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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父母沒讓子女追求當人上人

作者：yongbing1993 於 2024-10-10 07:3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美國父母沒讓子女追求當人上人

陽和平：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

作者：駐京記者彭丹

眼前這位外國人說著一口標準的京腔，偶爾講至興起，會朝你一笑，眼鏡滑落到鼻尖上，露出那雙深色的眼睛。

現年66歲的陽和平是國際友人陽早、寒春的長子，生在北京，長在西安。上世紀40年代，陽早、寒春先後從美國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兩人在中國牽手生活、工作60餘年，一心鑽研農牧技術改良、農業機具革新等，為中國的農業機械改良和奶牛飼養機械化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受到了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的多位國家領導人的接見，被稱為「白求恩式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父母的紅色經歷既建構了陽和平的獨特身份，也影響了他的精神信仰，父母的人生觀甚至潛移默化在了陽和平乃至其後輩的腦海里。作為「長在紅旗下的美國人」，陽和平對新中國的歷史如數家珍。20歲出頭時，「回」到「祖國」美國，在文化和思想的衝撞中徘徊，逐步堅定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多次在太平洋兩岸來回折返，最終決定定居在中國。

「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有我」

在沙河的小王莊農場，望著父母留下的堆積如山的筆記與圖紙，陽和平覺得有點力不從心：「我想把它們一一歸類掃描，但實在太多了，有點無從下手。」

陽早和寒春自從上世紀40年代來到中國，便為中國養了一輩子牛——近200本筆記記錄了他們的工作和心路歷程，有的記載牛場中每頭牛的模樣、胎次、譜系等；有的記錄他們使用過的每一批次用的橡膠乳杯配方、工藝和使用壽命，尤其是科學家出身的寒春，總是笑稱自己記性不好，到哪兒都揣著筆記本，最後留下了好幾大箱子密密麻麻的筆記。

對陽和平來說，這些筆記和圖紙很寶貴，有好多他後悔沒問清父母的問題或許就藏在裡面——「尤其是我沒有我爸的好記性，又不像我媽那樣愛記筆記，他們倆的好多故事我都記不住咯。有好多東西都是失去了才知道寶貴。」

陽和平說他的記憶都是農場串聯起來的，因為父母一直在農場里工作。「他倆都不過是朴樸素素的普通人，談不上多偉大。」

或許是從沒覺得父母特殊，直到上世紀70年代跟著父親到美國各地演講，聽父親講在中國養牛的經歷，陽和平才大致了解了他們的經歷，但還有許多細節像散佚的文章，他再也打撈不起來了。

上世紀40年代，受《紅星照耀中國》等紅色書籍的影響，滿懷著好奇心的陽早、寒春來到革命聖地延安，並在延安的窯洞里結了婚，邊區領導人林伯渠為兩人寫了一幅「萬里良緣、聖地花燭」的題字。

婚後兩人先是被派到瓦窯堡試製農機具，之後在陝西與內蒙古交界處的三邊牧場，西安的草灘牧場，北京的紅星公社、小王莊農場等地工作了大半輩子，見證並參與了新中國的獨立與騰飛。

來中國前，寒春本是芝加哥物理大學的研究生，師從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恩里科·費米（Enrico Ferm i），與楊振寧等人是同窗，參與了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美國向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后，又得知自己的獎學金來自美國軍方，寒春覺得自己獻身純科學的願望徹底破碎，這才奔赴中國尋找新的人生道路。

1952年，還在三邊牧場工作的寒春輾轉來到北京待產，被宋慶齡邀請參加正在召開的亞太和平會議，得知寒春肚子里的孩子還沒名字，宋慶齡便給孩子取名叫「和平」。

出生40天左右，寒春帶著陽和平暫時到了西安，後來又到了草灘農場工作，那也是陽和平開始記事的地方。他記得在農場的廣闊天地里，自己跟小夥伴們養兔子、養鴿子、「抓特務」，學電影《地道戰》在家裡的自留地里打洞，雖然皮過分了會挨父親的揍，但「打過還是照樣皮」。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後期，一個勁兒要去東北建設兵團的弟弟陽建平被分配到安徽宣城，陽和平則被分配到北京光華木材廠的第八區間操作製造塑料貼面板的熱壓機，因為動手能力強，幾個月後就能獨立操作了。

這一家子外國人以親歷者的身份融入到了新中國的歷史中。有一回，有人問陽和平：「您的母親放棄在美國做科學家，來到中國養牛，會不會感覺有些可惜？」

「可惜什麼？！」陽和平帶點「狡黠」地笑道，「沒有中國革命就沒我了。」

在中美之間折返

陽和平小時候，來陝西的外國人少，「自己照鏡子從不感到奇怪」的他也會對外國人好奇。

雖然膚色不同，陽和平跟農場里的孩子極為要好，從沒感到隔閡，但中美關係的曲折也給陽和平的身份認同塗抹了一絲尷尬。

後來，陽和平成為北京光華木材廠的一名工人。在工廠，陽和平也曾有過他最害怕的隔閡感，「好在工人們無所顧忌，我跟他們在一起特別舒服、自在，不用提心弔膽，也不用虛頭巴腦。」陽和平說道。

在家裡，陽早、寒春一直有收聽國外廣播的習慣，沒事就會討論一些國際時事，他們在小王莊農場的家裡也一直掛著一幅英文的世界地圖。1956年埃及宣布從英法兩國手中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激動的陽早、寒春便給當年出生的女兒取名叫「及平」；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寒春直言佩服能頂住美方壓力的卡斯特羅。

那會兒陽和平已讀初中，也漸漸有了自己的想法。除了聽父母談論政治，急切想要表達的他會在家庭會議上跟父母辯論各種問題，吵得「面紅耳赤」。

1968年，美國黑人運動（後來也稱人權運動）如火如荼，陽和平急著問收聽國外廣播的父母：「他們在講什麼呀，講什麼呀？」父母笑著說：「那你自己去學英語呀。」

其實英語他也學過。1962年寒春的母親來西安看望寒春一家，作為一個資深的教育家，陽和平的姥姥想盡各種辦法，教了陽和平近一年的英語，但壓根沒心思學的陽和平幾乎一個單詞也沒記住——姥姥只得搖頭：「從沒見過你這麼頑固的孩子。」

到自己下決心學英語的時候，陽和平先是聽「英語900句」、慢速的英語廣播，在工廠看簡單的英語文學作品，就連回家蹬自行車的時候也在用英語數數。

那個時候，陽和平的表姐卡瑪經常給陽和平寫信，正如陽早之前給寒春描述1940年代的中國一樣，卡瑪筆下的美國也讓陽和平好奇不已。

1974年，在香港辦好了護照的陽和平去了美國。此後的30年間，他在美國當過工人、讀了博士、還娶妻生女，但一直在中美之間來回折返，一如他搖擺不定的歸屬感。

剛到美國的時候，陽和平很想快點融入美國社會，看到人家的穿著打扮，他也買來那種「花花褲子」穿，但這種過猶不及的模仿反而「讓人覺得有點怪」。

他也分享不了周圍人的文化記憶。陽和平聽不懂美國人說的笑話，不懂他們口中的米老鼠唐老鴨，美國人也聽不懂他口中的孫悟空；在貓王和鮑勃·迪倫流行的年代里，他卻覺得那種吱哇作響的搖滾樂像「拿指甲刮黑板的聲音，是一種折磨」。

在美國，陽和平不僅思念著父母，也思念在光華木材廠一起工作的工人。他先後在農場、修理廠、汽車廠工作，從來只知道「鐵飯碗」的他第一次被人解僱時，覺得「天都塌了」，後來失業多了就「變油了」：「失業嘛就是逼你放假罷了。」

工作得多了，陽和平發現美國的勞資關係是「相互敵對」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就跟「貓和老鼠」一樣：一個揮著胡蘿蔔和大棒刺激人勞動，一個想方設法偷懶作秀——「你有政策，我有對策」。此時的他分外懷念在中國當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集體榮譽感：「真正的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種對自己創造出來東西的感情。」

為寄託對中國「故鄉」的思念，陽和平特地買了一台收音機，就為了在晚上最安靜時，隱隱約約聽一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現在是新聞播報時間」。

1977年，陽和平回了趟中國，還特意到光華木材廠給工友們講自己的經歷，既講了美國發達的農業機械、高速公路等等，也講了工人如何得看老闆臉色、勞動時裝模作樣、磨洋工等等，全然沒有社會主義體制下工人的勤勞。

遺憾的是，他的工友們完全體會不到陽和平對失業的擔憂、焦慮，也無法想象90%以上的勞動力都不從事農業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

對於美國發達的農業、各種新興科技和包容多元的社會，陽和平也很欣賞。但幾乎每次在中國呆的時間一長，再回到美國的時候，一種「局外人」的感覺仍油然而生。看著美國街頭熙熙攘攘的行人，「那感覺就像看電影一樣，我不過是個熒幕外的觀眾而已」。

中國人常說「落葉歸根」，這「根」或許不取決於種族膚色，而取決於潤物無聲的文化和從小生長的土地。

走出信仰的危機

1978年，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陽早和寒春也早已調到北京工作。雖然年華漸暮，他們仍堅持在勞動一線工作，一心一意琢磨怎麼養好奶牛。

在小王莊農場工作時，陽早和寒春每天早上都要去牛場巡視。就連在病重卧床的前一年，陽早每天早上還要到牛場轉悠一圈，看看牛的情況和牛奶產量，一個多小時后才回到家裡吃早飯。

小王莊牛場的獸醫金慶懷則記得，寒春80多歲了還常常下地幹活。「老寒早上起來就去地里拔草——有一種麻，摻在飼料里牛就不愛吃，她就去拔草，經常一上午累得臉都通紅。」

在大洋的另一端，陽和平經歷了一場思想上的掙扎。他從小在馬克思主義的熏陶下長大，也讀了好幾本馬列主義的原著，20歲出頭的時候，自信滿滿的他跑到美國，卻一下子被「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衝擊得暈頭轉向」，陽和平一度「陷入信仰危機的深淵，處於極度痛苦之中」。

那個時候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價值觀在他的腦子裡打架，回到中國后他跟父母爭論各種問題，被陽早調侃為「小資產階級革命者」。

陽和平記得，父母從來都不會把道理強加給自己，而是任由自己往真理深處挖掘。跟自己的科學家母親一樣，陽和平身上有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倔勁兒。

1981年陽和平開始勤工儉學，到美國大學里念起了經濟學。在申請理由一欄上，他填的是「懂得計劃經濟是怎麼一回事」。1987年畢業后他在中國呆了一段時間，覺得還是有很多東西不能解釋，於是又回到美國，一邊攻讀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博士，一邊觀察和思考社會的現實。

1997年，陽和平的博士畢業論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周期研究》通過了答辯，或許是藉助資本主義經濟學對馬克思主義的反觀，陽和平最終回歸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真正透過現象看到了本質」，在觀念上他也跟父母靠得更近了。

2007年，陽和平越來越感到在美國不過是「混日子」，沒有能溝通思想的人，再加之父親陽早2003年過世后，母親寒春的身體也每況愈下，他便回到了中國定居。

「我花了十多年的時間要搞清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經濟謎題，研究這一問題的最好地點還是在這兒。」陽和平用拳頭敲了下桌子，「所以我去上大學就為搞懂這個，回來還為這個！」

來中國這麼多年，很多人都問他為什麼不買輛車，可他覺得那沒有必要，因為在北京地鐵、計程車都很方便。「有些人看到別人有車也要跑去買，純粹為了攀比的人真沒意思。」

2003年和2010年，陽早和寒春先後因病在北京去世。他們的子女把兩人的骨灰撒在了陝北和內蒙古交界處鄂托克前旗的廣袤草原上——那裡的三邊牧場曾是兩人為中國農牧事業奮鬥的第一片熱土。

陽早、寒春雖然逝去，但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已滲入到後輩們的腦海里，孕育著他們的精神河床。陽和平記得，自己在美國的信用卡公司工作期間十分無聊，因為感覺不到任何社會價值，只是為了牟利「製造一大堆卡片垃圾」。因為兩位老人，他的外甥女甚至也懂得了要去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事業，而不是光為了錢奮鬥。

「真正想獲得解放，就要懂得自己想幹什麼。現在很多人都被世俗的成功標準所裹挾，加入到炫耀、攀比的行列中，甚至都不懂得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這樣的人其實內心是不自由的、空虛的。」陽和平說道。

他認為自己的父母從不追求當「人上人」，也不活在別人的目光里。或許在有些人看來他們的行為難以理解，但他們卻能借養牛這一興趣踐行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把自己的愛好和人民的需要融為一體，因而是最幸福的人。我敬佩他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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