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性有兩種實事求是和盲目的

積極性有兩種實事求是和盲目的

「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    能超過就超過，不能超過就算了。今後應由中央確定方針，再交業務部門算賬。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後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億斤，搞到一萬億斤，要好幾年。明年鋼增加多少?增加四百萬噸，是一千七百萬噸。後年再增加四百萬噸。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面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講話，1959年6月

「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紅軍的三大紀律，現在有兩條還有用:『一切行動聽指揮』，即統一領導，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即不搞一平二調。總的說來，群眾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產主義風格有兩種:一種是真要搞共產主義；另一種，這種佔多數，是事情歸他辦，權力都歸他……山東曹縣出現搶糧現象，這很好，搶得還少了，搶多了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對那些摧殘人民積極性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毛澤東，在廬山會議講話，1959年6月

「去年有些虛誇，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如何轉為主動?上海會議時，有人提出，利用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把指標改了，後來沒有這麼做。現在看來失掉了點時機，但不要緊。指標改不改?看來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還拿不準。是否人大常委會開個會，把指標改過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講話，1959年6月

「(二)下年度銷售計劃，我感覺不但一千零二十億斤是太多了，這個文件上調整為八百五十五億斤，似乎也略為多了一點。是否可以調整為八百億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億斤呢?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餘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干，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三)多產糧，是上策。田頭地角，零星土地，誰種誰收，不征不購，主要為了解決飼料，部分為了人用。恢復私人菜園，一定要酌給自留地。凡此種種，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豬吃，部分人吃，例如菜)。」——毛澤東，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又都颳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於不得上級批准，一平二調。另外還有三風: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又大發作，危害人民。什麼叫做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他們全不理會。所有以上這些，都是公社一級乾的。範圍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這樣胡鬧，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數公社是謹慎、公正、守紀律的，胡鬧的只是少數。這個少數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員，也不都是胡鬧的，胡鬧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對於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教育為主，懲辦為輔。對於那些最胡鬧的，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賬，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於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為什麼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後務要注意改正。對於少數縣委實在不行的，也要堅決撤掉，換上新人。同志們須知，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一個客觀存在。出現這些壞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舊社會壞習慣的殘餘，要有長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毛澤東，《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提出了三千萬噸鋼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會議降至二千萬噸，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會議是為了想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陳雲同志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的壓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個恰當的指標來。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會議規定一個一六五○萬噸的指標，仍然不合實際。我在會上作了批評。這個批評之所以作，是在會議開會之前兩日，還沒有一個成文的盤子交出來，不但各省不曉得，連我也不曉得，不和我商量，獨斷專行，我生氣了，提出了批評。我說：我要掛帥。這是大家都記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會議規定指標為一三○○萬噸，這才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現了一個小小馬鞍形。七八兩月在廬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動。但在農業方面仍然被動，直至於今。」——毛澤東《十年總結》，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一九六○年六月上海會議規定后三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於留餘地，對於藏一手，對於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麼好啊！農業方面則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決心改，在今年七月的黨大會上一定要改過來。從此就完全主動了。同志們，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對於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們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於正確。現在就全黨同志來說，他們的思想並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並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特別是縣、社、隊的同志們。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一六五○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帳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帳。如此等類。」——毛澤東《十年總結》，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哪裡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我試圖做出一個十年經驗的總結。」——毛澤東《十年總結》，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產也要賠。因為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卻什麼都不給。一定要堅決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決退賠。賠到什麼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沒有東西，公社原來就沒有東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所有縣、社的工業，房屋，其他財產等，凡是平調來的，都要退賠，只有退賠光了，才能白手起家。縣、社幹部可能會不滿意，但是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要糾正『共產風』，就要真兌現，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訓。苦一下、痛一下，這樣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一平二調是上面搞出來的，誰搞誰負責。退賠兌現了，幹部作風才能轉變。」——毛澤東，《永遠不許一平二調》，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甘肅省委這個報告，沒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沒有提到一、二、三類縣、社、隊的摸底和分析，這是缺點，這兩個問題關係甚大，請大家注意。」——毛澤東，《永遠不許一平二調》，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十四句話，也搞了六條指示，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颳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后，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毛澤東，《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有幾條經驗教訓:一、『共產風』必須反，不能掠奪農民，這是馬列主義不許可的。二、幾個大辦又颳起了『共產風』，一說老風占的多，一說新風占的多，不管哪個多，總之是大刮，看起來只能中辦、小辦。三、抽調了大批勞動力，縣以上工業就調了幾千萬。這三條經驗教訓，是主要的。要承認這些經驗教訓，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萬人不回去，怎麼得了?壓下去是有困難的，但一定要壓下去。」——毛澤東，《堅決退賠，剎住「共產風」》，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希望在北京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並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毛澤東，《反對兩個平均主義》，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上述內容可見，鄭州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廬山會議，長期保持冷靜、理智、務實的毛主席擠出處理國際戰略事務的寶貴時間，嚴厲批判一線執行者的「左」的錯誤，並寫了好多篇黨內通信，號召全國人民冷靜起來。為了糾正一線領導者的錯誤，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初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並極其重視總結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