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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澤東修改《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一文時，對真理標準問題作了一個經典的概括，形成了一個名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另一個鮮明的特點是實踐性。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反過來又為實踐服務。繼續革命的理論來源於實踐，同時又能動地作用於實踐的發展。那麼，應該如何來認識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實踐性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到底是真理還是謬誤，不是依賴於主觀的意願，而是要靠社會實踐的證明。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澤東就在《實踐論》中談到了判定理論是否是真理的標準問題。他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從中可以看到，判定理論或認識是否是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這樣就不僅確定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而且明確指出了社會實踐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中的地位問題。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澤東修改《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一文時，對真理標準問題作了一個經典的概括，形成了一個名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判斷不僅與《實踐論》中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觀點一脈相承，而且在語言的表述上更為簡潔、明確，確定了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理論是不是真理，只有依靠社會實踐才能得到證明。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來理解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呢?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角度上做出的判斷。這個唯一不是一次的意思，而是說真理正確與否只有通過社會實踐才能夠得以檢驗。從實踐中發現真理，又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真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真理隱藏在現象背後，不是能夠輕易發現的，要經過反覆的實踐才能認識到。同樣，認識到的究竟是不是真理，還是要經過實踐的檢驗。這種檢驗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才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寫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一文中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在實踐檢驗的過程中有時失敗了，不是因為不是真理，而是由於實力對比的差異所致。比如，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但是其原則是長存的。在該文中毛澤東還寫道：「一般的說來，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特別是人類對自然界的鬥爭是如此。在社會鬥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
我們當然不能把由於實力對比差異所導致失敗的真理當成謬誤，同時也不能否認這個時候由於認識的局限性，導致沒有對事物本身的運動有一個正確的反映，致使失敗的情況的存在。這就要從社會實踐出發，在弄清事實真相的基礎上，堅定信念，提高認識，繼續檢驗，做出判定，通過調查研究從認識與實踐的統一中來反映客觀規律。
從客觀規律與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上來劃分，真理可以分為客觀真理和主觀真理。客觀規律被稱為客觀真理，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被稱為主觀真理。認識客觀真理以後，就會形成主觀真理。從實踐中來認識客觀真理，通過實踐來檢驗主觀真理。主觀真理只有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發現其是否符合客觀真理。
在客觀真理、主觀真理與實踐的關係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審閱劉少奇給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複信修改稿時加寫了一段文字，論述了這個問題。他寫道：「所謂認識客觀真理，即是人在實踐中，反映客觀外界的現象和本質，經過漸變和突變，成為尚未經過考驗的主觀真理。要認識這一過程中所得到的主觀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觀真理(即規律性)，還得回到實踐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由此我們看到，客觀真理在實踐的過程中變成了主觀真理，主觀真理究竟是不是對客觀真理的正確反映，只有回到社會實踐中才能夠得到驗證。理論是主觀真理的表現形式。理論是從實踐中產生的，還要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夠證明其是不是反映了客觀實際。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一般來說已經具有了真理性。這是因為理論的產生來自於實踐，是經過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思考後，由感性認識發展到了理性認識，是對事物運動規律的反映。這是人類自覺的能動性的表現。儘管理論已經包涵了真理性，但是也只有回到客觀實踐中才能夠得到檢驗，不斷豐富和發展，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客觀實際。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這樣。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
這就要求我們既不能因為主觀真理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就武斷地否認它的真理性，也不能將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主觀真理就直接視為客觀真理。從中進一步認識到，主觀真理具有能動性，能夠作用於客觀實踐的發展，主觀真理雖然包涵著真理性，但是究竟是不是符合客觀真理，人的認識是不是對客觀事物的正確反映，最終還是要通過社會實踐來驗證。這就要在歷史的具體的實踐中來認識它的真理性，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使認識不斷趨於完善。
在真理與實踐的問題上，我們要反對兩種錯誤傾向：
一是以真理沒有經得起一次或幾次實踐的檢驗為理由，否認真理存在的客觀性。從歷史的辯證法中可以看到，新生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挫折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人的認識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在鬥爭中出現的挫折和失敗並不是因為其發展的方向不正確，而是因為鬥爭的力量對比及認識的局限所致。這個時候如果草率地以鬥爭勝負作出判斷，就會忽視客觀事物與人的認識之間存在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和鬥爭，走向唯心論的陷阱。
二是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就不具有真理的客觀性。毫無疑問，真理只有經過實踐才能夠得到檢驗。主觀真理是在實踐中形成的。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主觀真理，包涵著真理的因素。這個時候如果一味地以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為由而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存在，就會導致不可知論。因為這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意識的能動性。意識是對物質的反映。這種反映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如果對於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主觀真理所包涵著的真理的客觀性一概否認，那麼正確的認識又是來自於何方呢?這樣勢必會否定意識的能動性，滑到形而上學的泥潭。
這就要求我們在真理標準的問題上，在辯證唯物論的指導下，將反對唯心論和反對形而上學結合起來，從實踐中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來檢驗真理。真理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產生，也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夠得到驗證。不論是發現真理還是檢驗真理，都是一個曲折、反覆的過程。在真理檢驗的過程中，要從當時客觀存在的現實情況出發，經過縝密的思考來做出決定，而不能簡單地以勝負來判斷。同時，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仍然可能包涵著正確的認識，不能以還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為理由否定其存在的客觀性。
在實踐和理論的統一中進行繼續革命。繼續革命的理論來源於繼續革命的實踐，又反作用於繼續革命的實踐，在實踐與理論的統一中逐漸得到豐富和發展，將繼續革命不斷推向前進。
從歷史的考察中可以發現，繼續革命的理論最初萌芽於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次年中國國內發生的右派進攻及反右派鬥爭。
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發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深入思考，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
一九五七年發生的右派進攻及反右派鬥爭，使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與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做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論斷。他進一步指出，敵我矛盾是階級矛盾，但階級矛盾不一定就是敵我矛盾。階級矛盾內有敵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矛盾。因而不僅要有一個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要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會議上講話時又進一步指出，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雖然被消滅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要消滅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還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上進行的激烈鬥爭，關係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走獨立自主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附庸式社會主義道路。這種爭論引發了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的進一步思考，他指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而且存在於黨的高級領導層。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在當時經濟困難的形勢、造成困難的原因和解決困難的方法上，黨內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和爭論。這種分歧和爭論主要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展開。毛澤東認為一九六一年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的是缺乏經驗的問題，也有黨內浮誇風和瞎指揮這些錯誤所致，要在堅持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基礎上，通過調整人民公社體制來克服困難。而劉少奇則認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不加分析地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來解釋造成困難的原因，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持保留態度，要通過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來解決這個問題。令人驚異的是，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主張竟然獲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數常委的同意和支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要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
這個時候，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國內中央農村工作部、中聯部和統戰部也出現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和「向資產階級投降」的修正主義。為了貫徹執行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進行反修防修，開展繼續革命，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不僅領導全黨反對蘇共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鬥爭，進行了空前規模的中蘇大論戰，而且還提出要在國內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運動在城市表現為「三反」「五反」運動，在農村表現為「四清」運動，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毛澤東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到了劉少奇的抵制和反對。這個時候毛澤東和劉少奇又在「四清」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出現了嚴重分歧。雖然以「二十三條」的制定為標誌使這種分歧暫時予以解決，但是造成的影響則是深遠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認為黨內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派，提出要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
這個時候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構件已經基本上形成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中提出要進行繼續革命，而後又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形成、豐富和發展為繼續革命的理論。進行繼續革命不是來自於毛澤東的主觀判斷，而是他從實踐中發現問題以後，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深入思考後的結果。這就是繼續革命的理論創立的背景。
從中可以看到，進行繼續革命根源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體系的運動。這種矛盾體系包括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基本矛盾決定主要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奠定了繼續革命的理論基石。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雖然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社會上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階級矛盾反映到黨內來，形成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資產階不僅存在於黨內，而且還潛伏於黨的各級領導層，要警惕中央出現修正主義，這就要將運動的重點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個運動在城市表現為「三反」「五反」運動，農村表現為「四清」運動，還開展了文化界的鬥爭。在這些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毛澤東才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進一步得到驗證、完善和發展。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澤東修改《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一文時，對真理標準問題作了一個經典的概括，形成了一個名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另一個鮮明的特點是實踐性。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反過來又為實踐服務。繼續革命的理論來源於實踐，同時又能動地作用於實踐的發展。那麼，應該如何來認識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實踐性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到底是真理還是謬誤，不是依賴於主觀的意願，而是要靠社會實踐的證明。
早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澤東就在《實踐論》中談到了判定理論是否是真理的標準問題。他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從中可以看到，判定理論或認識是否是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這樣就不僅確定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而且明確指出了社會實踐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中的地位問題。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澤東修改《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一文時，對真理標準問題作了一個經典的概括，形成了一個名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個判斷不僅與《實踐論》中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觀點一脈相承，而且在語言的表述上更為簡潔、明確，確定了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理論是不是真理，只有依靠社會實踐才能得到證明。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來理解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呢?
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角度上做出的判斷。這個唯一不是一次的意思，而是說真理正確與否只有通過社會實踐才能夠得以檢驗。從實踐中發現真理，又通過社會實踐來檢驗真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觀。真理隱藏在現象背後，不是能夠輕易發現的，要經過反覆的實踐才能認識到。同樣，認識到的究竟是不是真理，還是要經過實踐的檢驗。這種檢驗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才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寫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一文中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在實踐檢驗的過程中有時失敗了，不是因為不是真理，而是由於實力對比的差異所致。比如，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但是其原則是長存的。在該文中毛澤東還寫道：「一般的說來，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特別是人類對自然界的鬥爭是如此。在社會鬥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
我們當然不能把由於實力對比差異所導致失敗的真理當成謬誤，同時也不能否認這個時候由於認識的局限性，導致沒有對事物本身的運動有一個正確的反映，致使失敗的情況的存在。這就要從社會實踐出發，在弄清事實真相的基礎上，堅定信念，提高認識，繼續檢驗，做出判定，通過調查研究從認識與實踐的統一中來反映客觀規律。
從客觀規律與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上來劃分，真理可以分為客觀真理和主觀真理。客觀規律被稱為客觀真理，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被稱為主觀真理。認識客觀真理以後，就會形成主觀真理。從實踐中來認識客觀真理，通過實踐來檢驗主觀真理。主觀真理只有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發現其是否符合客觀真理。
在客觀真理、主觀真理與實踐的關係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審閱劉少奇給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複信修改稿時加寫了一段文字，論述了這個問題。他寫道：「所謂認識客觀真理，即是人在實踐中，反映客觀外界的現象和本質，經過漸變和突變，成為尚未經過考驗的主觀真理。要認識這一過程中所得到的主觀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觀真理(即規律性)，還得回到實踐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由此我們看到，客觀真理在實踐的過程中變成了主觀真理，主觀真理究竟是不是對客觀真理的正確反映，只有回到社會實踐中才能夠得到驗證。理論是主觀真理的表現形式。理論是從實踐中產生的，還要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夠證明其是不是反映了客觀實際。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一般來說已經具有了真理性。這是因為理論的產生來自於實踐，是經過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思考後，由感性認識發展到了理性認識，是對事物運動規律的反映。這是人類自覺的能動性的表現。儘管理論已經包涵了真理性，但是也只有回到客觀實踐中才能夠得到檢驗，不斷豐富和發展，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客觀實際。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這樣。毛澤東說：「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
這就要求我們既不能因為主觀真理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就武斷地否認它的真理性，也不能將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主觀真理就直接視為客觀真理。從中進一步認識到，主觀真理具有能動性，能夠作用於客觀實踐的發展，主觀真理雖然包涵著真理性，但是究竟是不是符合客觀真理，人的認識是不是對客觀事物的正確反映，最終還是要通過社會實踐來驗證。這就要在歷史的具體的實踐中來認識它的真理性，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使認識不斷趨於完善。
在真理與實踐的問題上，我們要反對兩種錯誤傾向：
一是以真理沒有經得起一次或幾次實踐的檢驗為理由，否認真理存在的客觀性。從歷史的辯證法中可以看到，新生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出現挫折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人的認識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在鬥爭中出現的挫折和失敗並不是因為其發展的方向不正確，而是因為鬥爭的力量對比及認識的局限所致。這個時候如果草率地以鬥爭勝負作出判斷，就會忽視客觀事物與人的認識之間存在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和鬥爭，走向唯心論的陷阱。
二是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就不具有真理的客觀性。毫無疑問，真理只有經過實踐才能夠得到檢驗。主觀真理是在實踐中形成的。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主觀真理，包涵著真理的因素。這個時候如果一味地以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為由而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存在，就會導致不可知論。因為這實際上就是否定了意識的能動性。意識是對物質的反映。這種反映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如果對於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主觀真理所包涵著的真理的客觀性一概否認，那麼正確的認識又是來自於何方呢?這樣勢必會否定意識的能動性，滑到形而上學的泥潭。
這就要求我們在真理標準的問題上，在辯證唯物論的指導下，將反對唯心論和反對形而上學結合起來，從實踐中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來檢驗真理。真理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產生，也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夠得到驗證。不論是發現真理還是檢驗真理，都是一個曲折、反覆的過程。在真理檢驗的過程中，要從當時客觀存在的現實情況出發，經過縝密的思考來做出決定，而不能簡單地以勝負來判斷。同時，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仍然可能包涵著正確的認識，不能以還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為理由否定其存在的客觀性。
在實踐和理論的統一中進行繼續革命。繼續革命的理論來源於繼續革命的實踐，又反作用於繼續革命的實踐，在實踐與理論的統一中逐漸得到豐富和發展，將繼續革命不斷推向前進。
從歷史的考察中可以發現，繼續革命的理論最初萌芽於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次年中國國內發生的右派進攻及反右派鬥爭。
一九五六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發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深入思考，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
一九五七年發生的右派進攻及反右派鬥爭，使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及其與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關係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做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論斷。他進一步指出，敵我矛盾是階級矛盾，但階級矛盾不一定就是敵我矛盾。階級矛盾內有敵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內部矛盾。因而不僅要有一個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要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會議上講話時又進一步指出，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雖然被消滅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要消滅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還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上進行的激烈鬥爭，關係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走獨立自主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附庸式社會主義道路。這種爭論引發了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的進一步思考，他指出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而且存在於黨的高級領導層。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在當時經濟困難的形勢、造成困難的原因和解決困難的方法上，黨內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和爭論。這種分歧和爭論主要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展開。毛澤東認為一九六一年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造成困難的原因主要的是缺乏經驗的問題，也有黨內浮誇風和瞎指揮這些錯誤所致，要在堅持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基礎上，通過調整人民公社體制來克服困難。而劉少奇則認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不加分析地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來解釋造成困難的原因，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持保留態度，要通過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來解決這個問題。令人驚異的是，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的主張竟然獲得了中央政治局多數常委的同意和支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要批判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
這個時候，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國內中央農村工作部、中聯部和統戰部也出現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和「向資產階級投降」的修正主義。為了貫徹執行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歷史時期總路線，進行反修防修，開展繼續革命，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不僅領導全黨反對蘇共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鬥爭，進行了空前規模的中蘇大論戰，而且還提出要在國內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運動在城市表現為「三反」「五反」運動，在農村表現為「四清」運動，後來統稱為「四清」運動。毛澤東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到了劉少奇的抵制和反對。這個時候毛澤東和劉少奇又在「四清」運動的性質、主要矛盾及運動的重點和方法上出現了嚴重分歧。雖然以「二十三條」的制定為標誌使這種分歧暫時予以解決，但是造成的影響則是深遠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才認為黨內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派，提出要防止中央出現修正主義的問題。
這個時候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構件已經基本上形成了。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中提出要進行繼續革命，而後又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形成、豐富和發展為繼續革命的理論。進行繼續革命不是來自於毛澤東的主觀判斷，而是他從實踐中發現問題以後，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深入思考後的結果。這就是繼續革命的理論創立的背景。
從中可以看到，進行繼續革命根源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體系的運動。這種矛盾體系包括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基本矛盾決定主要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奠定了繼續革命的理論基石。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後，雖然掌握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仍然存在，社會上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階級矛盾反映到黨內來，形成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資產階不僅存在於黨內，而且還潛伏於黨的各級領導層，要警惕中央出現修正主義，這就要將運動的重點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個運動在城市表現為「三反」「五反」運動，農村表現為「四清」運動，還開展了文化界的鬥爭。在這些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毛澤東才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進一步得到驗證、完善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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