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國民黨留下許多失敗教訓

孫中山國民黨留下許多失敗教訓

國民黨基本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是1924到1927年。第二是1927年到1949年。不過國民黨的重大變化是1924年的國民黨改組。這不得不歸公於中華民國的孫中山。眾所諸知，孫中山是一名堅定的反抗滿清封建統治的理想主義政治家，但也正是因其理想主義，孫中山在政治手腕上稍欠火候。

以孫中山為主的辛亥革命表面成功，實則失敗，在上層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就此也就表明地方軍閥控制了法理政府，在下層，土豪劣紳搖身一變成為新政府的行政官，繼續行巧取豪奪之能事。

此後孫中山又發動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卻都均告失敗，此時中國革命似乎陷入了十分低靡的狀態。派系軍閥相互鬥爭，北洋軍閥的北洋政府粉墨登場，整個中國千瘡百孔。

但就在此時，俄國的《十月革命》突然成功，振奮了陳獨秀，李大釗等青年，同時也振奮了失意的革命領袖孫中山，並且兩者都《以俄為師》。從而啟動了中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兩件大事：《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

兩者都受到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獲得革命勝利的巨大鼓舞，都萌發了向其學習，建立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念頭。

中國共產黨完全吸收了俄共（布）的優點，自成立之初就成為了一個紀律嚴明，組織緊湊，積極進取的黨。

而中國國民黨的效俄之路卻不盡相同，孫中山是國民黨的黨魁，憑藉個人魅力和威望成為國民黨不可撼動的最高領袖，孫中山的選擇基本上決定了國民黨的走向。

孫中山不怎麼認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他認為自己的三民主義更適合中國的國情，更適合中國革命，並且還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只是自己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的一部分，從而覺得三民主義更具有優越性，藉此孫中山也否定了將共產主義革命理論引進國民黨意識形態領域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的改組時，國民黨也就只學習了俄共組織建制的一部分，成為了一個「具有列寧主義組織形式的三民主義政黨」。

然而，雖然沒有學習到俄共的全部優點，但國民黨改組取得的效果卻不菲薄。

「孫中山以俄為師的結果，不僅建立了一個具有群眾性基礎的現代動員型革命黨，而且建立了一支在黨領導和控制下的新型軍隊。」

「黨軍較舊軍隊相比更具有嚴密的組織性和濃厚的意識形態信仰，並因此在與舊軍閥的較量中顯示出巨大的威力。在黨軍組建以前，國民黨連廣東一省都無法統一。但黨軍建立后，不但迅速統一了廣東全省，而且很快興師北伐，所向披靡。」

在北伐戰爭中，國民革命軍一路勢如破竹，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在有革命理想、紀律嚴明、目標明確、民心所向的軍隊面前，各路軍閥紛紛被秒成了渣渣，望風而逃，簡直是單方面的碾壓。這和國民黨改組之前軍隊屢戰屢敗的常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毫無疑問，《以俄為師》給國民黨帶來的效益是偉大的。國民黨成為人們心中中國革命的希望。孫中山十幾年以來都想達成的武裝革命的勝利終於在北伐戰爭期間得到了實現。不過遺憾的是孫中山已不能親眼看到此番場景了，孫中山於1925年3月於北京逝世，這也標誌著國民黨孫文時代的終結。

國民黨在改組前後由孫中山定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此確立了和中共的關係。雖說是「聯共」，但國民黨上層並未持此說法。認為中共為初生牛犢之青年成立，血氣方剛，政治觀點有些幼稚，並且黨員只有兩三百人，因此並沒有把中國共產黨放在眼裡。在國民黨方各大官方報刊中，都先以「容共」的說法出現。中國共產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國民黨員卻不可以如此加入中國共產黨。

但是隨著國共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組織力差，凝聚力弱，缺乏宣傳能力的國民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力難以與紀律嚴明，意識形態極具吸引力和煽動性，組織極為協調與高效的中國共產黨匹敵，在全國各地的群眾活動中最活躍的都是共產黨員，國民黨內部大量左翼進步青年偏向或者直接加入共產黨。「容共」大有變成「容國」之勢。

這時，國民黨內一些人員感受到了危機，他們懼於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所吞併，這裡面以代表國民黨元老的西山會議派和黨內巨頭胡漢民最為恐懼，作為國民黨右派，他們希望在黨內實行「清黨」，胡漢民提出「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主張，希望以此來保持國民黨的純潔性，把國民黨打造成一個黨性極強的效率極高的政黨。

這時正值黨內第一人黨魁孫文逝世之際，黨內關於黨魁繼承人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爭鬥，此時以胡漢民，蔣介石，汪精衛黨內地位最為顯著，此三人雖相互鬥爭，但其中兩人——胡漢民，蔣介石都堅持「清黨」反共政策，汪精衛雖極為左傾，但奈何勢單力薄，在黨魁繼承權的強烈鬥爭之中，右派蔣介石最終勝出，汪兆銘最終反戈，引起了「四一二」等血洗共產黨人的殘忍事件。史稱「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清黨」對共產黨來說傷害確是巨大，但是同時對國民黨內部造成的後果則更為嚴重。

「在這場清洗運動中，被捕殺的非共產黨員人數遠超過中共黨員人數。」

「在這場清黨運動中，國民黨內被淘汰，受打擊的主要是一批對革命有理想，有熱情的黨員。」

這是一場國民黨內的逆淘汰運動，進步青年遭到淘汰，而守舊腐化分子遭到保留。

一批借黨營私的投機分子和土豪劣紳相繼湧入黨內，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仰一落千丈，因白色恐怖組織短時間內達到癱瘓局面。

「清黨以前，國民黨將自身組織的渙散歸咎於共產黨分化所致，以為將共產黨清除后，國民黨的組織會趨於嚴密。熟料清黨后，糾紛有增無減。」

「清黨以後，共產黨固然清了出去，但是國民黨的紀律也似乎清除了。」

從此，國民黨走上了不要民眾，不要民眾運動的道路，逐漸退化成為一個傲慢的居廟堂之高的「精英」政黨。

1928年東北軍閥張學良易幟，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然而：「1929年，南京政府僅控制約8%的領土或約20%的領土」。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實際上是十分脆弱的。

「由於黨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將政權的組織觸角囿限於上層和城市，縣以下農村基層社會任由土豪劣紳和地痞流氓打著其旗號胡作非為。另一方面，大量吸納北洋舊官僚進入其各級政權系統，使北洋官場的政治文化得以在南京政權中延續下來，形式上建立了一個新的黨治政權，實際上黨權根本沒有觸動既有的社會和權力結構。」

蔣介石國民黨的黨政機器十分脆弱，這不乏有諸多原因。

第一是蔣介石國民黨清黨以屠殺共產黨的四一二大屠殺的影響使國民黨，從一個革命黨變成了一個被民眾所厭棄的腐敗的執政黨，所有和群眾運動相關的活動都被看作是帶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對發動群眾，走進群眾的群眾運動十分反感，以至於取消了全國所有帶有「左傾色彩」的群眾活動和群眾組織，直接使《民國》黨政機關徹底脫離群眾。

第二個則是蔣介石國民黨與生俱來的痼疾——組織渙散。蔣介石國民黨「僅襲用俄共的組織形式，而未能得其精髓，組織技巧與意識形態相脫離。」蔣介石國民黨內部組織散漫，紀律廢弛，訓練缺乏，宣傳乏力，民運空虛，黨風敗壞在國民黨執政後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黨政關係的失衡，在國民黨內部流傳的「學而優則仕，學而不優則黨」的說法是對此的生動寫照，國民黨最初在全國實行黨政分開，期望以此走向民主政治，可事與願違，此舉並沒有有效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卻削弱了它的黨治權威和黨治基礎。黨政分開首先在體制上奠定了黨政之間相互衝突的基礎，在這種「雙重衙門制度」下，黨機關處於不利地位，行政機關的權力遠大於黨機關，在大部分地方基層，黨組織形同虛設，根本不能起到發展黨員，宣傳黨義的作用；在薪俸上，黨務人員的薪俸遠低於行政人員，有時同級人員的薪俸竟相差十倍左右，黨務機關變成了門可羅雀的「冷衙門」，無人問津。

「在黨政的權力競爭中，因國民黨中央傾向於將地方政治交給地方政府主控，地方黨部被置於次要的和無足輕重的地位，最終淪為地方政府的附庸。」

國民黨本是效仿蘇俄辦黨模式，但蘇俄黨治自上而下貫徹到底，黨權高於一切，黨權對政權處於絕對領導地位，但在國民黨的辦黨是實踐中，「以黨治國」變成了一種口號，黨治在地方中逐漸成為了可有可無之物。

第四：以軍治黨，重軍輕黨。在孫中山執政時期，國民黨尚能把控形勢，革命軍隊掌握在黨機關手中；在孫中山逝世后的第二代黨魁競爭中，蔣介石以黨軍做大，戰勝以黨統為底牌的胡漢民和汪兆銘，一家獨大。蔣介石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逐漸迷戀於君權和軍治，在成為政府首腦後把軍治思想運用到黨政體制中，總理遺訓中的「以黨治國」，「以黨治軍」衍變為「以軍治國」，「以軍治黨」。

軍事機關離開了黨，黨不能指揮槍，說明軍權已膨脹，黨權在低落。

國民黨政府中央「中政會」，「中常會」權力被架空，只有控制軍隊的官員才擁有實權，中央尚且如此，地方情況更是嚴重：在地方上，太原的閻錫山，武漢李宗仁，東北的張學良，開封的馮玉祥，廣州的李濟深，各自傭兵自守，形成一個個獨立的軍事權力中心，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全國，實則並不能掌控全國的局勢。蔣介石對黨人和黨治的作用的忽視客觀上造成了國民黨黨權的衰落。

「一黨專政雖然是國民黨政權最顯明的特徵，但國民黨始終未能建立一個具有嚴密滲透性的強勢的政黨組織體系。國民黨政權的實際支撐力量主要不是鬆弛渙散的各級黨務組織，而是軍人和武力。」

第五：派系鬥爭。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是國民黨的頗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但也是國民黨潰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北伐時期國民黨的內部派系就已然成立，最初有代表黨內「老同志」的西山會議派和代表黨內少壯派的汪兆銘的改組派，後來在國民黨執政期間又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首的CC系和軍政人物領導的力行社和政學系。由於國民黨在法理上「黨外無黨，黨內無黨」，各個派系大都秘密行動，在國民黨政府長達近二十年的執政時間裡，黨內各個派係為爭奪政治權力相互傾軋，形成了惡劣的政治影響，使組織本就渙散的國民黨雪上加霜，到抗戰之後黨組織已有風雨飄搖的立將分崩離析之勢。

蔣介石在國民黨的派系鬥爭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執政時期的各派系在其本質上都是擁蔣派系，它們都對蔣介石負責，蔣介石為防止其中一方權力過大，挑戰其黨治權威，便都賦予各方一定權力，這在客觀上使蔣介石毫無疑問的成為了國民黨的權力領袖，但是其造成的黨內強韌的內耗和自毀機制卻重創了國民黨機器，使國民黨在後期再無回天之力。

派系鬥爭對國民黨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不過最嚴重的問題還是「清黨」使國民黨脫離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有和群眾運動相關的活動都被看作是帶有中共的影子，因此對發動群眾，走進群眾的群眾運動十分反感，地方各種工會，農會都有名無實，全成為了黨機關形式上執行黨權的面子工程。國民黨自稱是代表全民的政黨，實際上是兩不討好，資本家，地主，精英上層和工人，農民，勞苦群眾都沒有在國民黨那裡找到自己階級利益的歸屬感。全國近一半地區都沒有像樣的省黨部。中下基層的黨組織基本上銷聲匿跡，黨在地方基層上的權力甚至不如哥老會，老鄉會這樣的民間組織，有時行使權力還要通過民間組織長老的通許。「城市有黨，農村無黨」是此類情形的真實寫照。

抗戰給國民黨提供了寶貴的重整旗鼓的機會，民族主義情緒使國民黨取得了一定的統治合法性，獲得了民眾的支持。國民黨在和共產黨在抗戰期間展開了對於組織的競爭，「就僅量的擴充而言，國民黨是這場組織競爭的優勝者。

"1939年—1945年間，國民黨普通黨員每年平均以30萬—40萬人的速度增長。1945年前後，國民黨普通黨員增至264萬多人，軍隊黨員多達423萬餘人。同期三青團和共產黨員人數是124萬和124萬。」

但是實際上此中卻有很大水分，為擴大組織規模，國民黨大批大批強制軍隊，學校教職人員，黨政人員集體入黨，濫收黨員成為國民黨的又一大問題，實際上，集體全部入黨等於沒有入黨，入黨程序缺乏篩選性和淘汰性，大批行政人員，教職人員為保住飯碗不得以而入黨，更有甚者，竟三番五次請求退黨。

「對一個政黨而言，當其黨員到了要求脫黨，或連開除黨籍也毫無顧忌的時候，也就意味著它已喪失了作為一個政黨的基本組織機能和凝聚力。此時黨紀實際上已蕩然無存。」

到了解放前期，國民黨形象已淪落不堪，黨機器千瘡百孔，整個黨內如同被蛆蟲侵蝕的朽肉，這與國民黨本身的沉痾疾病是不能逃脫干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