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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統文化中有優秀又有醜陋

作者：yongbing1993 於 2024-2-10 11:1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中華傳統文化中有優秀又有醜陋

百年前中國的先人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醜陋進行批判，而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進行繼承。

在中國古代有這樣一句俗語，叫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是一種典型的儒家學說教義，在中國傳統文化里，一直強調忠君思想，如果皇帝叫一個臣子去死，那麼做臣子的只有以死謝恩，這才算一個合格的忠臣，即使這個皇帝的想法是錯誤的，然而當臣子的也只有去執行，因此在中國古代也出現了很多愚忠的現象，哪怕寧願一死，也絕不背叛朝廷。這種中華傳統文化就是醜陋的文化。是現代文明民主文化所不容的。這種文化就是封建獨裁文化。

那麼這句話最早出自哪裡呢？其實這句話出自孔子之口，孔子作為儒家學說的創始者，一直強調忠君思想，孔子曾說：「君待臣有禮，臣事上以忠」，後來這句話被後世逐漸演變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到了漢朝，董仲舒正式將「忠君」納入三綱五常的範疇，從此三綱五常思想便逐漸約束著人們的思想。

其實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後面還有另外一句，這句話同樣和三綱五常思想掛鉤，它就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三綱五常思想中，父親和兒子之間也有著不可逾越的界限，作為子女，必須絕對服從父親的命令，父親在家庭中有著絕對的權威，因此在古代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類的婚姻就十分普遍了。

在三綱中，除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外，還有一條是夫為妻綱，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女子的地位十分低下，而這三綱也組成了三綱五常思想中最基本的框架，而三綱五常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約束限制了人們如臣臣、子子、妻子思想的發展。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復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總有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批孔頗多微詞，認為它破壞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當予以否定。這個看法是不客觀的。

那麼，當年的批孔或者說反傳統文化中的醜陋，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是有的，當然被一些老古董老頑固老守舊分子認為有些偏激、有些過頭。然而，他們不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種偏激或過頭是有其思想的和歷史的必然性的。

對於思想上的原因，毛澤東曾在1942年做過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1-83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事實正是這樣。

除了像胡適這類全盤西化派以外，即使是一些國學修養深厚的愛國學者，也難免這種偏頗。例如魯迅，激憤之下也曾提出要「掃除」「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而在錢玄同看來，則是連漢字都要不得的。

儘管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過孔子和「孔學優點」(例如李大釗曾說：「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但是這種表態很快被淹沒在對孔學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

批孔是當時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學者是當時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學者吳虞，就是因批孔而聲名大震，以至被胡適譽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從歷史原因上說，則是因為孔學被一切反動勢力所利用，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那時的孔學，占第一位的不是學術意義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義上的存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卻未能推翻封建專制。

封建地主階級仍然盤踞在廣袤的鄉村。

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來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成為束縛廣大農民的四條繩索，讓他們備受剝削、壓迫而無力反抗，也無心反抗。

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閏土等等，絕非純粹的藝術虛構，而是辛亥革命以後底層眾生的真實寫照。

至於上層，孫中山之後的總統、總理之類，無一不是改頭換面的封建統治者。

「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多少復辟倒退、禍國殃民的醜劇假孔子之名而行!

袁世凱稱帝要尊孔，張勳復辟要尊孔，軍閥爭權要尊孔，土豪劣紳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連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也要尊孔(如美國傳教士李佳白曾於1913年出版《尊孔》一書)。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也尊孔。立孔像，興修孔廟，孔子學校開到世界各地。借著「傳揚中華文化「的幌子，販賣孔老二的封建獨裁統治。而在世界各地同時又喊著「民主「？豈不怪哉！

當時為給守舊勢力張目，康有為於1916年公開發表《致總統總理書》，要求憲法立孔教為國教，並復行拜聖之禮。

事實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孔學原典中的那些崇實、進取的優秀文化已經消耗殆盡，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則被放大到極致，此時的孔學已經變成異常腐朽的學說，此時的孔子則被梳妝打扮成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守護神。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如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們以一種學究的態度來對待孔學，一邊批判它的缺點，一邊又充分鋪陳它的優點，那就根本不可能改變當時的思想文化格局。

要終結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統治地位，就必須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

而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定勢，就必須對腐朽的儒家文化採取激烈批判的方式。大勢所趨，情緒偏激、說話過頭，是很難避免的。

但是，我們在看到這些問題的同時，還應當看到：如果沒有這種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華傳統文化就有可能因為毒素的持續擴散而趨於消亡。

從這種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不是破壞而是挽救了包括孔學在內的中華傳統文化。

作為享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今人，人們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利用它的某些偏頗來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進步性。

事實正如毛澤東所說：「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同上，第832頁)

正是因為中國先進分子的思想「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正是因為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誕生了中國共產黨。

正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忠實繼承五四新文化運動成果的同時，也糾正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某些片面性。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19年以後，毛澤東就提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53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歷史的邏輯就是這樣弔詭，能夠糾正五四新文化運動偏頗的，能夠讓中華傳統文化煥發青春的，正是帶有某種偏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培養起來的新的文化力量。正是《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鬥私批修，批右傾翻案風。毛澤東逝世后，一切醜陋文化都復辟了。有人想當皇帝，官員資本家們，以及一切權貴名人明星都在做著「世襲「的中國夢。

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也。」(《孟子·公孫丑下》)

在今日走資派特色政府中國，占居主導地位的早已不是社會主義文化。而是資產階級腐朽的封建主義特色文化。共產黨的理想早已被趕到邊緣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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