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就是官僚貪腐文化之源
中國的儒家文化也就是中國官僚貪腐文化之源。儒家文化也嚴重的影響導致中國文化屬於一種內斂,停滯,不會自我更新發展的文化。如無外來文化力量的強加或入侵,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不會發生大的變化的。也不會有絲毫的社會進步,只是循環式的改朝換代。
歷史上,無論是孔儒的喪家犬,漢儒的看家犬,宋儒的道學犬,還是明儒的瘋犬,他們所主要維護的貴族權,皇權以及儒術獨尊權,道德評判權雖各有所側重,但以禮為核心的等級制,血緣為中心的倫理觀和文人的道德評判權是一成不變的。
由於儒學的低級奴性,無法抵禦外來文化的入侵,第一次對中華文化大的衝擊是佛教的傳入。在儒佛的鬥爭中,基本勢均力敵各有優勢。儒適合皇權官僚統治,儒和士大夫天然聯繫在一起,佛教要求人們忍受現世的統治,有利於國家政權的穩定。當然佛教為迎合儒教,簡化了教義和修行方法。
儒家缺乏追求彼岸世界的終極理論和修養方法。佛教太盛則影響兵源和財源。由於佛道的衝擊,在宋代出現了理學。佛教對中華文化的衝擊是非武力的。佛教給中國人帶來了緣分,忍受,來世。但同時放棄了邏輯的必然,現世的鬥爭性。
但到了鴉片戰爭,西方文化裹脅著武力對中華文化進行了大肆的衝擊,中國的士大夫進行了毫無意義的抵抗,中國的文化則在軍刀之下進行著艱難無奈的變革。有聲稱「舍禮無道德,舍禮無政事」。「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不可倒置」的曾國藩,有號召「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曾張二人是封建禮教維護者中的優秀代表,曾國藩巧妙的將太平天國所宣講的民族矛盾轉化為禮教的存廢,進而和儒生的個人利益相結合,團結了整個文化階層鎮壓太平天國。
然而僅僅半個世紀后,在讀書人中對禮教的認識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張之洞希望通過固守中國傳統道德教育,引進西方文明中的技術教育和科學教育來挽救封建道統統治。同盟會的黃興曾說要給張之洞頒發一枚百噸黃金做的勳章,因張用官費送出的3000名留日學生半數成為革命者,張之洞建造的漢陽槍炮廠為革命準備了充足的武器。
其後的戊戌變法,試圖實現君主立憲,除器物的學習外,也試圖制度上模仿,在五四運動又提出科學民主新文化運動,歷史發展到今天,如果回顧五四,審視今天的國際形勢,不難發現五四的深度不夠,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五四運動的局限在於五四運動把目光僅僅聚集在科學和民主上,沒有提倡真理文化和信仰問題,民主和科學仍然屬於器物方面,所謂科學的盡頭是宗教,真正主宰科學和民主的仍然是文化,思維方式和信仰。如果對當今中國的科研體制以及院士評選經費分配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今天中國追求科學的效果和形式仍然面臨是在官僚倫理貪腐文化,還是民主真理文化指導下進行的問題。
中國目前所面臨的世界形勢其實質仍然是《共產黨宣言》所描述的: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所謂的文化就是一個民族區別另一個民族的主要標誌,承載的是民族精神與靈魂。一國或一民族長期積澱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心理習慣等。中國的文化傳統其實應當分為屬於廟堂的官僚士大夫道統文化和屬於民間鄉土社會的孝道文化,中國縣以下是鄉紳治理,他們分別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三畝地一頭牛,妻賢子孝。也有少量附屬於他們的落魄文人的老莊文化(風月酒色或禪宗)和江湖文化(行俠仗義),這不難看出,中國人的心靈和大腦理解宗教世界是多麼難。中國有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土壤,但是和超自然主義絕緣。中國的廟堂文化的代表是以儒家的禮和德為倫理的官僚文化,法家則主宰中國的政治組織形式,道家是官場失意者的精神家園。
但是,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最為有價值的永恆的靈魂就是中國是中央之國,這個信念如同猶太人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一樣,應當成為中華民族之魂。是奮進不止,永不言敗的動力之源。這個不能變,其它的都可以變革。
在中國文化的演進過程中,最燦爛,最有活力的是周朝家天下崩潰瓦解時的先秦文化,在春秋戰國時期,不同的諸侯國為競爭霸業,統一四海,因此他們基本上是採取以行耕戰,不虛無,修水利,論軍功為特點的奮發有為的競爭性事功文化,如管子,墨子,商鞅,兵家,法家等。所有這些文化雖然優秀,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功利性的術而非道對於與信仰的認識或倡導很弱或乾脆沒有,只能充當展示的動員令或管理文化。
只有墨家提出社會混亂的原因在於宗教的喪失和對天神崇拜的淡薄,提出天志信仰至上神,明鬼的人神溝通,非命的救贖理念和尚同的社會目標。當然選擇墨家也不一定就走向信仰,理性,科學和民主,但選擇了儒家就一定不會。
秦是為了稱霸而戰爭,一旦戰爭結束,天下定后,變得無所追求,秦國並沒有找到統一全國思想的繼續革命的基本理論。這是秦國短命的根本原因。
漢朝在漢武帝驅逐匈奴之後,沒有太多的外部壓力逐漸採取鼓吹恢復周禮的儒家思想作為統治文化,漢以後的全面儒化使得儒家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儒家的倫理原則和價值標準成為中國最為重要的文化傳統,反應到社會現實的就是尊卑有別的差序格局,和出人頭地的人生志向。
因此中國的文化就有了儒家倫理文化和農耕文化的鮮明特點。中國的自然環境適合農耕社會,農耕文明的最大特點就是保守穩定熱愛和平,農業經濟的特點,春種秋收耽誤不得,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不同於孕育草原文化,海盜文化的經濟,牲畜到季節就會發情繁殖,不以人的行為而轉移。
道德方面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宗教信仰,極其淺薄低級,功利實用,沒有形而上的理想,學而優則仕充當官奴,以人的情感為價值判斷標準,盛行「差序格局」,潛規則橫行。否定神聖的未知和客觀精神價值就等同於我的慾望就是道德,肯定了人對現實世界的功利追求是天道。因此幾千年來福祿財壽,就是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全部內容。
沒有上帝就沒有絕對真理,沒有絕對真理,就不能斗私,提倡私心合理就沒有理性公德,只有功利。沒有宗教上帝或類似的超越性主宰,道德,真理,法律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這一現象的根源在於商周之變的天人合一和天命王權,沒有思想和靈魂意識只有俗世的功利和王權統一。
中國的政治文化一直處於在權術和政治手段方面研究和思考達到非常精緻極其先進的法家和在國家,個人政治理想,社會契約,靈魂導引以及終極關懷方面及其腐朽落後甚至空白的不協調中。這種不協調所造成的歷史表象就是:歷史發展停滯,總在革命,治,亂間輪迴。
中國的農民受皇糧國稅和地租的雙重壓迫剝削,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地主豪強對土地的控制對於經濟發展沒有任何好處,對於飢荒他們也不承擔救災責任。地主可能有一般意義上的好人,但地主階級是萬惡的食利階層絕無益處。中國的農業稅到一直不高,基本上5-8%。國家政權對縣以下的管理乏力,主要依靠鄉紳的氏族社會管理導致中國只有個人氏族利益,沒有公德意識,一盤散沙。
中國社會文化傳統的欠缺在於:無經濟組織,無開疆拓土,無國家民族觀念,無邏輯,無科學。對內不平等壓迫—禮制,對外曲膝投降------和親,和諧。
所有這些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陷,但中國人沒缺陷,中國人的缺點都是人的缺點,而沒有一種獨屬於中國人的缺點。中國需要制度建設,但是文化改良或革命須先行。中國傳統文化有一些特點雖然不是儒家學說所直接倡導的,但是屬於儒家學說間接所致。
孔老二是一條周遊列國四處求官做的喪家狗,而中國文人又把孔老二奉為精神領袖,於是中國文人也就理所當然的成為迷失了精神家園的喪家狗們,不知何去何從,除去做官,百無一用。文人的終極追求不過是功名財富,女子。同時他們也沒有腳踏實地的態度,更沒有客觀公正的現實批判精神。
在文化上,科學上沒有任何建樹。中國的文人從來都是只有媚俗,裝B ,偏執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說謊造謠,篡改歷史,奸屍,喝葯壯陽,寫淫詩,填艷詞,玩妓女,納小妾,把弄三寸金蓮,秀傷痕,當怨婦,說大話,唱高調,放空炮,血口噴人,為了功名財帛女子隨時都準備賣身求榮的衝動和浮淺,從來就沒有天下為公,捨己救人,力挽狂瀾的氣概和真知灼見,也沒有腳踏實地的態度方法,也沒有客觀公正的現實批判情懷,得意就猖狂,失意就罵翻天。
從來也不會,也不可能為社會和歷史的發展指出方向,因為他們既沒有救世的情懷,也沒有這種能力提出自己的理論引領社會健康的發展。當然更遠遠談不上能鐵肩擔道義,舍家棄命自打天下的浩然英雄氣。他們歷來就是社會的寄生蟲,食利者,沽名釣譽之徒。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蛀蟲。
每每當中華民族處於危難生死關頭,他們從來不能成為民眾抵抗的組織者或領導者。相反他們總是不惜賣身投靠,貪名貪利,一心謀官。從董仲舒到康有為,只有王安石值得研究。還有當代公知借公益普世之名,行利己之私,以及金,元,滿,日封下的衍聖公為此做了精彩的註解。
以上所總結的屬於所謂的中國的廟堂文化傳統,他們所覆蓋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是他們掌握著中國的話語權,道德評判權。絕大多數時候決定著中國的文化走向。
然而中國的大多數普通民眾是屬於和廟堂文化風馬牛不相及的鄉土文化,也有少數人的江湖和俠客文化。這種文化上的割裂為中國製造了革命的土壤。
走資派復辟后的中國又繼承了這一封建傳統文化的衣缽,從幹部群眾的魚水關係變為官民對立。這種對立的形成是對無數先烈以平等獨立為信仰流血所建立的新中國的背叛。這種對立同樣可能成為再一次爆發革命的隱患。
什麼時候爆發決定於下述兩點:第一有沒有一個繼承了毛主席思想的組織的成立,第二,中國現在的經濟還是增長的,但是,資本的貪婪和資本家嗜血的階級本性決定了製造資本向更貧窮國家轉移的必然,這種打工經濟的停滯或衰退是肯定的。
中國傳統鄉土宗族文化的風情畫描述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四世同堂。其核心是孝道,如是反對孝道,尊老和敬老的,老年人年紀大各種功能衰退,應當關心和愛護。孝,尊,敬其實裡面包含著無條件服從。
服從只能服從正確,不能被其它因素所左右,如感情,職位,年齡等,孝道簡直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萬惡之源,舜的父母和弟弟三番五次迫害舜,舜都不能勇於鬥爭,如舜接位后,舜的弟弟魚肉百姓,舜豈不是會更不管不顧嗎?二十四孝恐怕光孝還不夠,還得愚蠢,心地邪惡歹毒才能做到。裡面沒一個正常的。不評論也罷。
與孝一致的祖先崇拜是中國的宗法基礎,也是一盤散沙,只有私德沒有公德的基礎。
在中國社會早期,夏商周三代中,夏商二朝是敬神的兩個朝代,周朝作為乘虛而入以一個小國推翻大國的朝代,出於維穩的需要,廢除了前兩代對上帝的信仰,以一籠統的天取代了人格神上帝,同時也取締了聯繫神和人的貞人集團,開了政治上一元化領導之濫觴。
使得中華民族走向了人本的大一統社會,據說老子對於當時的統治者,妄稱天意,褻瀆神明不滿,做了《道德經》。商周之變是一個貌似進步的文化反動。正如弗蘭西斯培根曾說過,「一知半解的哲學思考把人導向於無神論,但是對宇宙與哲學的深刻思考,卻必然使人皈依於上帝。」
尊天命敬祖宗的人本社會(事實上君本)的建立,在大尺度的時間範圍內,對中國人的性格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中國人沒有信仰,較為功利,只注重現世,保守,不冒險,沒有邏輯思維,中國的音樂多數是歡快的,沒有沉思。
中華民族沒有經歷統一的人為一神教完成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建築,提前進入了一個人本社會,而構建了一個完整病態的人本倫理和功利人生價值觀的低等等級社會和政治文化大一統的社會。就如同一身體沒有完全發育的兒童提前進入了青春期。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社會沒有信仰,所以中國基本上是一個逆淘汰社會。西方社會以上帝為媒介,建立了一個文化系統,形成了一致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