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被江青關進秦城監獄的

文革中我被江青關進秦城監獄的

戚本禹：回憶江青同志

江青在文革前後和我的幾次交往

雖然平時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見她，但並沒有和她多說話。因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聽說她在蘇聯養病期間，斯大林曾送給她一塊綠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圍的蘇聯女士看了都紛紛地效仿，還給它起了個名字，叫」江青綠」，在莫斯科風靡一時。我總覺得，像我這樣小小的見習秘書是不應該去打攪她的。可沒想到，在批閱我送審的信件和文件時，江青已經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馬」事件中，我們受到中央辦公廳領導錯誤打擊的時候，我聽主席身邊的人告訴我，江青跟主席說，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歲就來到主席身邊了，他們怎麼會反黨！在我處在困難的時候，她給了我支持，這在我當時的心裡，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談話，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楊尚昆、田家英他們把我從政治秘書室調去中南海的后樓研究室當研究員。那裡的工作不像在秘書室那樣緊張，我便利用業餘的時間寫了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寫這篇文章完全是出於我對當時正在熱烈進行著的史學討論的一點個人興趣，沒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寫好后，我先給田家英看。他看了說可以送給「歷史研究」雜誌去發表。文章送去以後，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隨中央辦公廳農村調查工作組到冀東做農村調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個偏僻的鄉村，那裡沒有郵局，也看不到報紙。一次我到唐山地委開會，看到了《人民日報》，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經在當年八月出版的《歷史研究》第四期上發表了。可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我的文章發表后，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周揚在中宣部組織了幾次有史學界很多權威參加的會議，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隨調查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這事。我就寫信給《歷史研究》雜誌的編輯，想了解他們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觀點的，以便參加討論。但卻得不到明確的答覆。又聽說原來已經準備好的批判我文章的會議也不開了。知道內情的人告訴我，毛主席在關注這場討論，但具體的情況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後，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兩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沒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書沈同打電話找到了我。他讓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後他就帶我去了豐澤園見江青。江青告訴我，她從《歷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覺得好，就把文章連同《北京晚報》的報道和《光明日報》的內部動態一起送給了主席，她說：「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書去找資料給他看，他還看了很多關於太平天國的書呢。」江青拿出一本藍色封皮的線裝書給我，說：「最重要的是這本。這是台灣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狀》，白紙黑字呀。這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張春橋他們從香港進口的，毛主席仔細看了，還在書中夾了條子。毛主席說你找不到這本書，叫我把這本書送給你，還叫你繼續研究，繼續寫文章。主席說了，別企望用一篇文章改變人家研究了一輩子的觀點。」江青接著說：「主席終於對李秀成問題表了態」，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講給我聽。還說：「這可不是個簡單的表態呀，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場牽涉面很大的原則爭鬥呀！國內外的修正主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叛徒」。江青告訴我，主席的批示是寫在報道學術動態的一份資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給了中央有關領導傳閱，並在批示後面寫著「退江青」的字樣。她說，批件正在傳閱中，等退回來后就給我看。江青最後說：「你做了件好事，給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驕傲，還要再看材料，繼續寫文章。你別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麼」。

可是，可能因為忙，她後來並沒有把主席的批示給我看。我原還以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後來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這句話。還是鄧力群告訴我，他從康生那裡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終」，乃晚節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僅更為準確，而且意味深長。

我寫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這下可出了名了。胡喬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寫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對我說，你不用找他們。她讓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喬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這兩個人不可靠。後來的歷史也證明，江青是對的.

1964年夏天，我寫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問題》，初稿寫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請當時由他領導的在釣魚台的反修寫作班子幫助修改。在釣魚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體成員的熱烈歡迎。經過他們的修改，文章的氣勢果然不一樣了。江青得意地對我說，我讓你去找康老，沒錯吧。姜還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讓我留在釣魚台，參加他們的反修班子。沒想到陳伯達搶先了一步，他在徵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調去了紅旗雜誌社。我去」紅旗」上班后，陳伯達讓我單獨在一個很大的辦公室里辦公，又讓我當歷史組組長(正局級)，可他並沒有給我什麼具體的任務。我猜想，他調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為了做個姿態給毛主席看的。可我是個閑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動要求去參加」四清」工作隊，到北京郊區的通縣搞四清運動。

1965年春，通縣四清結束，我回家后得了場病，口吐鮮血。家裡馬上把我送進醫院。江青和康生聞訊都很關心我.我對康老，江青表示感謝，江青說，不要謝我，不是我關心你。下面的話她就不說了。我知道是主席在關心我。康生還下了指示，要衛生部保證我的健康。衛生部副部長都親自來了。其實我也沒什麼大病，開始以為是結核病，後來一查不是，是因為過度勞累，支氣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紅旗》雜誌，一邊休息，一邊看報、讀書。見到歷史學界一些人反對用階級鬥爭觀點分析歷史，我就寫了一篇《為革命研究歷史》的文章與他們辯論。

我在江青身邊工作，江青是很以為自豪的。因為我能寫點東西，還能辦事。可以說，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沒有任何的過節。那江青這時候為什麼那麼恨我呢。我想也許是因為她認為她對我那麼好，可我還要「背叛」她的緣故。當時也確實是常有這種情況的，田家英自殺后，揭發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書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發的，那田家英早該槍斃好幾次了。陶鑄被打倒，揭發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書張XX。但是，我想她在那個「法庭」上的時候，她應該明白，我並沒有背叛她。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出庭去作證。那個法庭也曾經要我出庭作證的，我跟他們說，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麼都講。他們問，那你都要講什麼呢。我說，一切我都如實的來講。但我不能保證會按照你們的要求去講的，你們如果同意，我就出庭。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沒有讓我出庭。結果他們全部的旁證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話，我說「鬥爭彭德懷是我積極主張的，在討論的時候,總理、江青也力主此議。」只是在他們宣讀的時候去掉了總理，變成是江青力主此議了。而且我後來被判了十八年，王關戚只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關鋒在監獄里瘋了，免予起訴。只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沒有少。

我被關進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楊成武來提審我，問我魯迅手稿的事，從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楊成武，才隔幾天，就擺出一付審問者的樣子了，典型的風派人物。我說，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兩派群眾都要搶文化部檔案室，當時魯迅手稿、茅盾手稿還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檔案室。我把這個情況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聞」上登了出來，陳伯達、江青、還有康生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護好魯迅手稿，並要我去處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講了話，說魯迅手稿是重要檔案，誰也不準搶。併當場讓解放軍戰士連柜子帶手稿一起搬去釣魚台，貼上封條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姓卜，你們去找他好了。傅崇碧臨走還說，謝謝你。

楊成武楊成武和毛澤東

江青說我盜竊魯迅手稿。我估計一個是她自己忘了，再一個就是逮捕我的理由並不充分，所以還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沒想到，這件事卻成了「楊傅余」事件的導火線。其實，王關戚一抓，大家就覺得現在風向變了，中央文革不行了，軍隊成了老大了。軍隊不但不能反對，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來領導一切了。這時軍隊的一些人開始膨脹了，楊成武就說了很多話，說他早就看出王關戚不好。一下子又從中央文革的擁護派變成了反對派了。其實，楊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軍隊里也有著強大的反對派的。在北京軍區、總參謀部都有。因為這個人好張揚，他鬥了羅瑞卿，自己卻又走了羅瑞卿的老路。後來江青在釣魚台向傅崇碧發難，這恐怕也是偶然中帶有必然的事吧。

然後派工宣隊進清華、北大，把造反派也壓下去，這樣大局就穩定下來了。

毛主席高深莫測啊，領導那麼大的局面，不這樣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