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現象不能繼續
《文革》之初,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強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本文節選自《歌未竟,東方白:毛澤東在1964》,原載《同舟共進》2010年第10期
正當人們欣賞《光明日報》刊登的毛澤東詩詞墨跡的同一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關於教育革命的座談會,後來人們往往稱之為「春節座談會」。參會的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林楓等中共中央要員,還有郭沫若、黃炎培、章士釗等特邀人士。
毛澤東主持座談會,簡短的開場白之後,毛澤東請鄧小平談學制問題。毛澤東的插話就是收入《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節錄稿的第一句:「(我看)《學制可以縮短。》」在鄧小平談完學制問題之後,毛澤東說了一大段批評現行考試方法、評分標準的話:
毛澤東說:「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
毛澤東甚至認為考試可以交頭接耳,「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這當然是極而言之,頗有矯枉過正的意味,所以加了一句:「可以試試點。」儘管毛澤東提倡和實行的「教育革命」已被拋棄,但是看看目下的教育狀況,毛澤東當年所責難的「舊教育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似非捕風捉影。(改開后的整個的「舊教育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
也是出於毛澤東自身的學習體驗,毛澤東對於自學成材的傑出人物特別欣賞。談話中一連列舉了中國的孔子、祖沖之、李時珍,外國的富蘭克林、瓦特和高爾基,毛澤東強調他們「沒有上過什麼中學、大學」。毋庸諱言,毛澤東確實有著強烈的反知主義傾向,但是強調啟發,強調自學,充分肯定實踐,總不失為真知灼見。
與傳抄稿相比較,毛澤東審定的節錄稿所刪節的最重要的一段話,是關於狀元無學問與評論幾位帝王的內容:
毛澤東:「歷代狀元,都沒有很出色的。唐朝有名的詩人李白、杜甫既非進士,又非翰林。韓愈、柳宗元只是二位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松齡、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和翰林。就是當了進士和翰林也是不成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則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書讀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劉秀是個太學生,而劉邦則是個大草包。「
筆者勘對了「文革」初期傳抄的幾種傳達記錄稿,互有出入,但大致意思不差。筆者猜度,之所以刪去這段話,大約同多年來批判所謂「封資修」文藝、批判帝王將相不無關係罷。1967年出版發行《毛主席論教育革命》,這番對封建時代文學家肯定,以及對封建帝王品評的話,似難與虛無主義瀰漫的時代氛圍相適應。毛澤東賞識朱元璋、劉邦,也許不無原因吧。
為著發動「大躍進」運動,毛澤東在1958年,從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一直到5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一再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馬克思,更不要怕教授。這一年發動的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標誌的「教育革命」,一度轟轟烈烈,但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式微,這場「教育革命」亦偃旗息鼓。1961年,周揚拜訪「教授的教授」陳寅恪,遭到這位史學大師的嘲諷,其緣由便在於1958年「教育革命」中對教授的貶損和打擊。
1962年9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呼籲,其中對知識分子的「陽過來,陰過去」特別警惕,文藝和教育因此成為格外關注的領域。毛澤東召開春節座談會,成為新一輪「教育革命」的發端。
1964年3月10日,毛澤東就北京某中學校長關於減輕學生負擔的信件作出批示:
毛澤東:「現在學生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8月29日,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節錄談話的兩小段,一段是關於「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論述;另一段是關於「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的論述。與「文革」初期的傳抄稿相比較,刪節甚多,其中有一段值得注意:
毛澤東:「大體上可以說搞工業的知識分子比較好一些,因為他們接觸實際。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純科學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還好一些。最脫離實際的就是文科。無論學歷史的也好,學哲學的也好,學經濟的也好,都太脫離實際了。他們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這就不難理解,毛澤東何以在1968年7月21日作出那個「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的批示。(該批示其實是間接地表達「不必辦文科大學」這一固有的觀念。)
9月27日,毛澤東對中央音樂學院某學生給他的信寫出「信是寫得好的,問題是應該解決的」的批語,指示中宣部部長、新近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副組長陸定一「在教師、學生中先行討論,收集意見」。
據編輯《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中央文獻研究室披露,這位深受階級鬥爭思想影響的學生,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由於長期地、大量地、無批判地學習西歐資產階級音樂文化,資產階級給了我院師生以極深刻的影響。我們迫切希望能引起領導的極大重視,採取堅決的措施,從根本上制止資產階級思想的繼續泛濫。「
信中還說:「我對學校工作的最大意見是學校沒有能夠堅決貫徹階級路線,院內師生的階級成分十分複雜,工農子弟少得可憐。」
信中還說:「學校的辦學方針也需要進一步明確,學校究竟培養什麼人?在我們的教材中、舞台上,應不應該徹底趕走帝王將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換上我們的工農兵?」
郭沫若的兒子郭民英作為該學院小提琴專業的學生,在此後不久該學院發起的「徹底清除師生中十分嚴重的崇洋思想」的批判聲浪中,深受刺激而黯然退學。
順理成章,「文革」發動之初,毛澤東在1966年5月7日致林彪的信中強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其實,在1964年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言論中,最能體現第二輪「教育革命」特點的,是7月5日與其侄子毛遠新的談話(收入《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
毛澤東:「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麼能算大學畢業?「
毛遠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當年簡稱「哈軍工」)的學生,毛澤東在談話中特別考問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的具體內容。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毛澤東召開主題是「教育革命」的春節座談會,卻在開場白里提到「各個部門都要學習解放軍搞政治部,加強政治工作」。
附:毛澤東發出《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后,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
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給毛澤東送去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澤東7日複信林彪,信中說:
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是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
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
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幾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
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