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要進北京毛澤東建立規矩

共產黨要進北京毛澤東建立規矩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毛澤東的經典名句。這句話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出來的呢？背後又有怎樣的故事呢？

1948年11月11日，毛澤東在西柏坡給東北野戰軍負責人和各中央局、各前委負責同志發出一封電報。

此時，遼瀋戰役剛剛結束，淮海戰役正在進行，平津戰役即將開始，人民解放軍在各大戰場的節節勝利使得原來預計需要5年的解放戰爭進程大為縮短，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

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再有一年左右時間即可從根本上打倒蔣介石國民黨。

但毛澤東同時又告誡：「要全部解決蔣介石國民黨並佔領全國，則尚須要更多的時間。我黨我軍仍須穩步前進，不驕不躁，以求全勝。我們的口號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自進入1948年後，毛澤東一直在強調抓紀律建設。為什麼在中國革命勝利在望的歷史時刻，毛澤東如此強調加強紀律性呢？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向來是以嚴格的紀律著稱的。隨著人民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也隨之發生三個重要轉變，即戰爭形式由游擊戰轉向正規戰，工作由分散轉向集中，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此時，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幹部隊伍自身思想狀況與新形勢、新階段的工作要求不相適應，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一些違反政策、破壞紀律的現象。

這些違反政策、破壞紀律的行為，其危害是嚴重的，最可怕的是把民心推向中國共產黨的對立面，造成中國共產黨背離民心和政治孤立。毛澤東和黨中央及時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問題的危害性和嚴重性。

毛澤東指出，進入1948年，國民黨蔣介石在全國人民面前已經孤立起來。但是蔣介石孤立並不等於我們勝利。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正確，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紳士、知識分子，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那就還是不能勝利，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國共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

毛澤東嚴正告誡全黨：「全黨同志須知，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具體說來，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和鎮壓反革命五個政策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會失敗。」

正是站在這樣的政治高度，毛澤東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

理論上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堅定。1948年，毛澤東下大氣力抓黨內軍內紀律建設。建立報告制度，是毛澤東抓紀律建設的一個重要抓手。從1月至10月，為建立健全黨內報告制度，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一系列黨內文件和指示，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全黨全軍，包括《關於建立報告制度》、《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補充指示》、《關於宣傳工作中請示與報告制度的規定》、《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應向中央報告的事項》、《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的指示》，等等。

毛澤東不僅親自起草制定製度，而且花了很大氣力親自推動督促制度的落實。對於報告制度執行好的，提出表揚。對於不重視、不遵守請示報告制度的行為，毛澤東提出嚴厲批評，責令改正。

1948年1月7日中央《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發出半年多后，林彪和東北局遲遲未向中央作綜合報告，毛澤東幾次去電對其嚴加督促和批評，直到8月13日東北局才給中央複電，強調了他們未作綜合報告的原因。毛澤東對此複電很不滿意，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封給林彪和東北局的長達兩千多字的電報，嚴厲批評林彪的「敷衍態度」和「無紀律思想」，並指出所謂「常委各同志均極忙碌」，「對各部門的工作難求得全部了解，對作全貌的報告遂感困難」，「缺乏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的材料來源」等，「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收到毛澤東措辭嚴厲的批評電后，林彪在15日當天即向中央作了檢討，並送來綜合報告。

1948年毛澤東和黨中央抓紀律建設，有力制止了黨內的無政府無紀律現象，保證了黨中央領導的集中統一，不僅為爭取即將到來的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於以後從嚴治黨、從嚴治軍，加強作風建設和紀律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

「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紅軍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也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所在。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是1948年12月20日《中國青年》復刊之際發表的毛澤東的題詞。這個題詞，精鍊概括了加強紀律性和革命勝利的關係。

此前，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時就指出，我們的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突出強調了加強紀律性的極端重要性。「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鮮明響亮、朗朗上口、深入人心，有力地凝聚起全黨共識，很快化為各級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軍隊的行動。

 「保護城市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護工廠、商店，禁止拆毀機件、搬取物資或私自沒收強購……」開封博物館收藏著一份解放戰爭時期的入城紀律守則。現在看來是泛黃髮舊的一張紙，紙上的內容卻是當時戰士們嚴格遵守的鐵律。

1948年6月，開封戰役前，中央軍委就頒發了入城紀律守則，華東野戰軍政治部也向攻城部隊頒布了政策和紀律，號召大家當執行黨的城市政策和革命紀律的模範。在一次巷戰中，某班同志進入一座漂亮的洋樓，屋子裡一個人也沒有，展現在眼前的是床上的紅綢緞、繡花枕頭皮和精緻的被單。部隊前進時，屋裡一切東西都原封不動。野戰軍不「野」，每個同志都做到了秋毫無犯。

紀律就是形象，正是鐵一般的紀律，讓解放軍深受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正是有了人民群眾這個後盾，才無往而不勝。

開封戰役開始時，解放軍某部進入離開封十餘里的一個村莊，該村群眾因受國民黨謠言欺騙，大部分離開了。部隊領導號召戰士們為房東看好門，保存好東西，喂好牲畜。解放軍到村外地里找老鄉宣傳，向他們揭穿國民黨的謠言，說明解放軍的政策，後來群眾慢慢地回來了一些。房東大娘起先還很害怕，但剛一進門，戰士就端開水給她喝，又看到她的牛已被戰士們喂得肚子圓圓的，大娘可樂了。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全村群眾很快都回來了。老鄉們說：「解放軍這樣愛民，古今中外哪裡去找這樣的好隊伍。」於是群眾們紛紛磨面、蒸饃、綁擔架，支援解放軍解放開封……

朱德曾說，「我們既要會打仗，又要能執行政策，遵守紀律，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擁護，我們才能勝利。」無數事實也證明，嚴明的紀律是中國共產黨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不斷取得事業成功的重要保證。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開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會上，毛澤東預言，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為此，他提出了加強作風建設的要求，即要求全黨同志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就是被我們黨始終牢記和堅持的「兩個務必」。

「一進城市，大家對居住、生活條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愛從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變了，要能維持簡樸的作風，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誘實在太大。」這是楊尚昆在1949年初寫下的一則日記。楊尚昆時任中央秘書長兼軍委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負責中央機關向北京轉移的具體事宜。這則日記是他從西柏坡出發前往北京記錄下的個別機關紀律鬆弛的現象。

楊尚昆所記載的事件並非個例。面對迅速到來的重大勝利和可喜局面，一些中國共產黨員幹部的精神開始懈怠起來，頭腦中或多或少地產生了享樂思想。這些現象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我們難免有重蹈李自成覆轍的危險。

「兩個務必」的提出恰如一針清醒劑，警示全黨要防止出現、及時發現和糾正思想行為上的「病灶」。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勇於直面問題、常懷憂患意識的鮮明體現。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20個字成為中國共產黨在相當長時間內的行動方針。

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軍，使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改變：人民解放軍已經由127萬人發展到280萬人，其中野戰軍149萬人，在裝備上也有了很大改善，建立起了強大的炮兵和工兵，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和軍事技術也進一步提高。

解放區相繼連成一片，面積達到了235.5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總面積的24.5%，人口1.68億，佔全國總人口的35.3%。

與此相反，國民黨軍隊已經由430萬人下降到365萬人，可用於一線的僅有174萬人，且士氣低落、戰鬥力不強。

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雖然統治著全國四分之三的地區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卻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強烈反對，其統治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隨著解放故爭的順利發展，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也日益發展壯大，到1948年，中國共產黨已經擁有了300多萬名黨員。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迅速發展推動了黨的發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問題，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在被敵人分制的戰爭環境下，為了發展革命曾經給了地方許多自主權，但是隨之也產生了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和地方主義、游擊主義傾向。這些問題如果不及時解決，不僅會成為革命的障礙，而且有可能會對中國共產黨即將在全國執掌政權產生不好影響。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高度一致，成為擺在全黨面前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一個沒有鐵的紀律的黨是不可能有領導力的，一個沒有鐵的紀律的軍隊是不可能有戰鬥力的。加強紀律教育，嚴明紀律，無疑是奪取解放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之一。

毛澤東、朱德在帶領紅軍第四軍自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途中發布的布告中就提出：「平買平賣，事實為證，亂燒亂殺，在所必禁。」他們為紅軍規定了三大紀律：(一)不拿工人、農民、小商人一點東西;(二)打土豪歸公;(三)一切行動聽指揮。毛澤東強調「嚴格地執行紀律，廢止對紀律的敷衍現象」;指出：「紅軍紀律是一種對群眾的實際宣傳，現在的紀律比前鬆懈了，因此給了群眾以不好的影響。」「上門板，捆禾草，掃地，講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照還，賠償損失，這些都是紅軍宣傳工作的一種，現在也做得不充分」;重申「嚴格地執行三條紀律」。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嚴肅地指出：「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鬥爭。」他還在會上說：「鑒於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毛澤東在延安領導的整風學習運動也與加強紀律性有關。整風學習運動分學習、改造學習、整風學習三個階段。第三個階段的標誌是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整頓就是用紀律來解決問題。當時，毛澤東說：「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改造我們的學習》用的是勸導的方式，《整頓黨的作風》用的是加強紀律的方式。這兩種方式並用，對打敗教條主義，堅定地走從實際出發的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產生了積極而重大的影響。

毛澤東認為軍隊要有統一領導和紀律，才能戰勝敵人。黨也需要統一領導和紀律。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說：「一個軍隊，要有統一紀律，要聽號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開步走，瞄準放。不然敵人在前面，一個往東放，一個往西放，是要被敵人消滅的。黨這個軍隊也是一樣，沒有統一紀律，沒有民主集中制，沒有民主或者沒有集中都不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與紀律嚴明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