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特色中國文化的烏煙瘴氣

走資派特色中國文化的烏煙瘴氣

人們生活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大染醬缸的社會裡，這是一個巨大的文化變遷時代，所有的事物都在急速流動、不斷變異，社會轉型，制度失衡，利益重新分配，多元論衝擊一元論，價值觀混亂，秩序在離析，規矩在敗壞，一切都在洗牌和重新出發，世界處在一個價值紛爭、精神困惑的時代。

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的推行，導致了文學正在經歷著從作品到商品，從寫作到策劃，從創造者到生產者，從讀者向消費者的變異轉化過程，類型化取代典型化，真實性消解理想性，語言文本向圖像文本轉化，使文學的審美趣味越來越趨向娛樂化、慾望化、世俗化、感官化、表層化、斷裂化，人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文化理想和道德精神價值的挑戰。表現在文藝作品中出現了各種混亂的情況：

反道德的瀆聖主義。魯迅被罵成「烏煙瘴氣鳥導師」，智勇雙全的楊子榮染上匪氣，陷入三角戀愛，抗日英雄阿慶嫂變成「風流婆」和「窩囊廢」，《紅岩》中的江姐和叛徒甫志高談情說愛……從古到今的聖賢、智者、先知、英雄、大師幾乎都成為反道德者的箭靶子，遭致不同程度的審判、攻擊、嘲諷與貶損，或者顛倒黑白的污染，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醜化、漫畫。

典型的如四卷本《石康文集》，既是一部完整的周文（書中主人公）的個人性史和情史，也是一部「道德淪喪史」，用作者的話來說叫「猖狂寫作」、「無恥寫作」，「新噁心小說」。它內容寵雜，格調低下，充斥著不少「污言穢語」。作者將自己稱為「活流氓」，「擺出一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架勢，繪聲繪色地向嗡嗡描述我的浪蕩生活」，從勾女人、嫖娼、酗酒、吸大麻、服興奮劑搖頭丸到偷自行車、偷試卷、偷父母錢等醉生夢死的墮落。作者說他的創作源泉就是「毅然寫出我的無恥之作」，「我只有全無顧忌地追求荒誕無恥的生活，只有荒誕無恥的生活才是我真正的嚮往，那是我的趣味……」因此，他寫空虛、孤獨、無聊，他罵學校、罵老師、罵考試，詆毀岳飛，嘲諷民族英雄，讚美秦檜，說他「很有點特立獨行的味道……就是聖雄甘地也不過如此風度嘛。」此書放肆地嘲弄道德，顛覆理想，以一種我是流氓我怕誰的態度寫作，體現出「人生信念的迷失」，成為地地道道的文字垃圾。

       

反道德不一定是公開宣稱的反，直接聲言的反，而是從其作品的價值取向、寫作的宣傳主張、創作的理念和人物形象之口所表現的傾向，流露的態度。如拒絕一切崇高的尤其是神聖的價值，拒絕本民族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切優秀的遺產，對一切崇高的人與事物：英雄、聖賢、智者不遺餘力地嘲弄、侮罵、毀謗，把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的口號推向極端，代之以惡意的、否定的感情用事。又如以無知和不負責任的態度，挑戰既定的道德倫理秩序，挑戰人類道義與良知的底線，以丑為美、以德為敵、以破壞為榮，欣賞荒誕，熱衷於暴力和殘忍，沉溺於性反常，鼓吹反認識、反理性的情緒。

     

 如果說瀆聖不過是一種手段，放縱才是其目的，瀆聖和放縱是一體兩面的。因為過去之聖賢多是主張節慾、勤儉、克己復禮、修身養性、無私奉獻的，那麼現今的反道德者一定是鼓吹放縱，是為了享樂，是將盲目的物慾、錢欲、情慾作為人生追求的目的和意義，而大加渲染，竭力推崇，讚賞和炫耀的。

譬如余華在長篇小說《兄弟》中對流氓成功者李光頭財大氣粗、頤指氣使、喝令一切的描寫，與其忠厚老實的兄長宋剛失業漂泊，落魄到卧軌自殺的兩極比較，客觀上就在宣揚一種反道德者春風得意飛黃騰達，持守道德者步履維艱處處受難的殘酷哲理。小說在對社會醜惡現象進行揭露時，卻對李光頭「邪惡的智慧」、手眼通天的本領津津樂道，不無艷羨，讓讀者在「諷一勸百」的描述文字中也神昏心迷，放棄道德操守，投降世俗情趣。

非道德的虛無主義。如果說反道德是出於對過去存在和提倡的道德持不滿、反對或是攻擊態度的話，非道德者則對一切道德現象都不以為然，刻意抹煞，他們對道德要麼不作區分，要麼持懷疑態度，對是非、好壞、善惡、應該不應該不作判斷取捨，主張「什麼都行」，無可無不可，其結果便是導致取消共同的道德標準、道德原則，讓人們幾乎什麼都不相信，只糊裡糊塗地在一個很低的價值平台上滑行與苟活。

       

在道德虛無主義者看來，既然一切都是相對的，虛無不實的，那麼所謂的好壞、善惡、優劣便統統沒意義，毋須區分，相對性便等同於虛無性，嫉惡如仇便不如不遣是非，與其明辨善惡，不如難得糊塗。尤其是近年來盛行的解構主義和後現代奉行的基本就是一種反道德的「虛無主義」，它們都否認真理、否認道德，混淆價值觀，對價值採取「隔岸觀火」的相對主義態度，對道德採取「冷漠綜合症」，或將其懸置起來，對所有被接受的都要重新質疑。因此曾是後現代主義幹將的羅蒂在晚年時斷然宣布：「後現代主義不是一條出路，後現代主義多半是破壞性的，沒有什麼正面的建樹。」

       

非道德貌似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其實必然會滑向低俗、流俗一邊，因為向崇高、善良、優雅境地努力是特別費力的事，而滑向低俗、流俗則無需努力，隨波逐流就能達到目的。古人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就是這個道理。現今充斥於文壇的所謂以客觀超然的姿態，不動聲色地從事「零度寫作」，就是一種集中的表現。那就是叫作家躲避情感，躲避感動，躲避崇高，其實就是迴避價值判斷，不歌頌真善美也不鞭笞假惡丑，不承認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區別，而熱衷於去寫世俗的、瑣碎的和平庸曖昧的東西，對真實的人性光輝視而不見，對醜惡黑暗的現象置若罔聞，於是人性墮落被當作新的文學元素，人性淪喪被視為商務賣點，男女兩性的露骨描寫被當作擴大銷量的拿手好戲，體現了時代和文學的墮落。

       

 比如電影《色，戒》，就是用現代影視多種手法把王佳芝與易先生兩性交歡的過程渲染得惟妙惟肖，讓俗眾去盡情偷窺，卻刻意淡化易先生殺人劊子手的身分，淡化一段國破家亡的慘烈歷史，用「性」、「色相」、「人性」、「愛情」之類的東西混淆敵我、模糊是非，消解神聖，抹殺正義與邪惡鬥爭的必要性，否認獻身者的精神內涵與風骨節氣，借這段歷史故事大賺鈔票，流露出歷史觀的虛無與價值觀的錯位。又如已有人尖銳地批評文壇上長期被遮蔽的病象：汪曾祺小說的「可疑之處」，是「無條件地稱頌、認同」所謂的「民間標準」，其實不過是「精神狀態的下移和倒退」；余華的主要作品傳達的「苟且偷生」、「唾面自乾」、「逆來順受」則是很低俗很陳舊的人生觀念。

此外還有池莉小說中鼓吹的「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的人生哲學，與李國文倡導的「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著，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無論如何得想方設法活下來，哪怕當癩皮狗，哪怕當三孫子，也在所不惜」，包括有人鼓吹的「生存是什麼？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只要能在這個世界生活下去就好」遙相呼應，共同散發著一種濃烈的市儈與犬儒氣息，其主要特徵是放棄生存原則與精神節操，崇尚活命哲學，為了保命，什麼都可以放棄與出賣。讓人不得不懷疑，倘若遇到利益誘惑與生死威脅，他們是否將「快樂地墮落」，義無反顧地叛變？

       

應該說，對待每一件事，人們當然會有不同的認識判斷和不近一致的態度，這是屬於正常範圍的。但如果面對的是關乎國家、民族利益，是關乎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還有人輕佻地採取不置可否，「怎麼都行」的態度，那就讓人難以苟同了。因為選擇一種態度就意味著肯定一種價值，反對一種事物也意味著反對那種價值或道德。生於人世間，每個人都有許多無法逃避的責任與選擇。若什麼事都不作判斷，不加區別，那就會取消應有的是非觀念、道德原則和道德標準，甚至會連帶取消共同的價值原則價值取向，造成紛紜雜亂、莫衷一是的局面，或是釀出分裂和任何共識都難以達成，真理永遠缺位的災難。那是我們必須加以防止和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