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卷》《躺平》為何屢剎不止

《內卷》《躺平》為何屢剎不止

《內卷》與《躺平》是當下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治理下年輕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詞。一個指向「過度競爭」，一個代表「退出競爭」，這兩個截然相反的詞語折射出年青一代對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社會，又或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中《競爭》白熱化的挫折感。2021年《躺平》被評為年度十大流行語，2022年初《擺爛》又衝上熱搜。如今中國的年輕人《躺平》《內卷》《擺爛》有多少？為什麼？有誰思考過？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復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后，不斷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走資派忽悠說：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多麼好。以致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全民經商》，人人參與《投機倒把》官商勾結官倒成風，的確，成就了一小部分貪官污史及他們的親朋好友先富起來成為資本家了。而大多數人淪為資本家們的《打工仔》。之後，走資派和資本家及右派們忽悠人人尤其是年輕人大學生們都去《創業》致富爭取先富。然而，成功者屈指可數。幾次忽悠後人人失去信任了就都去《考公務員》找國企外企互聯網大廠的工作。得到的結果是幾百人上千人爭一個職位，就開始《內卷》了。隨之又《躺平》了。

改革開放之後的二三十年間，對於享受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各種免費及資本的累積，以及「改革開放」實然歸私有化《紅利》的幾代「少數人先富「的中國人來說，早有房有車、極少數己成富可敵國的大資本家，而「少數人先富「中的又一部分人及頭腦靈光投機取巧的人也己成為中產階級，這已經形成一條既定的中國人在社會地位或富有階級上升通道，甚至不少是白手起家、成為千萬富翁的「勵志」故事也比比皆是。

但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的年輕人們很快便意識到，市場的飽和與競爭的激烈超出年輕人的預期，想要賺錢已經不像祖父母或父母那一輩人那麼容易了。大品牌和外賣平台幾乎掌握了行業規則，年輕人即使開個小店進入市場也已經太晚。

一些小吃店為了競爭在外賣平台的排名，提高曝光度，他們只能盡量壓低商品價格。標價50元人民幣的一單訂單，減去各種活動折扣后，顧客可能只需要付25元，而商家要支付活動折扣價格、外賣配送價格以及平台服務費。

「所有新商家為了活下來都在倒貼錢做生意，一個新店要做成功真的就像登天一樣難。」哪怕每天早上六七點起床，凌晨三四點回家，他們的小生意仍然沒有起色。

2020年，有一家小店面對虧損100多萬的現實，他們最終選擇關掉這間店。在他們看來，自己的經歷與許多同齡人在不同領域面臨的困境一樣，是「社會內卷化」的一種表現。「大家考慮的不是怎麼真正去提高質量，而是相互消耗，真的像噩夢一樣」，他們說。「結果就是大家都是輸家」。同時，降價可以拿到檯面上說，降低質量數量就不能說。

在一些年輕的公務員口中也能聽到：「幹得好不如躺得好」，「路見不平，繞道而行」，「毀滅吧，累了」……久而久之，消極情緒不斷蔓延，人生軌跡也發生偏離。有的年輕幹部剛邁進「機關門」就開始混日子，見到工作兩手一攤，碰到問題兩眼一黑。有的剛被提拔就打起「小算盤」，只想當官不想幹事，只想攬權不想擔責。還有的深陷腐敗漩渦，甘心被「圍獵」腐蝕，破罐破摔變本加厲，靠贓款奢侈消費來自我麻痹。玩女人賭博參與黑社會出賣情報當間諜等都有。

如今國內外形勢複雜，又因缺乏信仰，不知如何要干，各行各業「內卷」日益加重，巨大的生活成本讓年輕人感到「壓力山大」。但更為關鍵的是，一些年輕幹部在努力之後又無目的，因而產生了懶惰思想，遇到挫折產生了畏難情緒，在面對得失時怨天尤人、自暴自棄。

「內卷化」的背後，是已來自中產階級的年輕人面對錯過機會窗口期的一種挫折感。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眼見父輩分享中國從公有制轉為私有制之間的紅利，暢想自己也會面臨這樣的機遇，但現實已非如此。

現在的人們之所以擔心是因為他們發現有太多競爭，不再像是90年代或者21世紀最早幾年那樣，只要有一個想法就有機會去創業迅速致富，那個發展的階段已經過去了。

在數十年吃完「紅利「后，中國已經實現幾代領導人希望的「與世界接軌」，走資派特色中國己出現典型的后資本主義社會狀態。然而，與西方工業革命相比，中國實現這一階段的過程十分短暫。這短暫到它仍停留在人們鮮活的記憶里。這些年輕人的父母，甚至只比他們大10歲的鄰居可以在這個年紀獲取那麼多利益，但如今這個窗口對他們卻關上了。某種程度上，這是中國幾千年中歷史性的一刻。

對於「被卷」 感到不滿的年輕人發現，他們的沮喪無法被已經獲得成功的上一代資本家們理解。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打工仔與他們的僱主也是資本家之間的對立日益明顯。

在最受中國年輕人青睞的互聯網行業，一群程序員因為不滿行業常見的高強度加班「996」工作模式（每天早9點一直工作到晚9點，每周工作6天），他們在網路上發起一場抗議運動。他們提議所有人準時下班回家，還建立了一份「996」黑名單。中國年輕人與資本對立的情緒也日漸高漲。資本家將「內卷」解讀為「慾望與惰性的差距」。而許多的年輕人認為，這代表了「資本家」的典型觀點。

一個更加典型的例子是曾經創造中國式成功神話的馬雲。他曾支持「996」，稱這種工作模式一種「福報」。而這幾年間，他已跌下神壇，不僅阿里巴巴收到中國政府開出的182億元反壟斷罰單，他本人的形象也從「馬爸爸」變為「吸血鬼」與「資本家」。

在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同時，這種「仇富」心理存在範圍的擴大似乎不出意外。根據《福布斯》發布的2021年全球富豪榜，包括香港與澳門在內，中國有698位億萬富翁，數量居全球第二，今年新增210名億萬富翁，比全球其他任何國家都多。與此同時，中國前總理曾在去年公開表示，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僅1000元左右。

《內卷》在流行半年多以後，一個與「內卷」截然相反的新詞——「躺平」橫空出現。《躺平即是正義》的帖子吸引了許多目光。「兩年多沒有工作了，都在玩，沒覺得哪裡不對，壓力主要來自身邊人互相對比后尋找的定位和長輩的傳統觀念……人大可不必如此，」文中寫道。

「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只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只要我躺得夠快，資本就剝削不到我」，「社會險惡，先躺為敬」，許多人紛紛這樣附和。躺平是年輕人對「內卷」的一種反抗，是以放棄他們認為無意義的努力來退出競爭。「只要我還在工作，內卷就會一直存在於我的生活，「雖然這個概念並沒有提供不同的行動方案，但總體來說「這是一個好事，說明大家開始反思過去的發展模式。

為什麼一個可以在清理街上小販問題上那麼嚴格的政府，對私人企業的勞工條例不認真看一眼？最重要的不是哪裡出了問題，而是怎麼才能形成一種社會合力。現在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因為其中有很多利益，都是靠不合理來吃飯的。就如《勞動法》白紙黑字明文規定就是明目張胆地違抗。當然要從根本上來解決這些問題，還得走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

在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中，除了沒有私有，沒有資本家外，還有為年輕人量身定製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涉及千家萬戶的一場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更是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

知識青年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是毛澤東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青年運動的方向》講話，講話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為此，毛澤東認為「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24頁，詳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 530頁，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毛主席身體力行，讓自己的兒子成為走這一道路的帶頭踐行者。1946年，為了讓從蘇聯回來的愛子毛岸英適應中國革命的環境，了解中國的真正國情，毛主席把剛從蘇聯回國的毛岸英送到農村，拜當時最有名的延安勞動模範吳滿有為老師，去當農民。主席對毛岸英說：「雖然你在蘇聯的大學畢業了，但是你學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你還沒有上過中國的『勞動大學』，因此我希望你能夠去農村拜農民為老師，在這所農村大學里，你能學到之前課本之中學不到的很多知識，你看好不好？」 毛岸英深知父親的良苦用心，服從了父親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繭，才從「農業大學」畢業。

新中國成立后，鑒於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毛主席一直關注著中國青年的發展方向。1955年，毛澤東在看到許昌地委報送的《大李庄鄉合作化規劃的經驗》材料中，談到郟縣大李庄、邱庄、吳堂、楊庄四個村的7名初中畢業生和25名高小畢業生（這在當時也算是知識分子了）回到村裡參加農業合作社，有效地解決了合作社缺乏會計和記工員的問題時，敏銳地捕捉到培養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一條極佳途徑，於是批示道：「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參考，其中提到組織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哪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495頁。 此後「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成為影響整整一代人的口號。

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指導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農村，農業如果不發展，工業不可能單獨發展。到農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極其光榮的。」

此後，從50年代底開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志願報名到農村去插隊落戶。2009年9月被評為新中國成立以來100位感動中國人物之一以及2019年9月再次被授予「最美奮鬥者」榮譽稱號的邢燕子，就是1958年插的隊；同樣於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奮鬥者」稱號的天津寶坻縣知青侯雋，是1962年插的隊。在這些先進典型的帶動下，全國各地的廣大城市青年紛紛報名到農村、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據不完全統計，毛主席的批示和黨中央的《綱要》下達后，山西省就有51個縣的8萬多青年自願響應號召積極報名參與，團省委在其中挑選了1038名優秀青年組成志願者墾荒隊，由各地團干帶隊，到內蒙古的河套地區支援邊疆建設。喬晉湘《對山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考察》， 知青問題研究 2017.9.2

196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進一步明確提出：「大批城市知識青年下鄉……使他們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的鍛煉，健康地成長起來，成為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這是首次以中央的名義專門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發出的文件，也是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培養「可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聯繫起來。

此後，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如火如荼，從60年代初開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達到一個新高潮。所以成為上山下鄉的高潮期，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客觀情況所決定的。一是建國以後，由於國內環境穩定、醫療條件和生活條件相對改善等原因，使中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現井噴式增長。而在此同時，教育越來越普及，受教育人數急劇增長。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這部分人大多步入成人。在當時情況下，中國國內經濟基礎還相當薄弱，客觀上難以安排這麼多的青年在城市就業。因此，響應黨和國家號召，到農村去插隊落戶就成為必然選擇。二是在「文革」開始后，1966至1967兩年，國家沒有安排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使中央《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萬知青的任務，集中到1968年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