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

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

戚本禹：回憶江青同志

江青和我

把王、關隔離后，我實際上也已經無所作為了，我想少找一些麻煩，弄得別人反感，所以有些會議我都不去參加。可是張春橋對我說，你錯了，越是這種時候你越是要出來亮相，這樣那些見風使舵的人才不好落井下石。第一次開打倒王、關的會議我沒去參加。馬上外面就貼出標語：打倒王、關、戚。所以第二次會議我去參加了，外面的標語就沒有「戚」了。一直到打倒我前的最後一次中央文革會議我都去參加了。

毛主席是1967年國慶前回到北京的。當時中央文革會議上分工由張春橋寫林彪的國慶講話；姚文元寫國慶社論；我整理主席視察大江南北的講話。我因為參加過編毛選，對主席的講話風格都很熟了，所以我把各地整理的和報上登載的主席講話拿來匯總。

主席講話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提出要「大聯合」。方針改變了，像上海那樣的以一派壓倒另一派的奪權模式不行了。武漢模式更不行，那是軍隊出來支持一派，打另一派。主席在視察以後，提出了他的模式，就是「大聯合」。各派都要參加掌權。主席提出的這個模式實際上是個戰略大轉變。我在整理的時候就強調了這一點，突出了這一點。因為我了解主席的思想。主席下那麼大決心打倒王力、關鋒，就是要實現這個思想。主席對我的整理的東西很滿意，在我送上去的稿子上劃了道道，圈了圈。基本沒作什麼改動，就拿去發表了。

張春橋起草的林彪國慶講話中本來引述的毛主席的話是，批修斗私。我看了覺得改為鬥私批修比較好。因為我想革命總是先內而外，從邏輯上講，你要先把自己的私去掉了，才好去批修。他們看了都覺得有道理，主席看了也說好。所以就改成了「要鬥私批修」。

我給主席寫了個檢討，我說,雖然王力的講話、關鋒的文章我都沒有參與。但是我在思想上實際是跟他們一致的，對主席的指示沒有很好地去領會，干擾了主席的戰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錯誤的。不久主席就作了批示。主席的批示就寫在我給主席的檢討上，由徐業夫直接交給我的。主席在批示上寫:

已閱，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志。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給總理江青他們彙報了，當場還一起討論了如何落實主席的批示。他們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關鋒作個傳達。我就問總理，是我一個人去告訴他們，還是誰跟我一起去？總理說，讓春橋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橋一起向他們作了傳達，他們聽了都很高興。因為主席稱我們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後，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稱陳再道是同志，那陳再道的待遇馬上就不一樣了，房間和警衛馬上都換了，沒有原來軟禁的樣子了。主席給我的信，按例都是要印成文件發下去的，可總理也沒讓印發。而且我看出，總理對這事並不起勁。

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后，我就聽到有人說,，只抓王關，不抓戚，等於沒抓。陳毅說，不拿掉戚本禹，黨心不穩，軍心不穩，民心不穩。可見我們在中央文革的工作得罪的人太多了。

不知是事有湊巧，還是偶然中有必然。偏偏在這個時候，連續發生了幾次所謂整江青」黑材料」的事件。

其實，在文革開始的時候,江青就在中央文革的會議上跟我們談了她的歷史。她是在中央文革的會議室(釣魚台十六號樓)講的。文革小組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我們都坐在江青的對面，穆欣坐在江青的後面，他當場作了記錄。談了有三、四個小時。

江青說，你們老聽了那麼多關於我的事情，你們也不清楚，你們又不好來問我。那我就把我的歷史全都跟你們講了吧。請你們審查。

她說，唐納這個人其實還不錯，是個進步人士。但他的缺點是太小器，很軟弱，膽又小，不像個革命者。那時他在演藝界的影響是很大的，她指著我和姚文元說，就跟你們現在一樣。他要說那個那個戲好，那個戲就叫座；他說那個戲不好，大家就都說那個戲不好。他要捧那個演員，那個演員就馬上走紅。所以追求他的人非常多。可唐納就是拼著命地追求她，而且在戀愛的時候對她真的很好，百依百順的。但是她說，唐納比起俞啟威來那簡直是差得太多了。當時我們就很坦率地問，那你為什麼不嫁給俞啟威呢？她說，是俞啟威的家裡反對。他那個家族是非常嚴格的，娶的都是大戶人家，你一個戲子根本就進不了門。她說，俞啟威那個時候也軟弱。不過那時他才是二十多歲的學生，也根本沒法和他的家族抗衡的，不能娶她。所以她只能考慮嫁給唐納。可是,結婚後就不一樣了，限制她這個，限制她那個的，不讓她和別的人交往，把她看作是自己的附屬品了。這個她就受不了了。江青那時受娜拉這部戲的影響很大，她在台上演過娜拉，她的性格也就是娜拉性格。不過她說，唐納這個人還是很單純的，不複雜。儘管追他的人很多，但他並不亂搞的。但對待家庭，他還完全是封建社會的那一套。所以就提出和他離婚了。這件事當時就鬧得沸沸揚揚了。和唐納離婚，對她的打擊很大。她說那時她覺得前途茫茫，組織關係接不上，也不可能再去找俞啟威了。她說她總忘不了蔡楚生，在那種時候給了她很大的鼓勵和幫助。而且他的幫助完全是無私的。還有崔巍，他是她在青島的同學，也對她幫助很大，像哥哥一樣的保護著她。那時有好多人就想趁虛而人，來占她便宜。江青說，我一眼就看出他們是動機不良的。所以想方設法地拒絕他們。可這些人達不到目的，就到處去散步流言蜚語，造她的謠。這些人當時就被叫做文痞，就是文化界的流氓。她說她最難忘的還是和俞啟威的初戀。俞啟威是她的導師，是她人生的引路人。但是自她到了延安，見了毛主席之後，她就認定，這輩子就跟定這個人了。

我當時確實是有為江青寫一個傳記的想法的。我覺得她的經歷完全稱得上是中國革命女性的典範的，哪裡會想去整什麼」黑材料」。

事情的起因是，當時有人提出要開放圖書館，文藝組打了個報告給我。我說，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連圖書館都不開放不成了笑話了嗎。所以我就批了這個報告。但規定，凡是內部材料必須憑革委會的介紹信才能查閱。北京圖書館開放后，有人在裡面去找舊報紙，看到了有關於江青的內容。反映到我這裡來了，我就叫文藝組的人去把這些東西收了封存起來。圖書館里有個從空軍政治部轉業的把這事報告給吳法憲，吳法憲就報告給了葉群。在一次會議結束時，其他人都走了，葉群叫我留下來，當著我的面把這件事跟江青報告了。總理也在。我說，有這事，是我叫文藝組的人去收起來封存的，以免擴散。江青很不高興地說，有什麼好擴散的，我有什麼事情可以擴散的。事後，張春橋跟我說，你現在應該把事情推給下面，說是文藝組乾的，你不知道這個事情。我說，不行，是我同意讓文藝組去封材料的。張春橋說，你先要保護好你自己，這樣你將來還有機會給他們說話。你不這麼說，那就玉石俱焚。你和他們都要受到審查。你自己都保不住，那將來還有誰出來給他們說話呢。這些都是肺腑之言，一般人是不肯說的。可我這個人就是缺心眼，我想這事明明是我同意的，現在我推給了他們，那他們受到的處分就會更重。所以我還是堅持承認，這事他們向我報告過，是經過我同意的。後來我也這麼跟總理說的。總理覺得我說的是比較合理的，就說，那我來寫個報告，把這批材料燒了。並且通知北京圖書館註銷登記號。總理親自簽了字。這批材料就由謝富治的公安部負責拿去燒了。

無獨有偶，稍後一點時間，上海市革委會派專人把一些在上海找到的關於江青的舊報紙送到北京來交給我，讓我來處理。因為我當時是中央辦公廳的代理主任。可他們一面又去和江青說了，說他們把他們查到的一批誣衊她的材料交到戚本禹那裡了。這個他們卻沒跟我講。我打開材料一看，也就是當時國民黨報紙造的一些謠言和一些攻擊的話，說什麼一丈青(指江青)嫁給了宋江(指毛澤東)，成了壓寨夫人。我當時覺得很難辦。交給主席吧，你怎麼能拿那麼點小事去干擾他；交給總理沒那可能錯誤更大了。可我想也不能交給江青，因為這不符合組織的原則。其實我當時確實是有點教條。上海為什麼不把材料直接送給江青，因為它也講組織原則，所以要交給我，可它一面又去和江青說了這事，也不告訴我。江青等了幾天，看我沒跟她說這事，就自己找到我辦公室來，問我是怎麼回事。這次江青可能是真的懷疑我是不是為了想給自己留條後路，在悄悄地收集她的材料，將來可以賣身投靠別人。後來張春橋私底下跟我說，我們已經是都綁在一起了的，你不把這些材料交給江青，那是不對的。後來這件事情還是總理來處理的。我把過程跟總理一講。他一聽就懂了，知道是怎麼回事。他也讓謝富治他們拿去燒了。

真是事不過三啊。閻長貴是關鋒的學生，又是關鋒的秘書，後來江青要找個秘書，我就把閻長貴推薦給她。他不知錯了什麼勁，偏偏在這個時候把一個叫江倩的寫的信給了江青。江倩(中國人念字念一半，好多人也把它念作青)是舊社會的一個電影演員，參加過軍統。文革時挨群眾批鬥。她就寫信給江青，要江青救她。閻長貴拿了信，我估計他也沒怎麼好好看，就寫了個條，說現在有人冒稱江青，還說是曾經參加過軍統。說這是敵人的造謠，應該讓公安部來處理。然後就把信和條子送給了江青。江青拿了信，就怒氣沖沖地跑到我辦公室里，把信和閻長貴寫的條子往我桌上一摔。問我到底想搞什麼名堂，你前面弄我的黑材料，現在你又和閻長貴合在一起來陷害我。我拿了信一看。因為我經常處理群眾來信,所以很快就了解的信里的內容。我說，人家根本沒說江青參加過軍統，是說自己(江倩)歷史上參加過軍統，她是要江青看在名字相近,而且又都在舊社會當過演員的份上救她一命。而且我說，江青這個名字是你去延安時才取的，你在當演員時還沒有江青這個名字，怎麼會說是江青參加過軍統呢。可那時江青已經聽不進去了，因為她對閻長貴寫的那個條子已經是先入為主了，認為我們是故意用找人寫信的方法來陷害她。這件事，連總理也幫不上忙了。直到我從秦城出來，碰到閻長貴的時候，他還弄不清楚，說那人是誣衊江青參加過軍統的。我說你胡說八道，人家明明是說自己參加過軍統，哪裡說過江青參加過軍統了。你把那麼重要的兩件事情搞混在一起來，你坐牢是活該，可害得我也坐了那麼多年的牢。

這事發生以後，就規定我不能離開釣魚台的辦公室。這期間，江青還單獨請我去看了場電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寫的，說一個有野心的青年因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結果被殺死了。看完了電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後拉長著聲音說，那麼，再見了。我心裡明白，她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和我告別。抓閻長貴之前，江青也請他看了場電影，叫《一仆二主》。懷疑他一邊做她的秘書，一邊還受命於他人，她認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邊的人。過來幾天，恐怕是在等主席批准，就宣布我「請假檢討」。汪東興就把我銬在釣魚台的一個房間里。那年春節過後，王關戚一起都被送進了秦城監獄。

與我被捕的同時，文革的快報組被解散，文革辦公室和中南海秘書室的許多人也都被隔離審查。汪東興把他們都說成是田家英的餘黨。

在我被抓后的那段時間，連張春橋、姚文元思想上都是有顧慮的，因為好多事情我們都是聯著一起做的。所以他們都一直不說話，籍以自保。主席也長期不講話。

紅旗雜誌從1968年第一期，還是我拉著姚文元一起簽字后給陳伯達，陳伯達送主席批了出版的(我和姚文元都是紅旗的副總編)，這以後紅旗就停刊了好幾期。直到毛主席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他們才找到了宣傳的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