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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捍衛《人民大眾》的人權
《要捍衛》《人權》？權貴們的《人權》《要捍衛》嗎？《人權》掌握在《權貴們》的手中。《要捍衛》《人權》的是低層的無權無勢無錢無貴的平民百姓。
「人賦人權」表明，首先要捍衛人民大眾的人權。
毛澤東曾說：「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回答「為什麼人」的問題，首先必須把握人民概念。毛澤東人民概念呈現出一些獨特之處。一是具有歷史性。毛澤東根據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矛盾狀況，界定了不同歷史時期人民的範圍;二是具有階級性。階級性是毛澤東人民概念的本質特徵。三是具有群眾性。毛澤東認為，人民的範圍極其廣泛，不論在哪個歷史時期，均佔中國人口的大多數。由此出發，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既帶有鮮明的階級性，又體現出鮮明的群眾性。
一方面，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具有強烈的階級性。毛澤東認為只有帶階級性的人性，沒有不帶階級性的人性。同樣是人權，因時代、地區、國家、民族、階級的差別而有不同的表現，這種具體表現就是個性、特殊性，在階級社會主要是階級性。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強權者的利益和被壓迫者的利益不一樣，舊中國的受教育權並沒有惠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等等。他說：「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
可以說，毛澤東早在青年時期就有了「人民大眾的權利」這樣的意識，他一生都在為實現和保障人民大眾的人權而努力。五四前後他已經看到，曾經令他激動不已的「中華民國」並不是真正的「人民的國家」，這使毛澤東萌發了用「民眾的大聯合」推翻少數人的統治、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的最初意識。
在《湘江評論》的二號刊上，青年毛澤東說，天地間的權利和自由本來是人人都可以到手的，但卻成了少數「惡賊」的專利，這「惡賊」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有了明確的階級意識后，毛澤東認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首先要爭取的就是本階級的人權，指出共產黨就是要爭取人民大眾的權利。
毛澤東非常讚賞孫中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的民權主張。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
毛澤東始終站在農民運動前列，指導著運動前進。
毛澤東指出：中國社會中的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他對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批判是極為深刻的，遠遠超過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
1941年11月毛澤東再一次解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民權和民生就是為全體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全國人民各得其所，「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
毛澤東一生都把人民大眾的權利放在首位，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作為共產黨和他個人的革命目標。
另一方面，毛澤東「人賦人權」思想是把人權的普遍性與階級性結合起來的楷模。在毛澤東那裡，工農一直是人民大眾的主要部分，但並不是全部。
《民眾的大聯合》就旗幟鮮明地宣傳了廣大受苦受壓迫的民眾，佔了人口的大多數，是國家、民族和社會主體的思想。整個新民主主義階段，人權都不是只由工農專有的，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開明紳士都是人權的主體。
比如，他認為每個時期人權主體的變化應與該時期「人民」概念的變化相一致。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階級和階層包括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和資本家都與工人農民共同享有各項人權、財權和政治權利。
毛澤東在《論政策》一文寫道：「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
解放戰爭時期，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及其總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各項權利都應當得到保障。過渡時期，一切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和工農享有同樣的權利。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作為人權主體的範圍更是空前廣泛，國家的一切權利都屬於這些人。
再比如，毛澤東始終堅持了「優待俘虜」的一貫主張。因為，革命的目的是消滅剝削階級，面對整個敵對階級，只能用鬥爭的方法而不能用人道原則。
但對於不同階級中的具體個人，卻可以和應該採用人道原則。放下武器的敵人，他們更多地是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階級與人民對立。而且，敵人營壘中的士兵，如日偽軍以及國民黨反動軍隊中的士兵，多是被強征入伍的，屬於勞苦大眾而不屬於剝削階級，從這一點來說，也應該用人道原則去保護、爭取、團結他們。
「人賦人權」表明，必須追求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面發展。
人權內容涉及面很廣，但作為一個以改造社會為己任、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澤東特彆強調人的個性解放與全面發展，這一點在毛澤東早年的「新村」藍圖中就有所體現，在後來的人民公社運動中也可見一斑。
一方面，毛澤東提倡人的個性解放。
1926年毛澤東在起草「上海互助團」的「啟事」中指出：西方的個性解放值得提倡，專制主義的最大罪惡就是壓制、摧殘個性。青年毛澤東的理想社會是「由少數階級專制的黑暗社會，變為全體人民自由發展的光明社會」，在其中「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故凡有壓抑個性、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
這裡，毛澤東宇宙觀的唯我論錯誤是明顯的;同樣，他主張個性解放的反封建革命性也是異常鮮明的。膾炙人口的「萬類霜天競自由」的詩句，反映了青年毛澤東追求自由、嚮往自由的心境。1939年3月，毛澤東提出：「我們共產黨人是永遠站在爭自由與爭平等的人們一起的。」
1944年，他還說：「解放個性，這也是民主對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縛的個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1947年1月1日《新年祝詞》飽含熱情地寫道：「自由的陽光一定要照遍祖國的大地。」晚年他在閱讀《聊齋志異》《小謝》時批註道：「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人與人的關係應當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頁)毛澤東理解的人的個性解放具體講包括以下主要內容。
一是政治解放。
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是毛澤東人權思想的核心內容。毛澤東深刻認識到，「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束縛著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要求獨立，中國如果沒有獨立就沒有個性，民族解放就是個性解放」。因此，實現民主獨立和人民解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的首要歷史任務，也必然是中國人民個性解放和全面發展的前提。
二是經濟解放。
生存權是最基本的人權。個性的解放，人格的獨立，均以個人經濟的獨立為基礎。毛澤東指出：「在中國的封建制度下，廣大人民也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原因是他們沒有財產權。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意義的東西，這是財產權的產物」。因此他認為，解決農民、工人生存權的唯一正確的辦法，就是徹底改變地主、資產階級的私有制，使生產資料歸工農勞動人民所掌握。
三是思想解放。
毛澤東自稱「性不受束縛」、「好獨立蹊徑」。他反對迷信，反對盲從，提倡「人人依自已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毛澤東最早了舉起反對「本本主義」的大旗，教育全黨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他還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以蘇為戒」，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思想條件。正是毛澤東大力倡導了思想解放運動，為中國人民的全面發展，從思維方式上開闢了一條嶄新通道。
另一方面，毛澤東提倡人的全面發展。毛澤東認為，人不僅要生存，還要發展。人的發展權是人權的重要內容，人的發展應當是全面的。
其一，普及文化教育。
在毛澤東看來，要使廣大民眾享有文化教育權利，就必須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實行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建國前，毛澤東不但親自創辦農民夜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而且針對「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裡面，最大多數是農民」的社會現實，指出：「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發出了「為消滅文盲而鬥爭」的號召。
抗戰時期，僅陝甘寧邊區1937年至1941年就有農民夜校和學習班組2萬餘個，參加學習的農民23萬餘人。建國以後，毛澤東提出了「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是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二是全日制與半工半讀、業餘教育並舉。在毛澤東的重視下，人民群眾的受教育權得到了根本改善。
1957年毛澤東總結到：「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提倡在整個教育體系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
毛澤東倡導人民藝術，1942年5月，毛澤東系統闡述了「兩為」方針;建國后又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式定為黨的科學與文化事業的一個基本性長期性的方針，確保了文藝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的正確方向。
其二，注重人民體育事業。
早年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千百年沿襲下來的「重文輕武」、「羞恥短后」的陳腐教育觀，毛澤東認為，所謂德智體全面發展，德育是靈魂、是根本;智育是知識、是核心;德育、智育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載知識之「車」，寓道德之「舍」，也是枉然。「體強壯而後學問道德之進修勇而收效遠」，只有「體育一道，配德育與智育」，才能達到「身心並完」的目的。
因此，毛澤東極力倡導「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這個思想是超前的並且言中了當時國人與教育界的弊端。1950年毛澤東對教育界人士又談到：你們辦學校應該注意一個問題，就是要重視青年學生的體育鍛煉。我認為有志參加革命的青年，必須鍛煉身體，不鍛煉身體的人，就不配談革命。1952年，毛澤東寫下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光輝題詞，成為社會主義人民體育事業發展的總方針。
其三，人的全面發展取決於生產方式的實現程度。
毛澤東認為，只有生產力發展了，才有可能使人民群眾擴大自己的活動領域，實現全面發展。在《論聯合政府》中毛澤東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的近代化而鬥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
其四，勞動與教育相結合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途徑。
1921年，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組織》中就指出：「本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並求知識與勞力兩階級之接近，應注意勞動。」顯見，毛澤東是把勞動視為人的全面發展的基礎及實現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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