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式教育劉少奇贊成毛澤東反對
與劉少奇不同的是,毛澤東非常反對蘇式教育,而且從不掩飾自己對正規化、制度化的蘇式教育的不滿。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創刊詞上寫到:"恢復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毛澤東講的人民教育,是對工農群眾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數人接受的一種教育。
1953-1963年對高等教育的投資,約佔國家教育投資總額的30%,而在大多數國家和在正常的情況下,這一比例應該不高於20%。
教育界的革命。學員來自工農兵。
1965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平頂山市葉縣的西趙村,突然傳出一陣"噼里啪啦"的鞭炮聲。在人們的疑惑中,一個消息傳來了--村東頭李家的孩子李XX考上了高中。這則消息對兩千多人的西趙村來說,實在不平常。這個位於河南省沙河邊上的小村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十幾年的時間裡,總共才出過兩名高中生。
李XX(70級工農兵大學生):我們村子包括我一共只有三個高中生,那段時間,好多人說這孩子肯定有出息,說了一些祝福的話。
高中生,在當時的中國人眼裡,絕對屬於知識分子一類的人。
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時,全國在校高中生僅7.1萬人。1952年高中生人數才達到14.1萬人。據統計,1952年,全國每萬人中中學生人數僅為55人。這樣低的比例,使大學招生計劃都受到限制。政府不得不下達指標,禁止各單位自行到中學招工,擴大助學金髮放。同時努力爭取95%的高中生能升入大學。但是即使達到了上述要求,還需要從黨、政、軍中抽調兩萬名青年知識分子補足應屆高中生的升學差額。
應當說中國在50年代,雖然當時都有高考。但是有一度是中國高中生比較少,大學生源不足。一度甚至要犧牲很多調干生來補充大學生源。
由於大學招生人數超過高中生的畢業人數。那個年代,高中生基本都能升入大學,而高中生的素質普遍也比較高。這時的教育界偏向蘇聯式的精英教育,它強調少數人享受教育,培養出類拔萃的專才。並從高等院校、專業學校入手,按層層選拔的方式為國家挑選有用的人才。高等院校和中小學形成了金字塔的形式。從某種程度來說,這種做法保證了生源的質量,使有限的教育資源得到了最大的開發和利用。
劉少奇是向蘇聯學習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他組織籌建中國人民大學,並參照蘇聯工業大學的模式,改進了哈爾濱工業大學。後來,人們把人大和哈工大看成學習蘇聯教育的樣式和模板。
蘇聯教育家凱洛夫1948年主編的《教育學》,是這一時期中國教育界主要學習的對象,並逐漸形成了"凱洛夫教育理論體系"。1954年,全國高等院校將本科學制由四年延長為五年,取消以美國按系招生、選課制、學分制、淘汰制等教學機制。中國的教育逐漸步入蘇聯式的精英教育模式。
《教育學》(1948年),凱洛夫主編,葉希波夫、凱洛夫、里魏斯等人著。中文版本根據1948年莫斯科出版的第二修訂版譯出,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它是當時師範教育叢書之一。該書1950年傳入我國,多次出版發行,曾作為我國高等師範教育的教科書或必讀參考書。總發行量超過百萬冊,對我國50-60年代教育的影響頗大。
《教育學》是在總結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后30年來教育正反經驗的基礎上寫出來的,也是凱洛夫教育思想的集中反映,曾在前蘇聯教育事業上起過積極作用。它立足於馬列主義唯物史觀,主要對赫爾巴特等實在論教育學進行了批判、繼承、發展。
與劉少奇不同的是,毛澤東非常反對蘇式教育,而且從不掩飾自己對正規化、制度化的蘇式教育的不滿。1951 年5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的創刊詞上寫到:"恢復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毛澤東講的人民教育,是對工農群眾及其子女的教育,是使大多數人接受的一種教育。
早在延安時期,他就強調教育要面向大眾,面向廣大工農子弟。在毛澤東影響下,當時延安建立了大量的學校:如抗日軍政大學、延安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各種學習班、業餘學校、工農速成學校等都成為廣大工農群眾接受教育的場所。
然而,隨著建國后教育界全面向蘇聯學習,這些來自解放區的非正規教育模式逐步失去價值,教育平等的政策也沒能得到繼承和延續。整個教育界由"大眾教育"開始向"精英教育"轉變。教育的正規化建設和對教育質量的重視,使在平等與效率的天平上,重心開始傾向於後者。
建國以後,基本上是參照蘇聯的模式來辦中國的高等教育。它那套模式也是經過多少代人不斷總結經驗形成的。一方面它是正規化的,這個跟毛澤東他們在延安時期辦的"抗大"絕對是兩回事。
毛澤東比較重要的有兩個東西:一個是關注教育公平。就是希望能夠面向工農群眾,面向多數人。那麼他的教育革命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注點呢,就是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毛澤東很早就強調學制要縮短。
1936年6月1日,創辦於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改稱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1937年1月,紅大隨中共中央機關遷至延安,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毛澤東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兼政治委員,親自規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學員以從部隊中抽調幹部為主,並招收從全國各地來延安的愛國知識青年。每期學習期限為4-8個月。
1955年,全國87所工農速成中學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在《關於工農速成中學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稱:"實踐證明,對農工幹部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不用循序漸進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學校,從根本上說來,並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對於這種情況,毛澤東非常不滿意。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講到:"我們高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教育方針已經明晰:"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
1958年,那個時候高校學生當中工農兵、革命幹部子弟的比例相當高了。1952年以前用我們現在話說,非勞動人民家庭可能佔80%-90%。但到了1958年以後,工農兵這個比例已經佔到50%-60%。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總路線的指引下,"大躍進"運動在全國展開。教育界也掀起了一場"教育革命"的浪潮,希望通過"大躍進"和群眾運動的方式加快教育發展,打破常規,普及教育。
在舉國趕英超美的"大躍進"聲中,政府作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十五年左右普及高等教育。"隨即中國高校迅速膨脹。1958年一年,全國新增普通高校兩百多所,平均每三天就有兩所高校成立。到1960年,全國高校的數量已經由1957年的229所增加到了1960年的1289所。
然而,進入1960年後。國民生產總值因為自然災害而降低,教育政策也不得不開始調整。1961年教育界開始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和《高教六十條》。1962年小學在校生7157萬人,入學率由1958年的80.3%降至56.1%;高中在校生43 萬人,只佔同齡人口的2%;高校學生也回落到1955年左右的水平。
1964年,度過了三年自然災害后,國民經濟開始復甦。
這年春節,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座談會。邀請鄧小平、彭真、黃炎培、章士釗等黨內外16人參加。座談會上,毛澤東抨擊了當前的教育方法和考試製度。他認為:"學生要有娛樂、游泳、打球、課外自由閱讀時間","我們的教育方針是對的,但是辦法不對。課程太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此時,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已經很明確,抵制"精英教育",強調"平等教育"。
經過60年代初那幾年的大飢荒,整個國民經濟造成重創,毛澤東那些社會變革、教育變革理想等等受到挫折。但是到60年代中期,毛澤東又開始醞釀教育領域的文化革命。在1964年發表的春節講話中,他做過批示,就是希望教育部門能夠縮短學制,課程內容砍掉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