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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改變窮命運

作者：yongbing1993 於 2024-5-21 23:3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熱點雜談

只有消滅私有制才能改變窮命運

走資派拿「高考上大學改變命運」來忽悠年輕人四十多年了，假如在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裡，任何人都可以憑藉自己的奮鬥，抓住向上流動的機會去做人上人。但常常忘記了：這其實是某種特殊社會結構的產物。

具體來講，就是在新中國前三十年《消滅私有制》后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基本上創造了一個機會平等的新社會。

然而在被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復辟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過程中，這段溫水煮青蛙過渡的特殊社會時期，這段時期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是僅有的獨一無二的時期。

自走資派們讓少數人先富形成資本象后，工人下崗后，農村私有化包產解散農村人民公社后，貪富階級形成，有了階級固化之後，就不能再來拿「高考上大學改變命運」來忽悠年輕人了。

就像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的「人人生而平等」那樣，只能是一個理想狀態而不是對現實的描述。

在現實生活中，教育並不總能改變命運，即使能改變，改變的程度也因人而異，並且未必僅僅取決於個人的奮鬥。

在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后，貧富差距拉大，階層的再生產，階級的再固化之後怎樣呢？

在「高考改變命運」、「讀書改變命運」的神話中，最打動人心的無疑是階層的流動性，它許諾一個人可以憑藉自己的個人才能，超越自己的階層出身，獲得破格提升的機會，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現代學者通過更細緻深入的分析早已發現，科舉制度發展到後來，後天能力的競爭已越來越不如先天性的積累，明清時代的一些缺乏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寒門子弟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競爭行列之外。

在1905年科舉廢除之後，新式教育更加劇了這種不平等，因為學堂和大學都集中在城市，接受教育的費用遠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其結果是民國時代的知識精英出身於富裕家庭的比例大大提高，這導致鄉村社會失去穩定性，整個社會的整合程度也遭到了破壞。

在美國，也有很多人關注這個問題。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實現社會公平性的最重要機制。正如加拿大政治家兼學者葉禮庭曾說的，根據自由主義政治的理念，「『一個好的國家』這個概念本身便意味著，所有好的事物對於任何人而言，只要肯努力就有機會能得到。」

這些年來，美國社會頂層依靠自身長期積累的資本和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路，相對穩定地保持著他們的優勢。美國社會底層則很難爬出貧困陷阱，只有社會中層的人或許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還稍微多點。這使很多政治人物和學者們開始警覺起來，擔心這最終會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無法把一個更好的美國帶給下一代。

這種狀況發現21世紀初的美國階級差異比五六十年前還要嚴重，由於貧富階層之間在家庭結構、鄰里社區關係、學校教育、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方式等各方面都拉開了差距，僅僅「機會平等」已經變得沒有意義。中上階層的父母有更多時間、精力和資源投入在對孩子的培育上，而掙扎在貧窮社會和家庭的孩子卻得不到，在此情況下，受教育過程與其說是他們改變命運的機會，倒不如說是服務於階層固化。

實際上，這是不必奇怪的。稍稍想下就能明白，如果在一個社會裡，教育成了每個人實現自我成就的唯一渠道，那麼在眼光、才智等條件相等的情況下，白領的兒女肯定比清潔工的孩子有更多資源去抓住這個機會。中產階層尤其有內在動力去這麼做，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掙來」的，而貴族和貧民則常常都覺得教育對自己身份地位的影響微乎其微。

正因此，幾乎不論在哪個國家，最熱衷於對子女接受良好教育進行投資的，往往就是現代城市中產階層。如美國在教育領域也大大市場化了。其結果，雖然美國北方各州在19世紀末就建立起了占絕對支配地位的公立教育體系，但長久以來國家在教育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消極。

美國歷史的發展結果是：接受國家資助和管理的公立教育體系運轉不良，只為那些別無去處的寒門子弟提供最基本的教育，而中上階層的家長們則想盡辦法讓孩子去上教育質量更好的私立學校。這看上去是自由、多樣的，但從整體上看則缺乏系統性，教育彷彿成了一個「為不同消費群體提供差異化服務」的消費品。

其結果，正如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所說的，到1970年代中期，「任何有能力的父母都想花錢讓孩子脫離這一體系」。在這種社會選擇之下，富人們都想著去買到一種窮人無法買到的教育，好的私立學校和教育消費蓬勃發展，而窮人們則被這一市場機制擋在門外。

這還不僅僅是誰能「花錢買到更好教育」的問題，真正的差異在於教育方式上。這就是美國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的核心觀點：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對孩子投入的時間精力不同、日常對待孩子的言傳身教不同，最終將影響到孩子未來能否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這意味著，那些孩子的成功，不僅取決於父母給他們的先天積累、他們自己的才能和努力，還包括父母對他們施加的後天影響。《不平等的童年 : 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美]安妮特·拉魯著，宋爽、張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018年第二版

走資派中國特色教育模式的美國化。

這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令人不安地造成了階級的代際繼承固化后，通俗地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不僅如此，這還通過教育把不平等的再生產給合理化、合法化了。

在彼此都用同樣的方式育兒的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中批臭了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之後，工人農民幹部知識分子不分高貴低賤人人平等之下，這原本不是個「要改變命運「的問題。傳統上新中國的父母幾乎全都是讓自己的孩子「成就自然成長」模式的。

現在回想起來，新中國前三十年的那個年代的父母真是非常輕鬆。他們基本上只管孩子穿衣吃飯，也不用每天接送，兒女們四五歲就自己走路去幼兒園。至於學業，雖然父母都是老三屆初高中畢業生，已經算得重視教育了，但除了學齡前教孩子們認字算術，父母們忙於工作勞動幾乎從未輔導過孩子們的功課，高中后更明確說：「你的書我和你爸都已經看不懂了，以後都靠你自覺了」。

這不是個別現象，那個時代全中國的同學的家長甚至連孩子是否有期中考試都不知道，對學業的關注也就可想而知了。與現在走資派特色政府的教育截然不同的是：學生們在毛澤東時代那時的課餘時間都是學生們自己自由支配的，家長也並不知道安排孩子做什麼。毛澤東時代也沒現在這樣名目繁多的課程或活動，學生們從沒參加過一天補習班或任何這類興趣課程，最多是同學間自發組織的互助式興趣小組。

毛澤東時代的家長自然也望子成龍，但他們好像僅限於抱有這種期望，並沒有明確周密的規劃每天去做什麼來讓孩子成鳳成龍。有時和朋友聊起，都有人開玩笑說：「真想穿越回那個年代去做父母。」

回去自然是不可能的。如今時代早已不同，當年的做法也不見得適用於現在——恐怕絕大多數家長的第一反應都會覺得，這樣的「放養」絕對是對孩子的不負責任。看看如今公共討論中在孩子教育問題上所瀰漫的焦慮情緒，不難想見，如今城市中產階層的年輕父母，幾乎一邊倒地傾向於「協作培養」模式。

甚至不論他們喜歡與否，因為學校老師也會要求家長必須花精力去指導孩子的學習，注意按規劃好的方案系統性地共同深入參與其中，以至於出現「爸媽重新和孩子學奧數」的情景。周圍不少朋友因為工作繁忙，被老師認為不夠積極配合而受到申斥。

很多家長其實和孩子一樣苦不堪言，因為協作培養很花時間——特別多的時間。社會學家西奧多·卡普羅發現，在1924年，只有60%的美國父親每天花超過1小時的時間陪伴孩子，而如今，這一比例已高達83%。

在中國，這一比例或許更高得多——絕大部分家長恐怕每天比自己父母當年多花數倍的時間來輔導孩子的學業。前些年《中國青年報社》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37.1%的受訪家長每天都會陪孩子寫作業，44.2%的受訪家長平均一次陪伴時間在30分鐘～1小時。84.0%的受訪家長會因陪孩子寫作業而頭疼，63.0%的受訪家長認為陪孩子寫作業應以監督為主，必要時進行輔導。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現在國內城市的幼小教育模式已在不知不覺中追隨了美國中產階級的模式，但中國式的「協作培養」和美國畢竟還不大一樣。

同樣是家長系統深入參與到孩子教育中，同樣是「發展」孩子的能力，但美國中產家長對能力的培養並不單單偏重智力層面，也沒有受到學校方面那麼強大的壓力，他們更多是以自己的言傳身教，有規律有系統地塑造著孩子的生活體驗，例如帶他們到處去參加各種有組織的活動，或指導他們進行條理分明的活動，過一種嚴格時間控制的生活。

此外，這種美式協作培養還非常注重孩子的社交能力，家長在教育中更多使用講道理的方式，孩子在這樣的環境里以相對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對話，甚至被鼓勵對成年人提出質疑，用拉魯的話說，「他們常常用提問的方式來回答問題，並且只要有可能，就會領著孩子一步一步地解決問題，而不是直接給出指令」。由此也使得他們的孩子更具自信，兩代人之間的關係往往也更融洽而矛盾對抗更少。

最後，無論他們為孩子付出多少，也不至於像中國家長那樣在學校附近租房陪讀，更不會去否定孩子的能力，跟人吐槽說孩子「怎麼那麼笨，都懷疑是不是我們親生的」這種話。

沒有玩伴的童年。在中國更常見的景象是：父母深度捲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但這裡的「教育」往往僅指智力教育，而且階層性也不像美國那麼明顯，因為無論私立還是公立學校的老師對家長幾乎提出同樣的要求——全部檢查孩子的作業，輔導孩子糾錯，有時夫妻倆不得不分工負責孩子各科目的功課。

為了應對這些任務，一位朋友甚至下載了一堆APP，自己不會就上網查，然後再講給孩子聽，有時自己都一知半解也不懂裝懂了。最糟的結果是：由於父母輔導、檢查了孩子所有作業，老師往往無法掌握學生的真實情況，因為家長都事先批改過了，交上去的通常都是對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父母的「協作培養」往往由不得自己選擇，培養重點僅偏重功課，而教育方式也未必有耐心去引導孩子自行解決問題，更別提鼓勵他們質問成年人，開展平等對話了。

但至少在一個地方是毫無疑問相同的：孩子的日程密集地安排了各種課內外活動，以至於連和家人的互動機會都減少了，更不用說和其他親戚們之間的交往了。用社會學的語言來說，孩子的日常生活和閑暇時光都被制度化了。

由於城市孩子普遍過著這樣的生活，以至於他們中的很多人過的是「沒有玩伴的童年」：我們那時還有很多放學后的閑暇時光，可以和小夥伴們無拘無束地遊戲，但現在的孩子「檔期」都太滿，就算要湊在一起玩都需要家長們幫忙約定好時段之後才能進行。家長們都過深地捲入了孩子的活動，那不再被認為是「孩子們之間玩的事，家長不用管」，而是牽扯了父母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因此，和更早的一輩人相比，如今為人父母更感心力交瘁：沒有多少傳統的教育方法可以依憑，年輕的家長們既不想讓孩子像自己當年那樣經受痛苦的舊式教育方式，與此同時在望子成龍、主動介入孩子的教育方面卻又比上一輩做得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是一直在孩子頭頂上盤旋的「直升飛機父母」。有些父母的焦慮感已到了失控的地步，甚至竟有小學生家長在輔導孩子作業時焦躁得心梗住院。

更讓人心裡不堪重負的是，人們既感到在精力有巨大投入，同時又懷有對孩子矛盾的雙重愧疚——既愧疚於自己可能不夠關切，又愧疚於這樣的關切使孩子喪失了一個能盡興去玩的快樂童年。

就像我一個朋友說的，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成為明理而寬容的家長，但「實在是太難了」，每次控制不住自己對孩子發飆，而這「其實首先就否定了自己是好媽媽，這個打擊簡直是巨大的」。這到最後造成了一種困境：孩子不自由，家長也沒了自由。

在把中國社會的狀況與美國進行對比時，可以看出許多明顯的差異。中國城市中產夫婦雖然也深深參與孩子的教育，但卻並不完全符合美國式「協作培養」模式；至於那種「成就自然成長」模式，在中國更多地被視為一種過去的傳統教育方法，又或者體現為地理空間上的城鄉差異，這恐怕得歸結為中國城市各階層之間比美國更平等，而社會差異更多體現在城鄉差別或沿海/內地差異這樣的空間結構上。

確切地說，我所接觸的中國父母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時光，讓他們「快樂成長」，但即便如此，他們很少會真的放任孩子們去玩，也並不覺得孩子們的業餘活動是無足輕重的。

對此的一個明證是：現在的城市學齡兒童在寒暑假和周末假日里幾乎沒有不上課的。不久前有新聞報道，浙江海寧一所小學三年級某班想在星期天組織一次秋遊，讓孩子們放鬆下，結果，全班40多個孩子只有4個能參加，剩下的都說要上興趣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所描述的美國社會現象中，不同家庭的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基本是重合的——直白地說，就是有錢人家的家長剛好也更有文化。

但在中國卻未必如此，有時候，家境不錯的孩子，但父母卻文化程度不高或忙於工作，結果對孩子的教育完全放任不管；而一些寒門子弟，父母倒很有心力去深入培養他們成才。如果這樣說來，她所說的那種典型美國中產家庭的「協作培養」模式，在中國還只是一種被逐漸接受的新理念，不過已經在教育觀念的市場上取得了越來越明顯的優勢。

當然，一個社會上的教育模式不會只有兩種，拉魯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只是歸納成了兩種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她在書中並沒有去評價哪一種模式更好，雖然她講到家長協作培養的孩子更有自信、受到父母更多的關注、也被培養得更有條理，但也指出他們無法像窮人家的孩子那樣自主掌控自己的時光，時常空下來就感到「無聊」。

這其實是生活過度制度化才會造成的結果，就像加班太久了，空下來卻又不知道幹什麼，但一個習慣了自由支配自己時光的農民或游牧人，卻不會有這種「無聊」感。也就是說，父母的關注，對孩子而言可能既是好事也是壞事，有時過多的關照與約束，甚至比放任和漠視更糟。

她的重點也不是去判定哪一種教育方式更好，而是把這種教育方式看作是家長的社會地位和文化資本的綜合體現，並憂慮這會以一種無形的、但又是強有力的方式衝擊著孩子的人生經歷，過早地限定了他們未來的成敗。

這一點也還是有進一步討論餘地的。因為她這其實是假定了孩子從小的家庭環境對他的成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們顯然可以舉出無數反例來——比如喬布斯的養父母就都文化程度不高，對他差不多是放養的，但這並未阻止他成才。「協作培養模式」雖然也強調了父母先天的社會資本積累對孩子的影響，但無疑更偏重後天，這潛在地也貶低了天賦在一個人成才過程中的重要性。

她在這裡只討論了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同，但顯然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學校教育至少是同樣重要的，有時甚至一個好老師就能影響學生一生。因此，只要教育體系在招生時沒有按階層分配，那麼仍然能在相當程度上保障公平性。此外，對一個人的成功來說，少年時養成的品質也可能比智力層面的更為重要，而某些品質在自由放任之下恐怕可以發展得更好。

乍看上去，「協作培養模式」下成長的孩子能具備更強的競爭力，但至少在中國，這一模式過強的關注也可能對孩子帶來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過早榨乾潛力、缺乏自由發展自學能力和孩子對學習的焦慮感乃至厭學情緒。但不可否認，從整體相關性來說，她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洞察，認為不同的家教可以讓人走上不同人生道路，只不過不一定每個個體都是如此。

回到中國的語境下，對我們來說，最具啟發意義的一點恐怕在於：在一個價值日漸多元化、因而階層和群體不斷分化的社會中，教育體系如何確保基本的公平性，從而為每個人提供開放而均等的機會。

美國的狀況也表明，教育過度市場化會有損於這種公平性，法國、德國等歐洲公立教育體系更能提供基本的良好公立教育。但最重要的還在於，如果能消除職業歧視，既不讓贏家通吃，也不讓輸家落下，不同群體都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那麼家長們也就無須那麼恐懼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