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竭力推行《扶蔣反共》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澤東十分罕見的為新華社連續撰寫《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等五篇社論,批駁美國政府發表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他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多時間和精力,連續評論一份白皮書呢?
這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說起。為遏制蘇聯在遠東的發展,美國政府竭力推行「扶蔣反共」政策,希望「盟友」國民黨控制整個中國。然而,僅僅兩三年時間,國民黨軍事上節節敗退、政治上搖搖欲墜、經濟上陷於崩潰,促使美國不得不考慮從中國「脫身」,對華政策從「阻止中共在中國取勝」改變為「阻止中國變為蘇聯的附庸」。
為此,1949年1月12日,美國搶在蘇聯前頭,向南京政府表達拒絕居中調停國共和談的外交答覆,並指示美國大使館留在南京,不隨同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以坐觀變化。4月23日,南京解放,以美國為首的多數國家使節仍留在南京。不久,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籌辦燕京大學並長期擔任校長)託人傳話,對美國與中共新政權的關係問題進行試探。
這是一個新的動向。此前,中共中央預計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將採取敵對態度,因此提出不急於爭取它們的承認。如今既然主動找上門,似乎也不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派誰與司徒雷登見面呢?4月中旬的北平香山,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的會場,周恩來找到了合適的人選,他就是曾就讀於燕京大學,剛從天津市軍管會外僑事務處調到團中央工作的黃華。周恩來對黃華說:「這幾天南京就要解放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許多國家的使節留在南京未走,你去南京外事處工作吧,可以作為燕京大學校友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看看他有什麼要求和願望。」黃華臨行前,周恩來還叮囑他,要特別注意了解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和態度,要事事謹慎,多請示報告。
5月13日,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黃華以私人身份,與司徒雷登在其住處會晤,這次會談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與美國的第一次重要外交接觸。6月6日,雙方在南京軍管會外事處再度面談。然而,雙方的看法相距甚遠。中共希望美國「永遠不要干涉中國內政」「停止幫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聯繫」。而司徒雷登卻暗示,美國是否承認新中國要視新政權能否廣泛吸收「民主分子」參加。這意味著美國不會放棄干涉中國內政。
幾天後,司徒雷登得知陳銘樞、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將赴北平參加新政協會議,便請陳銘樞轉達想赴北平見中共領導人的意願。他還對羅隆基說:「如果新中國採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借給新政府50億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貨款的總和。」
對此,毛澤東表明態度:「政治上必須嚴肅,經濟上可以做生意。」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旗幟鮮明地提出「一邊倒」政策,指出「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堅定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至此,美國拉攏新中國中立的企圖落空。為避免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會提高共產黨新政權聲望,造成美國將承認新中國的「錯覺」,7月1日,美國國務院命令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立即返回華盛頓,由此關上了同新中國交往的大門。中共中央、毛澤東也斷定:「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
迫於美國朝野圍繞「是誰丟掉了中國」的激烈爭吵,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由國務卿艾奇遜起草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白皮書把侵華政策說成是「對中國的關切」「美國對中國的友誼」,掩蓋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實質,並堅持與中國人民為敵的政策,公然聲稱將鼓勵「中國民主個人主義者再顯身手」,擺脫「蘇聯的控制」,推翻被「外來羈絆」的新中國政權。
白皮書一經問世,便引起各方關注。8月7日,毛澤東和周恩來談起這份白皮書。毛澤東說:「杜魯門(時任美國總統)也是沒辦法!他反對共產黨,可蔣介石又不為他爭氣。這樣也好,白皮書一發表,公開暴露了美國政府侵略中國的許多罪惡,也算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要不要駁一駁呢?」周恩來問。
「駁總是要駁的。」毛澤東回答,「世界是人民的世界,總不能讓美國人自家說了算嘛!」
毛澤東認為,白皮書是一次教育中國人的極好機會。當時,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於對美國物質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嚮往,被美國一貫標榜「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的外交姿態所迷惑,主張採取美蘇並重的「協合」外交方針,對美國援助新中國建設也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批駁白皮書,能夠引導這些人看清美國侵華政策的真實面目,爭取更多中間派人士,可謂意義重大。
8月12日,新華社發表社論《無可奈何的供狀一一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第二天,毛澤東寫信給新華社社長鬍喬木,要他廣泛宣傳,揭露美國帝國主義的陰謀。
14日,毛澤東不顧酷暑,親自為新華社撰寫社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文章深刻揭露美國政府一貫奉行的侵華政策,指出中國內戰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美國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要「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眾方面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
18日,毛澤東再次為新華社撰寫社論《別了,司徒雷登》,進一步批駁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實質是「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指出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認清了美帝及其國民黨的真面目,「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
各民主黨派堅定地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嚴斥白皮書》中指出,美國白皮書是一篇不打自招的供狀。它供出了「二戰」后美國致力於「全世界都應該是華爾街金融寡頭的市場和殖民地」,中國也「應該而且當然是屬於華爾街金融寡頭所有的」。提出「準備同它鬥爭,把人民革命戰爭進行到底」。
23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對美帝白皮書的斥責》,指出:「這本白皮書,使中國知識分子把馬歇爾、赫爾利、魏德邁、司徒雷登們在中國賣唱的西洋鏡完全看穿。即令還有對美帝尚存些微幻想的自由主義分子,亦必為這本白皮書喚醒。」「艾奇遜函中所謂鼓勵『民主個人主義者』來推翻外來制度,這就是另找奴才,以華亂華的陰謀。」
24日,《人民日報》刊登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言人的聲明。聲明指出根據過去的經驗和今後的觀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憑哪一條也不會變成美帝發展「民主個人主義者」的資本,如果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當作對象,那美帝又將多犯一些錯誤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會變成美帝的工具」。只有新民主主義,才是唯一的光明道路。
對於各民主黨派勇於站出來表明態度、支持新民主主義道路,毛澤東非常高興。民建的聲明,從理論與歷史的結合上闡明了民族資產階級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受到毛澤東高度評價。他當即給胡喬木寫信,說民建發言人的聲明寫得很好,要全文廣播。他還於24日、26日給民建負責人黃炎培寫了兩封信,說「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於今後的合作」。
接著,8月28日、30日,9月16日,毛澤東又撰寫了《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三篇社論,進一步深刻揭露美國對華政策的本質,指出白皮書「是美帝國主義反動政策在中國慘敗的史冊」。社論還對中國近代革命的發生和中國革命的勝利,做了理論上的說明。
毛澤東撰寫的五篇社論表明,新中國將毫不動搖地實行「一邊倒」外交方針,正確處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國家干涉中國內政,表現了中國人民捍衛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堅強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