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合營》復仇《工人下崗》

《公私合營》復仇《工人下崗》

《工人下崗》是被《還鄉團》走資派右派蔣介石國民黨還鄉團復仇的結果。這裡不講《工人下崗》的事。講講《公私合營》的事。

從1953年到1956年大約三年時間搞《公私合營》。為什麼要搞《公私合營》？如何搞的？有沒有如同走資派那樣心狠手毒地將工人下崗一樣逼成家破人亡，自生自滅延至今日。《公私合營》是根據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需要進行的。《公私合營》是社會主義公有化。而《工人下崗》是資本主義私有化。是《社》和《資》兩條道路之爭。也是階級鬥爭的體現。強迫《工人下崗》是對《公私合營》的復仇。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后，至一九五三年初，對一片戰亂一窮二白的舊中國進行了全面的大清掃。不僅要清掃生活垃圾，還要清掃精神拉圾如妓院賭場吸毒等。同時要肅清蔣匪留下的特務間諜黑幫組織。部分地區如海島新疆等還沒有解放，抗美援朝等戰爭的存在。工農業等各行各業都按|日中國的一套保留下來。有一些小的私人企業工廠資本家對工人的工資欠著時，還得由人民政府幫著先給付了。大約三年多后基本完成了清掃工作，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新中國人民政府開始改造工商業，亦稱《公私合營》。從1953年開始到1956年結束了《公私合營》。

從1953年起，在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新中國開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並於1956年基本完成改造任務，初步建立起了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新中國以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制度基礎。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

在新中國實現以集體市場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是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之日起就已經確定的理想和為之奮鬥目標。

但由於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和要素從來沒有得到獨立發展。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建立的新中國，不可能馬上建立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但又絕不是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要先建立一個帶有過渡性質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社會。在國家的經濟文化有了較大發展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從1940年初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至1948年9月，全黨的共識是：革命勝利后必須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過渡階段，才能進入社會主義。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比較具體地估計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限。他說：「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還要一二十年時間。我們要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

基於這樣的判斷，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規定：「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共中央的這一觀點，在建國初期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得到了體現。《共同綱領》並沒有把社會主義前途寫進去，劉少奇、周恩來分別對此做了解釋。

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6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致閉幕詞時又說：「我們的國家就是這樣地穩步前進，經過戰爭，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在這一認識基礎上，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決議：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其中心任務是要繼續搞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等到條件基本成熟，便向社會主義過渡。

但到了1952年，毛澤東的判斷發生了改變。根據現有的文獻記載，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毛澤東說：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不是10年以後才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的改變，此後，已不再是探討何時開始採取社會主義步驟的問題，而是討論和確定從現在起多少年內完成向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改變，與會的中央其他領導人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沒有提出明確的異議。

為什麼新中國剛成立三年，毛澤東就改變了原來的設想，而提出向以集體計劃經濟為主的社會主義過渡問題呢？這不是毛澤東個人的一時興之所至。

首先，這時國家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產值比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49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的公私比例是，國營佔43.8%，私營佔56.2%，到1952年9月，國營上升到67.3%，私營下降到32.7%，國營經濟已超過私營經濟，從而使中國具有了逐步過渡到集體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的主要物質基礎。

另外，在土地改革以後，農村中的互助合作事業普遍地發展起來。這些實踐表明，在某些方面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工作。

其次，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開始發生變化。1952年6月，在「三反」「五反」即將結束、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時候，毛澤東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把資產階級作為革命的對象，標誌著社會主義革命即將開始，社會主義改造擺上執政黨的議事日程。

第三，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帶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它存在著兩個革命階段轉變時間銜接的模糊性，即民主革命結束時，是立即開始社會主義革命，還是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之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呢？就對民族資本實行「利用、限制」政策而言，似乎要建設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但是，就沒收官僚資本而言，似乎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但這也是民主革命的任務。對待兩部分資產階級的不同政策和沒收官僚資本所具有的二重性，使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的認識比較模糊，可以有兩種理解，容易在實踐中發生改變。

總之，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有其合理的歷史根據，也符合當時多數人的心理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需要。

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就宣布的理想，既然早晚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現在條件又具備了，為什麼不趕快過渡呢？為什麼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呢？所以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沒有人反對。

1952年10月，趁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去參加蘇共十九大的機會，毛澤東委託劉少奇就過渡問題徵求斯大林的意見，斯大林表示贊同。他說：當我們掌握政權以後，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應該採取逐步的辦法。斯大林的表態，無疑是對毛澤東的極大支持。

經過半年多的醞釀，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裡包括了過渡時期的起點、時限和總任務。起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此前，毛澤東提過渡的起點是1953年）。時限，是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時間。總任務，包括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兩個部分。這一提法為政治局所接受。

1953年9月8日，在全國政協常委會專題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經濟建設問題的會議上，周恩來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做了全面闡述。他說：「在我們的人民民主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麼一天，由國家宣布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而在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動毫無變化。這是不可能的。我國根據國際條件尤其是國內各階級聯盟和經濟發展的情況，不採取這種激烈的突然變革的辦法，而採取溫和的逐步過渡的辦法。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雖然是一場革命，但可以採取逐步的和平轉變的辦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在過渡時期中，要使社會主義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就是說採取逐步過渡的辦法，做到『水到渠成』。」

隨後，政協全國委員會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周年的口號中，正式向全國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這一路線從1952年9月毛澤東首次提出，到正式公布，整整一年時間，表現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總路線的制定和公布，採取了謹慎的態度和穩妥的步驟。

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公布，全國興起了一個宣傳活動。為了適應學習和宣傳的需要，1953年12月，毛澤東要中央宣傳部起草一個學習和宣傳提綱，其中對總路線做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准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寫入《總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