，引入私人資本，實行產權改革，開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進程。先是消滅中小企業，而後是大中企業，最後是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企業。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急劇萎縮，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迅猛發展，在國家經濟中兩種經濟成分已經攻守易形，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喪失了國家經濟中的主體地位。

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急劇變化，廣大工農群眾也由國家主人變成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社會主義制度面臨被顛覆的嚴重隱患。住房商品化、醫療市場化和教育產業化，涉及民生的這三大改革，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農群眾享有的福利保障制度剝奪待盡，成為壓在工農群眾頭上的三座大山。在他們失去固定工作變成雇傭勞動者的同時，又將沉重的生存負擔壓在了他們的身上。他們創造了社會的財富，卻沒有能夠享有應得的成果，反而被視為「弱勢群體」、「低端人口」，政治、經濟及生存權利遭到嚴重破壞。

我們再來看一看開放狀況。其實，孤立地、抽象地談論開放是沒有意義的。開放的目的是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高民族經濟的競爭力，是要利用外資而不能被外資所吞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折戟運十飛機，砍掉紅旗轎車，停止晶元研製，造成了今天航空工業、轎車工業和信息工業的嚴重落後。中國航空飛的是外國飛機，轎車工業則是外國品牌獨霸天下，信息工業「缺芯少魂」，產業安全受制於人。由於決策者秉承「造不如買」的買辦路線，錯誤地提出「以市場換技術」的方針，致使中國開放的二十八個產業中，已經有二十一個產業被外資控股，讓出了市場卻沒有能夠換來技術，反而喪失了產業的控制權。現在又全面放開了製造業，取消外資入股中國銀行、證券、基金、保險等金融行業的股比限制。這種不設防的開放已經成為危及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嚴重隱患。

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實踐，就是對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和劉鄧路線進行的檢驗。在劉鄧路線的指導下，文革路線被全盤否定和徹底否定以後，我們不幸地看到文革所要防止的東西已經在中國大地上捲土重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大面積破產，人和人之間平等友愛的關係被商品交易關係所取代，按資分配顛覆了按勞分配原則，工農群眾由國家主人變成了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他們創造了勞動果實，卻被中外資本家奪走，生活愈發艱難，許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社會上出現了尖銳複雜的階級矛盾和鬥爭，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化程度嚴重。歷史的發展，已經對兩條路線作出了評判。如果說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是從正面驗證了繼續革命的理論，那麼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實踐則是從反面對繼續革命的理論做出了有力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