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清算誕生《莫言文學》時代

應該清算誕生《莫言文學》時代

批判莫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清算誕生「莫言文學」的時代。

針對莫言作品的剖析已有很多網民詳細寫過，其實回溯《莫言文學》生涯的起步、發展、開花、結果，一個迴避不掉的事實是：並不是莫言自己推動了什麼、改變了什麼、塑造了什麼，而是《莫言所處的時代誕生了莫言》，以及那一堆由莫言污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與新中國建設史的「文學作品」——如：

1986年《透明的蘿蔔》，1988年《紅高粱家族》，1989年《十三步》，1993年《酒國》，1995年《白狗鞦韆架》，1995年《食草家族》，1996年《豐乳肥臀》，1998年《會唱歌的牆》……莫言只是迎合了那個時代的需要而己。之後又被外國資本的利用來攻擊中國。

一切始於80年代，一切育於80年代。

如果說莫言文學的政治內涵是在於否定一段革命的歷程，那麼80年代一夜之間所謂「萬物春來」其席捲社會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礎上。

因而誕生了莫言，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1978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完整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文章是根據一位大人物在中組部落實幹部政策座談會上的講話寫的。這位大人物就是胡耀邦任中宣部長期間。

胡耀邦在這次講話中系統地談到了黨對知識分子的問題，談到「團結、教育、改造」方針形成的歷史原因，談到知識分子經歷的歷史變化，最後說明：

胡耀邦認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已經不再適用於新情況下的知識分子，而應該採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針。《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種想法就是《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體現。而事實如何呢？四十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嗎？在《知識分子》中有工人階級的朋友，也有工人階級的敵人。這是客觀事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不到兩年後的1980年2月，胡耀邦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話會，有同志提出請他講講國家形勢，於是他從當年2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講起。

那篇文章的結尾引用了辛棄疾《漢宮春·立春日》中的個別句子形容當時局勢，但他覺得不夠完整，因此即興現場發揮，將這首詞重新編排組合，以新詞來道形勢。

辛棄疾的名作《漢宮春·立春日》原詞是：春已歸來，看美人頭上，裊裊春幡。無端風雨，未肯收盡余寒。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卻笑東風從此，便薰梅染柳，更沒些閑。閑時又來鏡里，轉變朱顏。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生怕見、花開花落，朝來塞雁先還。

該詞以立春為題，雖是寫春已歸來的歡樂時節，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歲月易逝英雄無用的悲涼愁緒。

而八百年後，這位並非詩人的大人物胡耀邦將辛棄疾的原詞改編，其意境、格調「煥然一新」：春已歸來，東風從此，染柳薰梅。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無端風雨，未肯收盡余寒。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

胡耀邦所改編的新詞第一句是「春已歸來」，與辛詞無異，但其所寫的「春天」，顯然是指那個階段力推的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解凍」的象徵。所謂「意識形態領域解凍」即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

第二句是「東風從此，染柳薰梅」，他隨即解釋道：春天回來以後，東風吹得柳樹綠油油的，吹得梅花開放起來，香香地撲鼻，東風從此把祖國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來。《把祖國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來》后成了資本家走資派和知識分子先富起來。工人下崗工人階級解散了。

第三句是「年時燕子，料今宵、夢到西園」，這是直接引用了辛詞，他說：春天到來以前，料想那個經歷了風風雨雨的燕子，在立春這天晚上，連做夢都夢到百花盛開的園林里去了。我們在座的同志，也是經過多少風雨的燕子啊，我們這些同人民、同黨共命運同患難的時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夢也夢到我們國家的『四化』建設，進入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境界裡面去了。現在的走資派特色社會還是社會主義強國嗎？走資派特色社會裡的資本家走資派和知識分子先富起來還為工人農民服務嗎？

胡妖幫把上面三句作為上闋，而下面兩句是下闋。第一句是「無端風雨，未肯收盡余寒」，他解讀：引到我們的形勢上面來說就是，現在還有消極因素干擾著我們，這也是一種無端風雨，一種干擾破壞的因素。『未肯收盡余寒』，即還有『XX幫』的餘毒，也就是鄧副主席講的『XX幫』在組織上、思想上的殘餘，餘毒也是一種余寒嘛。

隨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便引用此句大聲疾呼：我們還要繼續克服干擾四化建設的消極因素，如極左思潮之類。

最後一句是「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這是化用了辛詞，「解連環」典故出自《戰國策·齊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秦國用玉連環向齊國示威，齊王后一錘砸碎破解了玉連環，向秦國暗示齊國不會示弱。辛棄疾以玉連環比喻憂愁難解。

但是這位大人物胡亂邦則不同，胡亂邦從君王后解連環的故事隱喻所謂「打破教條束縛，推進改革開放」，他說：我們解連環的辦法很多，君王后的魄力是值得學習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辦法，要因事而異，實事求是。辛幼安是愛國詩人，因為有餘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發出感慨：『清愁不斷，問何人會解連環?』君王后已經學會解連環，就是把它砸開嘛!辛幼安為什麼還要問，何人會解連環呢?我們絕大多數同志，沒有什麼『清愁不斷』。我不知在座的同志對國家的形勢，有沒有清愁不斷、憂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國可能有一點，也不會太多。

所以胡亂邦把辛詞改為「欲問清愁客，何時學會解連環?」認為這麼一改就「把憂慮解除了，解放掉了」……

莫言公開發表作品是在80年代中葉，而那正是一個巨大轉折的節點。

1985年，劉賓雁在《開拓》創刊號上發表了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同年在《文匯月刊》上發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記》，算是拉開了《傷痕文學》的序幕。《傷痕文學》是以控訴共產黨和文革為主攻的。遵照走資派鄧小平的話，用盡一切宣傳工具搞臭文革。

同年，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被發表。隨後，他們圍繞這一問題又進行了六次對談，並在《讀書》雜誌上連刊。

最後，結集成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出版社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間則為1988年。

1988這一年，《紅旗》雜誌宣告休刊，某部紀錄片粉墨登台，一切都在呼應著。

同在這一年，王曉明與陳思和在《上海文論》上主持了「重寫文學史」專欄，提出：要重新研究、評估中國新文學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現象……衝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

這無異於一種對歷史的顛覆和起義。對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以及文革的顛覆和起義。

從1988年第四期一直持續到1989年第六期，一年半的時間裡，該專欄發表了一大批帶有強烈「重寫」色彩的論文。

一切都要「重寫」，彷彿一切都要重來。

飯要重新吃一遍，書要重新念一遍，衣服也要重新穿一遍。

氣宇軒昂，進入90年代。

90年代是一個什麼樣的文學景象?  無論是馬克斯·韋伯鼓吹的「學術作為一種職業」被突然傳播， 還是陳寅恪被推崇為「文化英雄」，都昭示了一種以學者自持立場為政治本位的新社會認同方式。

用許多人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從80年代末之後，知識分子與國家宣布了分手。

但這其中有一個被掩藏的問題：「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其本身的門檻早已經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進入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復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春天」之後，想成為一個知識分子，已然不需要像80年代之前那般會造橋修路、通渠灌溉、醫治百病，更不需要去過問什麼核彈衛星、潛艇大炮——你只需要會擺弄擺弄筆頭子、扯幾句淫語再高亢地呻吟，你就是知識分子了。

正是在此時，出現了一本叫做《再解讀》的書，它生動地反映了那一時期的某種氛圍，一種強烈對峙的氛圍：

① 40-70年代文學與所謂「新時期文學」的對峙。

② 五四文學與所謂「大眾文學」的對峙。

爭鋒最激烈時，一度被理解為「現代」與「傳統」的對峙、「文學」與「政治」的對峙、「文明」與「愚昧」的對峙。

拿筆杆子的人們，不論水平如何，終於宣示了和過往的決裂、也是同底層群眾的決裂。

1955年2月17日出生的莫言，1966年，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為農民合同工到高密縣第五棉油廠工作 。1976年2月參軍，曾任戰士、班長、教員、幹事等職 。1978年，開始進行文學創作。

《莫言》1955年生，1966年，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小學沒學完輟學回鄉放牧牛羊 。11歲開始放牧牛羊 ，至1973年，作為農民合同工到高密縣第五棉油廠工作 。18發開始工作，至1976年參軍，時年21歲。

就像席捲90年代的一部小說《人啊，人》後記中的一段話：我走出角色，發現了自己。原來，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憎，有七情六慾和思維能力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人的價值，而不應該被貶抑為或自甘墮落為『馴服的工具』。

從那時起，一大批自詡為「啟蒙導師」的人，開始從人民的共同體里跳躍出來，旋即回身，冷眼俯瞰著億萬雙群眾眼睛和耳朵——這在他們看來都是自己的讀者聽眾、都要接受自己的啟蒙與教化。

這部分文人，后被稱為《河殤一代》。

到2012年之前，他們肆無忌憚得狂跳了足足三十年。到今天他們肆無忌憚得狂跳了足足四十多年。

中國共產黨上台，最大的合法性，就是」人民解放「，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

在解放前，貧苦的，受壓迫的人民，解放后翻身當了主人。

莫言的言論，完全抹殺了中國共產黨對普通勞苦大眾的解放這個巨大的公積。把中國共產黨等同於歷史上的王朝變更。

如果說莫言文學的政治內涵是在於告別一段革命的歷程，那麼改開以來的1980年代一夜之間所謂「萬物春來」其席捲社會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告別革命」的基礎上。那麼就不必自稱共產黨社會主義了。然而走資派還自稱共產黨社會主義。而莫言還是共產黨員。

1978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完整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文章是根據胡耀邦在中組部落實幹部政策座談會上的講話寫的：據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哲宇主編《改革憶事》中，保育鈞撰文回憶，「《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這篇署名為「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就是我根據當時胡耀邦的兩次發言整理而成的。此後，全國開始了規模浩大的為知識分子正名的浪潮，大批知識分子得以重用」。

「從80年代末之後，知識分子與國家宣布了分手」，其實這句話並不準確，應該是「從80年代末之後，持無產階級立場的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國家宣布了分手」。30年前的那場「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就是從文學上呼應「九二南巡」的講話精神。

於是，以作協為代表的學界等成為了一個享用一級皇糧、生產著低劣作品、擺弄著高傲姿態、散發著淫腥的腐臭圈子。「前三十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者、知識分子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在走資派改革開放后的文藝人士，早就騎在群眾頭上作威作福了。

毛主席說過，「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凈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

所以，新中國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學術思想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批判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學術思想領域「資產階級唯心論」逐漸受到削弱，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初步佔領了主導地位。意識領域的美與丑的鬥爭、善與惡的鬥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香花與毒草的鬥爭，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