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讓社會成為《大學校》

毛澤東：讓社會成為《大學校》

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讓社會成為「大學校」思想。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關注幹部教育，軍隊教育，關注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也關注整個社會教育，毛澤東的讓社會成為《大學校》的意圖已非常明顯。

在《關於陝甘寧邊區的文化教育問題》中，毛澤東提出了消滅文盲、將整個邊區變作一個大學校的計劃：「一個村辦一個小學，我們大體上有這樣一個計劃，就是說邊區三十五萬戶，一百四十萬人，十年之內消滅全部文盲。」，「現在的教育，一個是普通教育，包括社會教育、識字教育；再一個是幹部教育。有了這兩種教育，就可以把整個邊區變作一個大學校，每一個鄉就是一個學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幹部都在這個大學校里學習生產，學習文化。幾年之內，邊區的群眾文化就會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漢、重慶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這種設想是毛澤東教育思想的一個重大演化。

在延安時期，由於知識分子少，他們在各個部門、各個學校都有發揮才能的機會，往往一人多用，這種一人多處教學的形式實際上也把延安聯結成一個大學校。而毛澤東在這一時期論述的學校教育的目的、方針，教育與全民族的任務、與政治方向的關係，學制與課程設置，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管理人員素質的重要性，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及各自作用，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幹部教育，軍隊教育，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及其和整個社會教育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他的「大學校」觀。而現在所謂「學習型社會」，根源上也是毛澤東關於把社會變成大學校的一種流行說法。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方針、路線的總體設計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是國家教育方針、路線的總體設計者，始終密切關注整個教育工作，並在很大程度上指導與實施一些重大教育政策。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積累的豐富的軍隊教育、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普及教育的經驗基礎上，對教育更有總體與長遠籌劃。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新中國成立后繁忙的國事活動中，毛澤東像抓軍事、政治、經濟一樣抓教育，曾親自起草、審閱或批轉中央、國務院諸多教育文件，在一些重要會議上都講到了教育。比如，1949年9月曾審閱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其中有關於教育的條文），1950年8月1日起草《軍委關於在軍隊中實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毛澤東對軍隊文化的全面規劃，設想從軍隊中培養大批從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使軍隊形成一個大學校。

1953年5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文化教育工作時毛澤東有大量指示。1953年6月30日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談及要使青年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1955年在《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一文按語中講到消滅文盲與建設社會主義的關係，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提出社會主義時期的知識分子問題時講到教育方針，1957年3月召開普及教育工作座談會，談及教學計劃、教科書問題，中學辦在農村是先進經驗，學校要大力進行思想教育，進行遵守紀律、艱苦創業的教育，社會主義是艱苦的事業等。

1958年同意頒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並多次談及教育革命，1961年7月30日致信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對之加以鼓勵，1961年9月批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1965年同意頒布《中共中央關於半農半讀教育工作的指示——轉發教育部黨組關於全國農村半農半讀教育會議的報告》，1964年關注減輕學生負擔、教學制度，1965年亦關注減輕學生負擔、學校校長、教師與學生的關係，並考慮大學招生制度的改革。此外，毛澤東的一些題詞、通信亦與教育有密切關係。毛澤東制定、審定、同意頒發的文件及其講話、談話、通信等，體現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教育思想的發展與演化。

總的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的教育思想承續了民主革命時期形成的基本理論，但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新的時代特點和內容，這些基本理論仍然包括：教育與正確的政治方向的關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普及教育，教學管理，教學方法，教師與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關係，知識分子的作用與思想改造，受教育者德智體諸方面發展，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軍隊教育與整個社會「大教育」等。毛澤東成為國家主席、黨的主席之後，領導中國共產黨和各級黨政部門大力興辦教育，成績巨大，其經驗和教訓值得認真總結。

毛澤東時代提倡文字改革，支持新文字工作、支持普通話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由於積貧積弱和長時期戰亂，教育荒廢造成文盲、半文盲充斥社會。為了有利於實現教育興國，有利於人們易於學習作為國家語言的漢語，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決策，確定「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三大任務，奠定了國家語言文字方針政策的基礎。

這一決策高瞻遠矚。中國的主要語言是漢語，漢語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由於歷史原因，漢語沒有達到完全統一的程度。各地方言妨礙人們的交流，造成經濟、政治、文化生活諸多不便。要使我國真正實現統一，文化、語言文字必須要統一。而漢語統一的基礎，是採用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通用語，確定為全國的普通話，並在文化教育系統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廣這種普通話。

毛澤東支持文字改革、支持普通話推廣不是偶然的。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積極支持文字改革、新文字運動。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

同年2月，陝甘寧邊區成立「新文字運動委員會」，吳玉章被推選為主任。同年11月，陝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成立，推舉毛澤東、朱德、郭沫若等為名譽理事；選舉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等45人為理事。

新文字協會的一項工作，就是幫助邊區政府用新文字開展冬學運動，助力國民教育與社會教育。它首先在延安市、延安縣做起，逐漸推廣到全邊區和其他地方。新文字協會編印了一份《SINWENZBAO》（新文字報），於1940年11月22日在延安川口油印出版，每周一期，發送到各冬學。

從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21期起該報改為鉛印，由延安新華書店發行，該期發表毛澤東的題詞「切實推行，愈廣愈好」。同時也發表朱德的題詞「大家適用的新文字，努力推行到全國去」。邊區推行的新文字是拉丁化新文字。據統計，在此期間陝甘寧邊區出版的拉丁化新文字圖書有16種。這些工作的具體領導者是吳玉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更注重文字改革工作。

1949年8月，吳玉章致信毛澤東，就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希望中央儘快推行文字改革工作。吳玉章的信引起毛澤東重視，他派秘書胡喬木參加文字改革協會，以便隨時了解和指導文字改革工作。1951年初，毛澤東又明確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同年5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籌備會在北京成立。次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後來承擔組織漢字改革和制訂漢語拼音方案的任務。1954年10月，周恩來總理提議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並指示：「拼音方案可以採用拉丁化，但是要能標出四聲。」1955年2月，文字改革委員會又成立了拼音方案委員會，專門負責組織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

正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心與支持下，在吳玉章直接領導之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經過不斷努力，於1956年初擬出《漢語拼音方案（草案）》。

毛澤東極力支持漢語拼音改革、推廣普通話，他的幾次講話有明確體現。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在會上做了關於文字改革的發言，講了關於漢字拉丁化的意見。緊接著，毛澤東就發表講話：「會上吳玉章同志講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贊成。在將來，採用拉丁字母，……看起來，還是以採用這種外國字母比較好。吳玉章同志在這方面說得很有理由，因為這種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幾個，向一面寫，簡單明了。……拉丁字母出在羅馬那個地方，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採用，我們用一下，是否就大有賣國嫌疑呢？我看不見得。凡是外國的好東西，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我們就是要學，就是要統統拿過來，並且加以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1958年1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強調：「外來幹部要學本地話，一切幹部要學普通話。」

《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經修訂和多次審議后，於1958年2月11日正式發布。這樣，以漢語拼音為基礎的普通話首先在教育系統、語音媒體中得到施行和推廣。普通話作為國家通用語言，逐漸在正式場合和公共交際場合中被自覺使用。從60餘年的成就來看，我國普通話普及率超過50%，13.47%的人口以普通話為母語。漢語作為民族共同語在使用交流中又得到了積極普及，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有利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團結。並且，以漢語為代表的中文正在走向世界，全球60多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其國民教育體系，除中國外，全世界各國學習和使用中文的人數超過1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