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重大戰略部署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重大戰略部署

儘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就業安排等客觀因素，但凡事都有主次之分。大量歷史資料已經證明，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主要目的，是毛主席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帝國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重大戰略抉擇。

培養什麼樣的接班人？怎樣培養接班人？事關黨和國家的事業成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遏制共產主義運動的蓬勃發展，在對中國進行四面圍剿，聯合打壓的同時，又提出了「和平演變」戰略。美國和平演變戰略的《十條誡令》第一條就包括「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替他們製造對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等內容。

毛主席敏銳地看到了美帝國主義的險惡用心，提出要把防止「和平演變」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個戰略方針，以保證黨不變色、國不變質。而後來發生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更證明了毛主席的有關預見絕非杞人憂天。

早在1959年他老人家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要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並且指出：「在中國歷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兒子斷送掉的，例子很多嘛！歷史的教訓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我們黨將來會不會變質？杜勒斯的預言會不會在不久的哪一天在這裡實現？這是很難預料的……我們從現在起就要講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極大警惕」，「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不論新黨員還是舊黨員，都有一些品質不純潔和作風不純的人。那些人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還有變質了的資產階級分子。……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組織有關人員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談到：「我很擔心我們的幹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

1964年，針對蘇聯對列寧和斯大林主義的背離，毛主席又提出「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的問題。

196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見一個外國代表團時談到：「我們現在的青年人沒知識了，沒見過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他們是吃蜜糖長大的，所以要請你們當教員，給他們講講，告訴他們，不要忘記你們還在受苦。吃蜜糖長大的，我們趕他們下農村，他們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現在下去了。我告訴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閃閃，你就說我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笨了，要向你們學習請教。」毛主席這裡所說的女兒，實際上是指大女兒李敏。但毛主席安排唯一在自己身邊長大的小女兒李訥到農村去插隊，卻更動人。

李訥在大學畢業后，被安排在《解放軍報》社上班，毛主席對身邊的人說：「一個涉世不深的小娃娃，哪辦得了報？」於是，李訥先是被安排到井岡山的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勞動鍛煉，後來因為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兒，處處照顧她，鍛煉不大，她想和廣大青年一樣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於是便給主席寫信提出要求。主席積極支持愛女的這一行動，於是李訥便來到了江西的一個山區農村，成為生產隊的一名普通社員。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偉大胸襟。這無異於給了那些認為「讓插隊」就是「受迫害」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1967年5月，毛澤東在和另外一個外國代表團談話中說：「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見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時又指出：「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綜合上述一系列講話、談話可以看出，防止黨和國家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改變顏色，是毛主席所考慮的重中之重。而和平演變最危險的群體，是「資產階級分子」，但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卻是產生「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潛在因素。因此，要防止黨的各級幹部、知識分子和青年一代產生上述「三個主義」，從而成為「資產階級分子」，唯一正確的道路就是毛主席早已在延安時期提出的「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這種相結合的過程，不僅是了解群眾疾苦，聽取群眾心聲的過程，更是建立和培養與群眾深厚感情的過程。因此，當時不僅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包括機關幹部和領導幹部、專家學者、文學藝術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軍官等，每年也必須有一定的時間到農村、下基層，到車間，下連隊，與第一線的群眾打成一片，以了解群眾呼聲，解決群眾難題，增進與群眾的感情，激發事業靈感。

一項偉大的戰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後才能看出其歷史價值，且時間越長，看得越清晰。接班人問題，需要逐代過渡傳承，更是需要在幾十年後才能顯現其真正的價值。黨的十八大后，當年的知青逐漸進入高層政治舞台。據官方統計，十八大選出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知青經歷，占這一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有過知青經歷，佔比28%；而最高層的政治局常委中，則有4人曾有知青經歷，佔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層中知青佔比也相當高。這種比例，是任何一個群體所沒有的。

從專家學者的角度看，不少有過知青經歷的人，與沒有這一經歷的人也有著明顯區別。他們儘管身處高位，但時刻不忘為最基層的農村老百姓鼓與呼，受到了普通群眾的熱烈。這與那些發布「現在的人，哪家沒有50萬元的存款？」「不能剝奪低收入階層的納稅權利」等言論的所謂「磚家」們，所站的立場截然不同，當然歸根結底還是與人民群眾的感情不同。而現階段許多政策嚴重不接地氣、且越來越走向官僚化、資本化，也與出這些餿主意的「磚家」們沒有深入實際，與老百姓沒有建立起同呼吸、共命運的深厚感情有著極大關係。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一些參與政策策劃論證的「海歸派」和「公知」們，已經成為西方顛覆我國社會主義政權的「別動隊」。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作為人類一項最偉大的千秋偉業，不僅需要一大批與人民群眾有深厚感情和實幹精神的帶頭人和社會精英，更需要千千萬萬志同道合的普通人的價值認同和行動支持。而全國1700多萬有過知青經歷的人，無疑是當今這一隊伍中的強大生力軍。回想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后，不僅在毛澤東時代苦幹實幹加巧幹，迅速成為各條戰線的中堅力量，而且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後，不少人面對下崗失業的困境，仍然識大體、顧大局，沒有氣餒、沒有躺平，他們用插隊時期培養出的艱苦奮鬥精神和忍辱負重品德，默默地告別企業，背起行囊，開始了自己重新創業，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正像柳林縣的一位知青曾經所說的那樣：「正是由於有知青生活這碗酒墊底，才使自己在以後的人生道路上，面對下崗失業等艱難困境，毫不猶豫地勇往直前」。

而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場，由於有著和群眾建立起來的深厚感情為基礎，繼續心繫百姓，成為老百姓稱讚的「清官」「好官」。黨的十八大后，山西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先後有十幾名省部級領導幹部被查，但在山西有過插隊經歷的6位省級領導，無一人涉案。呂梁更是塌方式腐敗的重災區，據公開報道，僅2014年前，呂梁就有百餘名縣級以上幹部涉案，此後又查處了更多的大案要案。但我們柳林縣有過知青經歷的13名縣級以上幹部、28名科級幹部，無一人涉及其中。

出現這種狀況絕非偶然，而是與知青特殊的經歷有著必然的聯繫。

一是有過知青經歷的人，與其他群體的最明顯區別，就是從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維和城市意識，使他們比之純粹在農村長大的人眼界更為開闊；而對最底層老百姓艱難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養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長大的人所不及的。這種特殊的經歷，對這部分人的成長過程影響是巨大的。

二是大多數知青都是在二十歲以前就開始插隊的，這個年齡段，正是一個人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形成的關鍵時刻。他們通過在農村的艱苦鍛煉，不僅體會到基層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與老百姓結下血濃於水的深厚感情，這極大地影響到以後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

正像一位有過知青經歷的領導幹部所講的那樣：「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會走得太遠」。前述山西以及柳林縣有過知青經歷的領導幹部，在塌方式腐敗中沒有人被捲入，與此有著極大關係。

三是農村生活，使他們學會了面對實際，也學會了克服困難，培養出百折不撓的精神，這在未來事業的發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國自古就有「公者千古、私者一時」之說。縱觀毛主席的一生，除去為民族、為人民艱苦奮鬥外，別無他求。儘管在這種奮鬥過程中，特別是在「文革」運動中，包括毛主席的戰友在內的一些領導幹部受到過傷害，但對於主席來說，他考慮的只有人民立場和革命需要，沒有任何個人利益，沒有一個私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更有不少曾經受到傷害的老同志，看到了毛主席的偉大及自己的短淺。

因此才有了王震將軍「毛主席至少比我們早看50年」的感慨，才有了羅瑞卿將軍從秦城監獄出來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天安門前對著毛主席像虔誠地敬禮，才有了許多高級領導人晚年因自己對毛主席誤解而萬般懺悔、痛哭流涕。

而毛主席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遠見和實踐道路，在當時自然也會有人持有異議。特別是毛主席逝世后，一些抱著不可告人目的的人，迎合某種政治潮流，對此進行了無情詆毀和惡毒攻擊。

總而言之，怎樣正確評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問題，說到底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是共產黨立黨為公還是為私，是為「絕大多數人」還是為「小部分人」，是謀千秋偉業還是圖一時之利？燕雀永遠難知鴻鵠大志，侏儒永遠難及巨人偉岸。

那些自私卑劣的小人，永遠理解不了偉人之高尚和高遠。他們所能做的，只是用瘋狗般的狂吠來玷污偉大的靈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只能讓越來越多的人們，更加清楚地看清這些小人的醜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