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

毛澤東：「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的人民至上的思想是永恆的。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那裡，《民》只是工具，《民》是權力的接受者。而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里的《民》成了權力的「施與者」。毛澤東的《親民》思想是一種全新的《親民》思想。這種《親民》思想使毛澤東對傷民、害民行為更痛恨，在剷除這種行為方面做得更加無情，更加徹底。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全新的《親民》思想，毛澤東及其一代中國共產黨領袖能夠成功地使自己從官僚機構和官僚階層中相對分離出來，得到毛澤東那個時代的人民的真正擁戴。

共產黨一旦奪得了政權並坐穩了天下，《親民》思想立即就成為《愛民》行為，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樣簡單直白的語言通俗而又明確無誤地表達出來的行為要求，成為毛澤東時代對各級官員提出的起碼的為官準則。因為至少在認知上，這時的國家已經是共產黨的國家，人民也已經成了共產黨的人民，黨、國家、官員、人民已經融為了一體，這時，愛民即是愛己！作為最高領導人，這時的毛澤東在很多時候，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對走資派右派及貪官污吏特別痛恨。因為貪官污吏的《傷民》、《害民》，與民爭利，與國爭利，客觀上破壞了國家的基礎，敗壞了共產黨的形象，動搖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毛澤東是一位真正用《大愛》覆蓋了《小愛》、用廣博之愛克服了狹隘之愛的《人民領袖》。毛澤東的《親民》，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平等的倡導和追求。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及其一代中共領導人的這種《愛民》形象需要進一步完善和鞏固，領導人不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人格上，與廣大人民群眾都是平等的！戰場上，只要軍官在前，士兵就不會後退；艱難困苦之時，領袖的生活也沒有好到哪兒去，這就足以使人民忍飢耐寒而少有怨言。至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對現狀有一個大體「平等」的認知，是統治者維持政權穩固、民眾保持心理平衡和社會實現安定和諧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

毛澤東說，此前的所有社會都是不平等的，而此前的所有統治者都是製造不平等的。中國共產黨的目標，首先就是要創造一個平等的社會。在毛澤東的時代，「新社會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為人民服務」，「公僕」都是從「平等」這一概念派生出來的。

毛澤東對「平等」的追求是一種真實的追求。這方面，反官僚主義和反幹部特權就是「平等」理念付諸實踐的重要體現。從反官僚主義和反幹部特權的具體行動中，人民看到，毛澤東宣傳的平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和騙取民心的謊言，而是共產黨人發自內心的、實實在在的、並且一直在實踐上努力想要實現的目標。所以，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是出自內心的真正擁護。毛澤東真正厲害的地方在於使人們真正相信，共產黨真的是實行的「官兵一致」。

反官僚主義。實事求是地講，在毛澤東時代，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貫穿始終的。中國社會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會——中共八大，就提出了要加強執政黨的黨風建設，要注意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這些顯然都是針對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

當時確實在部分領導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上已經暴露出了一定程度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官僚主義、搞特權等等問題。所以，中國共產黨八大很嚴肅地指出了這方面的問題。

加之這一年波蘭、匈牙利都發生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事件。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認為，應該按照「放」的方針，自覺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改正執政黨內存在的種種缺點和錯誤，以改善黨群、幹群關係，鞏固執政地位。於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發動鳴放，搞開門整風，要人民群眾給黨和官員提意見。

八大之後不久，中共就開始了整風運動。這場運動的初期，矛頭所向是官僚體制，特別是領導幹部，直接衝擊的是建國後由官員們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運動的初衷是反官僚主義，要糾正各級官員的「不正之風」，整掉執政者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東西，使之能更好地擔負起領導任務。

1964年初開始的「四清」運動，更是一場直接針對幹部的典型的反官僚主義、反幹部特殊化的運動。「四清」運動一開始是「小四清」，即：請賬目、清財務、清倉庫、清工分，主要是要糾正基層幹部中存在的挪用公款、鋪張浪費、多吃多佔和貪污盜竊行為，以整頓幹部作風。後來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其主要針對性就更明顯，那就是各級領導幹部。

與「四清」運動同時進行的「五反」運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其矛頭毋庸置疑主要也是針對領導幹部的。

所以，可以說，建國后在毛澤東的時期，對幹部作風問題一直是抓住不放的，並且也是抓得很緊、管得很嚴的，當然，成效也是很顯著的。所以，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治官」有術，「吏治」也還清明。

毛澤東時期反官僚主義的一次重要升級，就是文革中「反修防修」問題的提出。也就是說，毛澤東關於反修防修的考慮，最初還是出自於反官僚主義和反特權的需要，是把反官僚主義和反特權提升到了政治高度，放到了黨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這個層面上。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必須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為了保證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能真正實現，就必須建立全面的公有制，因為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公正分配，從而實現經濟上的平等，而只有經濟上實現了平等，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政治方面的平等，也才可能真正打破「官」、民界限。這其實體現了毛澤東對新中國政治建設的一個戰略思考。

毛澤東根據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統治經驗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訴求，特別不願意看到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又出現貧富差距和「官」欺壓民的狀況。而中國共產黨要想得到廣大人民的真正擁護，使自己的執政地位永不動搖，自己的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就一定要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反修防修」問題就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澤東首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義的任務。1957年5月，他在《事情正在其變化》一文中寫道：「在共產黨內部，有各種人。有馬克思主義者，是大多數。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的錯誤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當然，這時還只是在一般意義上談修正主義，但目光已經放在了共產黨內部。

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后，中國共產黨對「修正主義」問題作了專門研究，並提出了若干結論性看法。其中有三點對中共的決策從而也就對中國後來的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一，蘇聯「變修」了。「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篡奪了」（「九評」中的語言）；其二，「修正主義」的根源是「高薪階層和農村富裕階層」；其三，中國應「反修防修」。

「大躍進」后的經濟困難，首先和直接的表現就是市場供應嚴重不足，於是出現了一些幹部利用掌握的各種權力多吃多佔生活必需品的問題，這被毛澤東看成是基層領導「變質」的表現。當然，問題還表現在其他一些方面，這就是當時概括的所謂「五風」。

這一切，其中特別是幹部、首先是高級幹部的變化使毛澤東感到憂心忡忡，而幹部的變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義，是特權。從以下所舉的一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在這方面的不安和焦慮。

1965年1月，正在社教蹲點的農機部長陳正人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其中彙報了他在蹲點中產生的切身感受。

陳正人在報告中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過去我們也曾不斷檢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但是，究竟官僚主義有多大危害，在我，就是從這一次比較認真地開始蹲點才逐漸明白過來的。我開始體會到，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企業建設的過程，只能是堅決實行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過程，也是企業中的黨和工人階級不斷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過程。」

毛澤東在陳正人的報告上批到：「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麽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的對象，革命對象。」

這裡，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經濟學讀書談話》中曾經提出過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階層」，在「九評」中，提出過「特權階級」，後來又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去世前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資產階級」。這些概念，所指應該是一致的。

毛澤東本人毫不掩飾他對「官僚主義」的反感和厭惡。他曾說過：「鑽進我們隊伍里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窮兇惡極，……對這些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53頁）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毛澤東：《1967年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講話》，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第256頁）

毛澤東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對官僚主義的憤怒也沒有半點減弱，對官僚主義的抨擊也還是那麽尖刻、銳利：「民主革命勝利后，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參閱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傳部印：《第三次理論討論會的五個發言材料》，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第256頁）

毛澤東對領導層中出現的官僚主義的現象十分擔心，他越來越堅定地相信，這種官僚主義發展下去，必然會使黨變修，國變色，人民的江山喪失，勞動群眾又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為國家的發展，為人民的幸福，為他和中共畢生奮鬥、付出了巨大犧牲的事業，為共產主義信仰，一定要把這場與官僚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這是「繼續革命」，「不斷革命」，它的意義和重要性不亞於民主革命。為此，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