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只為賺錢忙兩耳不聞窗外事

一心只為賺錢忙兩耳不聞窗外事

走資派中國特色青年學生們《一心只為賺錢忙，兩耳不聞窗外事》。

大學里尤其是著名大學里培養的都是《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中國特色青年學生們知否《五四》為何物？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五四運動》具有里程碑意義和分水嶺意義。

《五四紀念》從《五四運動》剛滿一周年時己開始：

1919年羅家倫在《「五四」運動精神》一文中認為，五四精神應該包括《犧牲精神》、《社會裁判精神》和《民族自決精神》。

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中國公學發表演講，指出五四運動所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並呼籲青年學生們《努力發揮這兩種精神》。

李大釗在1921年將《五月四日》稱為《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認為五四精神由《愛國》《直接行動》《人類自由》等要素組成。

1940年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為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在全民族共御外侮的社會環境中，五四話語的關鍵詞是《愛國》，這恰是《五四精神》最為突出的內容。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為第一個《五四青年節》題詞：「團結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隨後，《愛國、團結、勞動》成為對五四精神的合理延展。在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的過程中，對《愛國》的表達就是要《立足本職崗位》，《又紅又專》，《艱苦奮鬥》。

早在1920年5月4日，《民國日報》(上海)就刊出邵力子的隨感錄《五四紀念日的感想》。文章表示：「『五四紀念』到了，強調了五四運動的犧牲精神：「五四運動精神如何，乃是為民眾而犧牲。到民間去吧，這一條坦道是永能保持這個精神的。」

五四運動：「要爭外交，要讀書，須先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須推倒國內外的壓力，要推倒國內外的壓力，須以國民的資格，加入國民革命運動。」

「什麼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不過是中國人民不甘服於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雙重的壓迫，自然的發生了一種反感的行動罷了。簡言之，五四運動，乃純粹是中國民眾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政治的運動罷了。」

《民國日報》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帶有鮮明的黨性色彩，作者均為國民黨人，其言論完全從孫中山學說的立場出發。當天，國民黨在上海舉行「二十萬人紀念五四」大會，其意「繼續五四精神，一致加入國民黨，努力國民革命」。這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舉行紀念五四運動的大會，聲勢之浩大為此前歷次學聯組織的「五四」紀念活動所遠不及，把紀念五四運動轉換為國民黨的政治動員，這樣的場景在以後不斷重演。

《五四運動的成績》，向青年發出新的號召：「我們要知道，那一次的五四，是沒有組織，沒有主義，而是情感的結合，尚有如此成績；今後在本黨指導之下，有主義，有策略，有目的，去和敵人奮鬥，當然是能達到我們的目的！親愛的青年們！聯合起來，在本黨指導之下，完成五四未竟的工作。」

自五四運動以後，學生自視，幾若天之驕子，風氣囂張，學潮迭起，求學時期，群驅政治之活動，冀為畢業后求出路，正常之學業，則遑不計及。什種情形，十餘年來，為全國學界之普遍現象」，並在「黨務」欄刊登消息《五四運動紀念》。

五四運動爆發時，中國共產黨雖尚未成立，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積極投身其間，是北京及各地學生運動的領導者或活躍分子。毛澤東曾認定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早期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都是發表在《時事新報》《晨報》等研究系主辦的報紙上，觀點與其他革命人士的區隔並不明顯，如陳獨秀將五四運動精神歸結為「(一)直接行動；(二)犧牲的精神」。李大釗似稍進一步，他把「五四」看作與「五一」一樣的節日，「因為這一天，中國學生界用一種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與勞動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當做一個紀念日」。

中國共產黨將紀念五四運動逐步納入青年工作的一環。1924年4月，由陳獨秀、毛澤東共同簽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13號——關於「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紀念與宣傳》強調：「『五四』紀念當然以學生為中心，同志們演說詞中，鬚髮揮五四運動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恢復國權運動；(二)新文化運動。此時國外列強之壓迫，國內舊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運動之精神仍有發揮之必要。」

「『五四』運動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尚未擴大，沒有在運動中起領導的作用。這次運動在一般學生領導之下，就不能走上革命的正軌(如單獨反日，沒有認清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是中國民眾的敵人，甚至有濃厚的親美傾向)，同時也不能持久。這個可說是『五四』運動的最大弱點。後來的『五卅』運動，因為是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就糾正了這種弱點了。」

五四運動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學精神並沒有完成，其原因「第一是由於封建勢力的頑強的存在(因為它得到了帝國主義的支持)，第二是由於五四，是民族文化的否定時代，不能不從民族本身的基礎上發揚起民主的科學的精神，新文化基礎是不堅固的」，「然而現在是完成的時候了。在目前最迫切的抗日前提之下，國共兩黨之親密地合作起來，而且又加上了各黨派的合作，共同為救國建國的大事業戰鬥」。

1939年3月18日，陝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召開常委會，決定「從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為西青救兩周年紀念與青年參戰動員周。在五月四日依照各地環境舉行紀念及動員大會、晚會……以後每年五月四日為青救成立紀念日，並向全國青年提議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五四」前夕，為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4月5日的《中央青委關於根據地紀念「五四」給北方局的指示》提到「從『五一』到『五七』進行一個青年運動參戰運動周，西北青救並已提議『五四』定為青年節」。

毛澤東在出席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發表《青年運動的方向》，「現在規定五月四日為中國青年節，這是很對的」，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

五四運動：「直到辛亥革命止，中國的革命者在進行革命鬥爭常用的手段是：集合志士，聯絡會黨，運動軍隊，實行起義。而五四運動則教會了中國人民使用新鬥爭方法：罷課、罷工、罷市、街頭演講、群眾示威、抵貨等等。中國革命者的組織形式則直到辛亥革命為止沒有越出帶著濃厚宗教意味的秘密結社之外，辛亥革命時則在中山先生的領導開始創建了政黨。而五四運動則教會中國人民使用新的群眾組織形式：工會、學生會、全國學生聯合會等等。自然，這種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在五四以前亦曾經局部的出現過，但是使這些鬥爭方法和組織形式在全國規模的運動中在千百萬群眾親身的經歷中來大規模的成功的使用，則自五四運動開始。因之，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革命的方法與組織形式的一個重大的轉變。這對於中國革命運動以後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和意義。」

《紀念五四廿一周年》、《中國青年偉大光榮歷史的一頁——在延安「五四」集會上的報告》。社論說：「『五四運動』的掀起，表現了中國青年的英勇果敢，表現了中國青年對政治生活的接近，使中國青年清楚地認識了只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封建統治，才是中國青年真正出路。『五四』運動是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一個偉大覺醒，它繼承了太平天國、黃花崗烈士、辛亥革命的光榮的革命傳統，創造了新的群眾的組織、新的鬥爭形式，給予以後1925—27年大革命及目前進行的抗日戰爭以豐富的經驗教訓。」對五四運動的歷史作用及其影響作了新的肯定。

《紀念「五四」》，這篇文章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對大時代的感慨：「從五四到現在，中國已經歷過許多的大風暴。這時期內歷史內容的豐富，實為中國過去數千年所未有。活在這個偉大時代，並能投身於偉大時代的火爐中，和時代的敵人搏鬥，這的確是人生的幸事。」

《今年的五四與中國青年》，肯定五四運動具有三點意義：一是「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踏上了政治舞台，它的代表人就是中國共產黨」；二是「在中國的文化運動上開闢了一條新文化運動的道路，批判的接受中國舊的文化傳統，開始介紹歐洲的先進的文化思想，這是在中國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傳播的先聲」；三是「中國青年有組織地走向了中國革命的政治舞台」。凱豐對「五四」的總結與毛澤東一樣，朝著建構中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方向發展。

五四運動是「用來反對封建社會的意識支柱——禮教，反對孔子的教條」，是「文學革命的提倡」；五四運動的國際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國際條件下產生的」；五四運動造就了「最光輝的產物」——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共產黨；「沒有五四運動的民族覺悟和思想解放，不徹底摧毀思想上的舊教條之束縛，要中國人民能接受科學的共產主義是不可想象的」。

《紀念「五四」》，特別提到的群眾基礎：「『五四』運動，有些人把它縮小為學生運動，忽略了當時各階層的參加，忽略了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作用，這是不對的。『五四』運動有廣大的群眾基礎，學生只是當時運動的發動者、首倡者，起了先鋒作用與橋樑作用。一切革命運動，必須有廣大的群眾參加，才有力量，『五四』運動的偉大就在於此。」對新文化運動提出過的「勞工神聖」口號，亦給予高度讚揚，稱「這一口號給中國歷史上賤視勞動者的思想一個破天荒的打擊」，紀念五四，「發掘光大『勞工神聖』的思想，知識分子更應進一步與工農結合，建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

「『五四』不特是中國學生運動史上很光榮的一頁，同時也是中國革命史——中國民族解放史上很光榮的一頁」。「在政治方面，它演變成為一個爭取民主政治思想的運動；在思想方面，它演變成為一個反封建思想、反舊孔教、反玄學而推崇科學思想的鬥爭；在文學方面，它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為今日中國的新文學運動開了一條發展之路。所以『五四』運動，除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鬥爭的歷史上具有偉大的意義，還是整個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史上的一個大的轉變點」。

「『五四』不僅是中國民主革命從資產階級舊範疇轉到新範疇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而且是中國知識青年熱心追求先進革命學說和走上群眾化的偉大的轉變點」，「實在的，判斷一個知識分子是不是徹底革命的，就要看他是不是與工農相結合，這是唯一無二的標準。『五四』以來，我們看見過一部分知識分子不願意與工農民眾相結合，或者沒有決心與工農民眾結合到底，後來都弄得一事無成或走投無路」。

艾思奇認為，「五四運動的主要形式是文化上的大革命。它只在思想上準備了1925至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本身並不是一個政治形式上的革命運動」，「五四文化運動，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準備，或者說，五四文化運動是結束了中國的舊民主主義時代，而開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五四文化運動」與戊戌時期的文化運動不同，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對於舊中國文化思想進攻的猛烈性是其表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使用了「五四文化運動」，迴避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詞，這似乎是他個人堅持的一個提法。一字之去，對一個富有哲學素養、講究邏輯的理論家來說，當然是有意為之，其間差異值得人們嚼味。

「『五四』是中華民族要求解放的啟蒙運動，如今不單『五四』的策源地——北平——早已解放，眼看著中國就要全部解放了。先烈犧牲了若許頭顱鮮血，人民受了千辛萬苦，所換得所企盼的日子，居然一旦到來，這的確是自有『五四』以來第一件痛快事！」「『五四』既然到三十歲了，咱們大家得要拿出成人的氣魄來，不要憧憬過去的光榮，必須企圖未來的創造！」

當然也有：「許多在五四時代前進的分子，現在蹩在時代的後面了，像我便是一個」。「這前後三十年間，我也並非在睡覺，卻是不夠警醒的；也並非不感苦惱，卻是找不到出路。我是悶在葫蘆里了，這葫蘆是以個人主義為表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