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后的階級報復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后的階級報復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的階級報復：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造反派紅衛兵抓判殺絕，採取：

一是：批判、鬥爭、搞臭。

二是：抓捕、判刑。

三是：開除公職。

四是：調動工作、下放基層、限制使用。

總之，採取斬草除根的辦法，使許多人失去工作、飯碗、妻離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殺身亡（如新鄉地委組織部長張寅夏自殺），或早死、衰亡。這就是鄧小平為首的翻案派的階級報復、算賬派所採取的《還鄉團》式的階級復仇的殘酷手段，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上訪、告狀無人理，這是走資派鄧小平親定的鐵案，無人敢解決。

例如某省，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徹底整頓和清理，對全省5萬多名突擊提拔的幹部按照政策進行清理』，所謂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

清理的這5萬多人，全是『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根據『中央7·25表態』與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被毛主席解放出來參加革委會『三結合』的老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不予承認。

而且對『突擊提拔』的界限和標準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擔任地委第一書記的省委常委也定為『突擊提拔』的幹部。

而對另一派『突擊提拔』的幹部，即使屬於『三種人』，不僅一律承認，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

趙說：『我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人，截止9月統計，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而實際處理的數量遠遠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分的2020人，實際上是批判后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報告》第1-2頁）河南共有省、地（市）、縣三級班子135個（受處分的幹部平均每個單位達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清查、批判、處理的10人，佔67%。其中判刑的3人，留黨察看的1人，嚴重警告2人，審查批判『監護』期死亡的2人，強令離休的1人。）

1983年11月，xx省委副書記趙地在省委常委擴大會上的『書面發言』中說：『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徹底整頓和清理，對全省5萬多名突擊提拔的幹部按照政策進行清理』，所謂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這5萬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據『中央7·25表態』與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來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不予承認。而且『突擊提拔』的界限和標準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參加革命，文革前已擔任地委第一書記的省委常委也定為『突擊提拔』的幹部。而對另一派『突擊提拔』的幹部，即使屬於『三種人』，不僅一律承認，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趙說：『我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人，截止9月統計，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而實際處理的數量遠遠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分的2020人，實際上是批判后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報告》第1-2頁）河南共有省、地（市）、縣三級班子135個（受處分的幹部平均每個單位達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清查、批判、處理的10人，佔67%。其中判刑的3人，留黨察看的1人，嚴重警告2人，審查批判『監護』期死亡的2人，強令離休的1人。

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採取一是批判、鬥爭、搞臭，二是抓捕、判刑，三是開除公職，四是調動工作、下放基層、限制使用，總之，採取斬草除根的辦法，使許多人失去工作、飯碗、妻離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殺身亡（如新鄉地委組織部長張寅夏自殺），或早死、衰亡。這就是鄧小平為首的翻案派、算賬派所採取的「還鄉團」式的階級報復手段，造成無數的冤假錯案，上訪、告狀無人理，是鄧小平定的鐵案，無人敢解決。馬克思和毛主席講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變成了鄧小平、葉劍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殺頭」，這個被地主、還鄉團、資產階級顛倒了的革命口號，一定要顛倒過來，重新恢復為「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奴隸們，起來！起來！把資產階級的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潮即將到來。

在鄧小平「允許少數人先富起來」的號召下，從鄧小平等全國掌權的大小官員開始，掀起了中國原始資本積累的高潮。「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2006年十月發表的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級公務員收入，已經超過西方鷗美髮達國家公務員收入及中產階層。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官僚資產階級。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的財產）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擁有財產20450億元。」（劉日新《新中國經濟60年論文選》第170-171頁）

目前，已經形成了以鄧小平、趙紫陽、江**、薄**、曾**、溫**等為首的數十大家族，遠遠超過了蔣介石的四大家族，成為中國新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成為中國新的統治階級，對全國廣大人民實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顛覆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建立起來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廣大工人、農民又成了資本的奴隸，成了被剝削、被壓迫階級。

     

同樣投靠美帝國主義作靠山，說「許多國家依靠美國都富強起來了」，現在他們要和美國建立「同舟共濟、攜手並進、互利共贏」的夥伴關係，和美帝國主義同呼吸、共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和諧關係，要建立與美國親密無間的「夫妻關係」，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破壞了國際共產主義。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只說：『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實，這三個人的作用，都屬於『前台』的，而真正在『後台』策劃、導演的是鄧小平」。

「根據有關記載：對如何策劃『把四人幫抓起來』，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人經過密商，由葉劍英擔任前台指揮，李先念與各方面聯繫。

新華社發稿的『楊成武生平』說：1976年，在黨和國家命運攸關的危機時刻，協助葉劍英、聶榮臻等同志、參與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並保持了軍隊的穩定。

《李先念文選》第157條註釋：『9月21日，華國鋒到李先念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問題，認為同他們的爭（論）（不）可避免，並請李先念代表他去找葉劍英，請葉劍英考慮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時間解決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葉劍英住處，轉達了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鄧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29頁）

以鄧小平、葉劍英為首的翻案復辟派，「廣泛聯絡了『元老』派，擁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但沒有黨中央的合法批准，他們就會背上『搞軍事政變』的惡名」，因此，他們經多次串聯密商議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澤東的旗號，爭取華國鋒支持，由葉劍英作工作；二是把華國鋒捧上台；三是對毛澤東思想採取繼續「高舉」的策略，四是對鄧小平採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總的策略是『先發制人』：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等人早就商定：『下決心，先發制人』。對江、張、姚、王採取逐步升級策略。」

     

於是就在華的「紅」色外殼支持下，完成了鄧的「黑」色政變，真可謂「老謀深算」，對全黨全國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騙。

     

是爭取華國鋒支持，如不支持也要「逼蔣抗日」（同上第36頁）。「怎樣才能把華國鋒爭取到他們這一邊呢？他們抓住了華國鋒的一個致命弱點——就是華國鋒急於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擔心江、張、姚、王等人不會支持他。所以『說服』華國鋒是關鍵，就是要讓他相信：江青集團奪權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如果不馬上採取措施，將悔之晚矣。」（同上第30頁）「7月某日（另一說9月19日），鄧小平秘密來到葉劍英的家裡，與葉密商如何『收拾殘局』交換了意見。鄧小平說：『華國鋒這個人怎麼樣？靠向那邊？』葉劍英說：『正在向我們這邊靠攏。江青、張春橋在他當了總理后就把矛頭指向他了。我們拉他們打，這個華國鋒還不倒向這一邊？

     

10月5日凌晨，華國鋒、葉劍英、 汪東興在約好的地點碰頭，決定5天後動手。

     

下午，葉劍英找華國鋒、汪東興緊急磋商，提議6~7日下決心，先發制人。綜合各方面情況，華國鋒等商定10月6日按設想行動方案動手，隨即向李先念通報，徵求意見。華國鋒說：『動手的時間，我告訴了李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10月5日，葉劍英下達指示：指示總政治部副主任梁必業：總政機關要提高警惕，保持穩定，要加強部隊的管理教育。

     

 指示總參謀部代總長楊成武：切實掌握好三總部，陸、空軍和沿海邊防，務必搞好戰備，無論如何要保證軍隊不出問題。楊成武表示：軍隊永遠聽黨的話，聽軍委指揮。

     

10月6日，在華國鋒、葉劍英的親自指揮下，由汪東興組織實施，不費一槍一彈，就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遲群、謝靜宜抓起來了。

     

10月6日晚上10時，在玉泉山9號樓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正式委員和候補委員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志福、陳永貴和吳桂賢，共11人。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他首先通報了中共中央已對『四人幫』採取了行動，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實施了隔離審查。他提議先請葉劍英講話。

     

 葉劍英說：『四人幫』這個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們清除『四人幫』不是政治局少數人的想法，也不是我們臨時的決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決而沒有來得及解決的問題。我們粉碎『四人幫』，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毛主席在世時，他們結成『四人幫』進行分裂黨的宗派活動。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他們更加猖狂地向黨進攻，迫不急待地妄圖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情況已經到了不破不立的緊急時候。」（同上書38~52頁）

走資派們篡權后，為了忽悠人民群眾，打著紅旗反紅旗，借著毛澤東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用顛倒黑白的謊言來誤導人民群眾。打左燈往右轉，實現走資派和右派們瓜分國有資產，各個大走資派和大右派們都成了如同《中華民國》蔣宋孔陳四大富豪家庭。而大陸的走資派和右派們何至四大富豪家庭，四十或四百個富豪家庭。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批鬥的走資派和右派們。然而，隨著毛澤東的逝世，走資派和右派們簒權上台，走資派和右派們先富了，拿著鐵飯碗的工人們下崗了，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了，成了一盤散沙的四處流浪去找工作的農民工臨時工。走資派和右派們和國民黨的《還鄉團》又回來了，反對《文革》，抹黑《文革》，顛倒黑白《文革》，不惜用一切下作卑鄙的手段搞臭《文革》，進行殘酷無人道的階級報復和復仇。這就是現實存在的《階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