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核物理學家共產主義革命者

寒春放棄高級科學人才所享有的名利，選擇抗議政府挪用科學研究成果，甚至跑到華盛頓遊說，推動和平運動。可是，寒春發覺美國上下自我沉溺於不被質疑的、自以為正義的道德感與軍事優越感：「不管轉到哪裡去，到處都聽見戰爭、秘密情報、海軍、軍隊，還有，那些瘋子把自己鎖在實驗室，冥頑苦思更新的、更好的、徹底毀滅的方法」，「我到一位參議員的辦公室去找一些數據，那位秘書屈尊地打量著我，然後問：『這跟學校有關嗎？』──我，身為原子科學家，老遠跑到華盛頓爭取科學自由與世界和平──她，緊張兮兮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當天我是多麼的沮喪。」

寒春眼見美國政府挪用科學成果作為殺人武器，對垂敗的日本「多此一舉」地投下原子彈，而民間又無法掌控核能的應用，寒春感到非常失望，轉而在1948年遠赴中國，參加共產黨革命。1953年7月，美國《真相》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把寒春描述為逃跑的原子間諜。但是，寒春堅決否認自己參與中國的核武器，相反，她幫助中國推動農業機械化。寒春說科學家應該有社會良心：「我不想花時間去殺人，相反，我想讓人民過上不是更糟的，而是更好的日子。」

寒春在1951年寫給原子科學家聯會的回信，題為〈為甚麼中國想要和平〉，一再提到廣島慘劇：「杜魯門條約、馬歇爾計劃、聯合國原子能機構都軟弱無力──我們怎麼能夠干坐在實驗室，沉思統計機器的深度？廣島的記憶──15萬條人命。1、2、3、4、5、6……，15萬人，每一個都是有生命、會思想的人，滿懷希望與慾望，也承受起落成敗，每個人都有屬於他或她的生命意義，可是，15萬人就這樣全沒了。」

最後，寒春呼籲科學要為和平工作：「發揮你的力量，想盡辦法，積極推動和平，反對戰爭。凡是有戰爭，科學永不置於度外。我們是那些窮盡一生甘為企圖毀滅世界的瘋子所奴役的科學家嗎？」；「我們能不想象明日之世界？它會否是毀滅與悲慘之世界，承受輻射帶來的、痛苦的死亡，或者，它會否是一個山峰被原子彈摧毀，引致河流改道，沙漠上豐饒的田野都被炸毀的世界呢？我們的想象力跑到哪裡去？」

1948年，寒春離開美國，也揚棄為軍隊所挪用的核子研究，遠赴延安，參加中國革命，後來與陽早（Erwin Engst，1918-2003）共同從事農牧業技術工作。寒春對這段人生的轉折，執意強調一點：「有人說我是追隨未婚夫陽早來延安的，這不對。」寒春鄭重地說：「我和陽早已經有了很好的感情，這不錯；但他不是我的未婚夫。假如他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別的國家，我是不會奔他去的。」深藏在寒春的心裡，更重要的是國際共產主義的信仰，當時的延安正紅紅火火地開創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新生活，而陽早和寒春的哥哥韓丁（William Hinton，1919-2004）早已被吸引過去了。對寒春來說，信念從來是堅定的，而人與地，只是碰巧而已。

1952年，亞洲及太平洋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寒春再次對廣島表達「深切之悔恨與羞恥」，同時斥責原子彈是「滅絕人性的罪行」，呼籲人們不要忘記廣島與長崎的悲劇，提倡科學要為和平服務。後來，寒春的第一個兒子取名為「和平」。1960年代，中國與印度發生邊界的糾紛，寒春特彆強調友善地談判的重要性：「世界和平可能建基於不論是大國或者小國的尊嚴、平等以及權益……顯而易見，中印邊界問題可以友善地談判來解決。」

融入人民生活的科學

1949年4月，寒春在延安和陽早結婚，自此以後，他們過著簡樸、充實，又充滿挑戰的生活。早期，他們住在窯洞，在內蒙古和西北的西安農場工作，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沒有工具、電力、郵政等，但是，他們克服困難，全心全意創造新中國。寒春回憶如何向老百姓學習把殺人的武器變成有用的生活工具，使日子過得更好：「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陝西省深山裡的鋼鐵廠。他們（共產黨）在那裡幹甚麼呢？他們把美國制的手榴彈、炮彈，或者從美國運給蔣介石的、已經被撞擊的飛機機翼，或者美國人運過來的、用來殺他們的鋼鐵和鋁合金武器，全部轉化成煮食鍋子、犂耙、鋤頭。他們把毀滅人類的東西轉變為生活的工具，例如四輪運貨車、抽水機與門閘都用來建設灌溉管道，從而建設全新的、繁盛的中國。」

寒春到中國以後，從不染指毀滅人類的核子研究，而是踏實地推動民眾科學，使精英的科學知識溶入老百姓的生活。寒春曾經在陝北、內蒙古的農牧場工作幾十年，負責養牛，利用當地有限的資源，研製農具，像風車、提水機、兩輪驢車，還有設計擠奶系統、農用機械、灌溉系統。在這個改變自己、貼近平民的過程中，寒春幽自己一默，舉了一個犯「小」錯誤的例子：「有一次，我親自設計一個風車，當時全工廠除了大約有40名工人，其它甚麼都沒有。我設計和製造風車的每一部份，可是我設計的時候，忘了萬一風大，要有一個閘，可我沒有搞出來。當時三邊牧場那裡風也很大，3月份刮大風，好傢夥，它（風車）越來越快，越來越快，砰，就爆炸了，那是我頭一個的教訓。」

寒春希望靠著技術改良與機械化，減輕農民的勞役，寒春在1963年寫的《寄自西安附近的農場》談到如何投入時間和精力去研製自動牛奶低溫殺菌系統：「現在我重新研製早在1958年就開始研究的自動牛奶低溫殺菌系統，這個系統的主要目的是減輕奶牛場工人的負擔，現在他們每天用人手抽取上千磅的牛奶，1958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停止用機器，因為那些配件實在太難買到，不過，現在的條件越來越好了。我可以進城去買各式各樣的配件，以前根本買不到的。」

寒春1982年調入北京昌平區沙河鎮小王莊的中國農機院農機試驗站，專心從事養牛機械化和牛群改良工作，使小王莊成為中國早期機械化養牛的示範奶牛場，其出產的牛奶以質優、純凈而遠近馳名。寒春精心設計魚骨式擠奶台、奶牛青飼料鍘草機，堅持用良種公牛精液和優質胚胎改良牛群。她記錄了1963年至今各種擠奶器的功能，她設計的牛情表格讓畜牧研究所專家汗顏。中國農機院為了表彰寒春為奶牛質量改良和養牛機械化事業做出的傑出貢獻，特授「中國農機院金牛獎」。

寒春與陽早以身作則，律己愛牛。1958年，渭河洪災，洪水沖毀了送奶必經的橋，他們就把空汽油桶和床板綁在一起當橋。整個汛期，他們就這樣準時無誤地把牛奶送進城。寒春認為愛牛的人，做一切事都會以牛為先，這樣的人不會在崗位上出紕漏，出紕漏的都是不愛牛的人，因此，寒春斷言：「牛的問題就是人的問題，細菌含量高的牛奶源自人的不敬業。」

寒春珍惜與農民、工人一起創建社會主義的世界，體認「人民的雙手」的力量：「每個人都能夠竭盡全力，每個人都能夠發揮力量，每個人都很忙碌，每個人都有工作，人與人之間不會互相剝削。」作為人民科學家，寒春渴望這樣的世界：「人人全力創造，為人民建造好房子，消除水災，穩住糧食生產，使用機械，使一塊充滿絕望與貧困的土地，改變為繁華昌盛、啟迪文明之地，一群科學家都為人類的福祉而辛勤工作。」

若要數對寒春影響至深的人，那非她母親辛頓夫人（Carmelita Hinton）莫屬。她母親在美國維爾莽州（Vermont）創辦一所進步學校，叫做普特尼學校（Putney School），著重勞動與教育的結合，並且強調集體精神與自力更生的意識。辛頓夫人認為：「一個人若不從事體力勞動，就不是一個完全的人，就是在剝削別人。農場成為學校的中心，我常感到人們與生產他們食物的地方脫節。」普特尼學校的上課時間是早晨8點到中午，然後午飯、休息或自修，下午是運動或者勞動，例如在農場幹活、打掃校舍，晚上做作業、手工等等。寒春小學二年級，和老師、同學共同建造小城鎮，裡面有學校、郵局、商店等，他們不但學會造房子，做傢具，也學會接駁電線。寒春回憶說：「有多少人還記得小學二年級學的東西？我卻永遠都不會忘記。」另外，辛頓夫人認為「行萬里路」是讓兒童從生活實踐中學習的教育方法，例如寒春4歲的時候，母親帶著她、哥哥韓丁、姐姐韓青（Jean Hinton）徒步到墨西哥「探險」，中途他們為了逃避盜匪，騎著驢子穿越熱烘烘的森林，最後，大家安然無恙，但卻帶了一身虱子回家。

寒春回顧一生，說自己經歷過20世紀兩個最重要的事件:原子彈爆炸與中國革命。從製造原子彈到飼養牲畜，寒春彰顯有機的女性知識分子如何扭轉科學知識，甘為和平及人民殷勤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