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鄧小平盲目《留學運動》

走資派鄧小平盲目《留學運動》

清華大學新聞網2008年的一篇題為《留學的歷史定位：劃時代的留學潮》的文章中談到，1981年，美國首次在中國舉辦托福考試，以北京為例，當年參加者為285人，1985年上升為8000人，1986年達18,000人。1989年全國的考生有4萬多人。文章稱，到了90年代，為了報名，「常常要通宵排隊，但仍有未如願者。而托福和GRE的成績則越考越高，北京新東方學校的補習班則越辦越火。」

有留學生回憶說：「1985年上了大學以後，在班主任的熏陶下，我逐漸開始改變想法，隱隱約約覺得出國可能是一條好的出路。」

1989年僑屬關係政策實施，規定只有親屬在國外生活的學生才可以出國留學，出國的道路平添重重阻攔。當年大學畢業后的學生如無國外關係還不能馬上出國留學。當時，只要國外有關係不管是否去留學都能出國。在美國紐約流浪漢上海劉大爺就是一例。睡大街三十多年。雖說他的父親是舊上海黑幫小頭目，但上海給他當工人成家。

但僑屬關係政策這事情不久之後就有了轉機。1990年，美國出台的《1990年移民法》，提高了入境移民的最高限額，每年增至約70萬人，且美國公民的近親親屬不受配額限制，被稱為是歷年來最寬鬆的移民政策，美方擺出加入全球人才爭奪戰的姿態。而中國走資派鄧小平特色政府大力配合開放。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首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確立並肯定了走資派鄧小平大呼一聲的國策「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出國留學工作方針。常態化的留學政策逐漸形成。出國政策逐漸鬆動，提出公派「按需派遣」，自費「隨時申請」。當時自考托福和GRE的大軍考試。費用也很高，報名費加上差旅費，差不多要花一大筆錢。

在上個世紀90年代，大城市的學生已經可以在新東方等出國中介的幫助來實現留學夢，身處邊遠地區的大學生則根本不知道有新東方和中介機構，唯一的信念就是學好外語，想要抓住公派留學的機會，實現人生的蛻變。選擇的是公派出國的方式，也就是政府間的合作項目。那時候公派項目派遣的都是有工作經歷的人，所在的偏遠地區也有一些照顧性的政策，因此所有的科研大學等單位有去外國留學的項目名額。當時的一張飛機票要1萬多，當時工作的人一個月才掙一百多塊錢工資，這錢，如果公家不給出，哪裡來？

1994年4月20日，是中國互聯網發展史上「開天闢地」的大日子——中國通過一條64K的國際專線接入全球互聯網，從此開啟了互聯網時代。在留學生的描述中，1994年，外國早已「有了internet（互聯網），也有了email（電子郵件）。在學校，電腦都是蘋果Macintosh」，因為「人家都已經有word、excel了」，想去留學就從國內帶的DOS操作系統的書一頁都沒有翻。經常利用下班后的時間，打開電腦學習。那個時候大學生們有個心態，知識改變命運，可以拿到學位做個博士后，進而能進北京，能解決老婆和孩子的戶口。

在八九十年代，人們談論「現代化」，就好像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事實。不過，「現代化」的這套歷史敘述從何而來？《「新啟蒙」知識檔案》作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看到，這原本是美國社會科學界發明出來的。在冷戰的背景之下，為了與前蘇聯「世界革命」發展模式對抗，美國創造了一套關於后發展國家的發展範式，也就是「現代化理論」。在這套理論中，所有的國家都被擬定了一條導向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世界時間軸。

隨著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市場從對中國進行封鎖和遏制到有限度地接納中國，「中國落後於西方」的主體意識也生成了。中國人形成了一種自我憎恨式的視角，「即70-80年代轉型期的全部社會問題都來自中國內部，而全部希望則來自於中國外部」。

由此可見，在上世紀8、90年代前後國家推動及個體進行出國留學的選擇，是為了學習西方一些國家的先進和發達之處，但除了來自海外的吸引，人們能夠選擇留學也和國內的大環境密不可分。

國家統一招生、統包學生所有費用以及統一分配的「統包統配」制度曾經緩解了新中國建設急需人才的矛盾，但是隨著高等教育和經濟的發展，情況發生了變化。統包統配製度下，高校辦學積極性難以發揮，用人單位和畢業生也少有選擇權。人才的使用根據的是編製的需要，但不一定是本人的才能。用非所學、人才閑置的現象是很常見的。

1987年，北京第一次舉辦了用人單位和畢業生見面的供需洽談、雙向選擇會。不過所謂的雙向選擇，依然是一種過渡性方案，受到很多政策的影響。例如，用人單位每接收一個畢業生，就要考慮到幹部編製、工資指標、外地生進省（區、市）指標等因素，缺一不可。在北京，高教局每年給高校的「留京指標」約佔當年畢業生總數的10%。其他大城市也有類似的舉措。頻頻有人向相關部門反映：「北京是全國人民的首都，為什麼北京的孩子就天經地義地留這兒工作？為什麼就不讓我留下？」生源的流向依然受限，類似的疑問依然存在。

雖然在體制內擁有鐵飯碗的就業願景依然是當時社會的主流觀點，但嚮往著流動的就業者逐漸多了起來。據劉明華在《世紀旋風：人才「大逃亡」》一書的記載，在90年代初，中國科技人才交流中心負責人介紹，全國專業技術人才中30%有流動意向，但人才流動率僅有2.6%。「中國人的長期不能動，已使很多人產生不願動的惰性。領導喜歡安於現狀的下屬，而安於現狀不可能激發一個人的活力。」當時間邁入90年代，流動從某種程度變成了時代的呈現方式，跳槽、辭職、下海等等擇業和流動的方式，讓人們擁有了豐富經歷、展現價值的機會。

1992年，劉震雲創作的中篇小說《一地雞毛》，講述了躊躇滿志的大學生被分配到機關單位，過上了平庸瑣碎甚至惶惶如喪家之犬的生活。小說里，在體制中「送禮」和「走後門」成為託人辦事必不可少的程序，而主人公也逐漸安於現狀，成為了體制的一部分。同一年，胡咕嚕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學讀書，「那時戶口制度還很嚴苛，大學生畢業都包分配，即便自己尋找到了更喜歡的崗位，依然要被各種戶口和指標鎖死。與此同時，我們目睹的是下崗的上一輩人迅速被社會遺忘，日益感到人們各自為戰。當大學生開始要面對未來選擇的時候，感受到的就是這些方向混雜的洪流。」

胡咕嚕提到了崔健1994年的專輯里一首叫做《彼岸》的歌，這首歌一共有四句：「這裡是某年某月某日/我們共同面對著同一個現實/這裡是世界，中國的某地/我們共同高唱著一首歌曲。」胡咕嚕每次聽這首歌，想到的都是，中國人有著一種特殊的共同命運，也因此有著一種特殊的集體感。「我出國的原因可能是在下意識擺脫它們。」他說，中國人有「被一種被看不見的力量操縱」的感覺，這種感覺超越年齡、地域和階層，是一種「老百姓」的身份，是一種他想要擺脫的中國人的集體情緒。「在九十年代，讓我想起這種感覺的除了春運，還有97年香港回歸和98年大洪水這類事件。「

《彼岸》這首歌中，崔健在街頭訪問路人，問了若干問題，其中一個便是「你想出國嗎？」  胡咕嚕最早聽說「中介」這個詞時，是指出國中介而不是房地產中介。1998年他在新東方上課，聽校長俞敏洪發表勵志性的演講，因為接受國外考試中心的成績單和學校新建需要穩妥的通信地址，他還在新東方的辦公室租了一個實體郵箱，只為了等和出國有關的那幾封信。他還記得那個辦公室就在北大南門對面的寫字樓里。

不同於90年代出國潮早期更多人是公派身份，此時自費留學（不走政府間的合作項目）漸漸成為主流。但是所謂的自費，並不是字面意思上說的自己掏錢去上學，而是選擇自己聯繫學校，考GRE、托福，拿到offer和獎學金資助，再去留學。「每年幾萬美元的學費在那時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完全是天價，美國高校研究生的獎學金和助學金讓來自普通家庭的學生留學變得可能。對個人而言，美國無論是在科技還是文化上都是我願意探索的一片土地。」

胡咕嚕最早認識的打定主意要出國的人，是他的一位熱愛理論物理的大學同學，這位同學每天晚自習結束后都要到小賣部買一瓶冰鎮的玻璃瓶裝的可口可樂，過生日時會要求胡咕嚕到海淀圖書城南口的麥當勞請自己搓一頓，他們還一起解讀了《加州旅店》的歌詞。「我們都是不算追求物質生活的人。那時美國雖然是我們心目中的發達國家，但科技和文化對於我們來說更有趣些。在這兩點上比較出色的國家，在年輕人心中應該是有好感的。」

「我的同學里，選擇出國留學的人確實都更個人主義一些。他們看起來不是在學校里就已經想著攀爬社會金字塔的人，而是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和我一樣不願意被分配之類的流程早早固定自己的人生。」「個人主義」這樣的表述在社會主義中國曾長期帶有貶義色彩，但在90年代的語境里，卻已經有所不同。正如賀桂梅指出的，這是因為在80年代，圍繞著「人」、「人性」、「主體」的人道主義表述已經批評了過去國家對人性的壓抑，轉而把「個人」視為絕對的價值主體。

《北京人在紐約》這樣的電視劇也讓胡咕嚕有所觸動。電視劇中的主人公王起明獲得了在中餐館刷盤子的工作，一個月900美元。「美國畢竟是一個海納百川的移民國家，什麼人都可能定居下來，並不需要是有錢人。傳說中洗洗盤子就能買車的去處，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應該是有吸引力的。這樣一部作品似乎是給九十年代的出國風潮定了個調：如今可以相對自由地出國了，但都得靠自己打拚。不過，我覺得就是得靠自己打拚這個現實讓它變得激動人心——個人自主選擇生活道路，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在胡咕嚕眼裡，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和九十年代的大學生之間的區別基本上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區別。「八十年代的關鍵詞是反思，反思這個國家在之前幾十年發生了什麼，重新找回它的身份。知青文學和1983年首播的紀錄片《話說長江》就算是在這些方向上的嘗試。而九十年代開始之後，很多人都在思考，自己能擁有多少自由？假如那時出國移民和這個問題有關係，我一點都不奇怪。王小波在九十年代能夠脫穎而出的關鍵很可能是他比知青作家想得更多，體現了更純粹的自由。」胡咕嚕認為這和王小波在八十年代的出國經歷多少有關。

「自由」成為了胡咕嚕眼中九十年代留學生的關鍵詞。因為它的背後有著一種具有整合力的意識形態。在世界範圍內，上個世紀70-80年代正是新自由主義登台的時代。而在中國，人道主義知識話語也成為了80年代變革社會的庇護傘。人道主義把人從國家機器的直接控制之下解放出來，但是這只是其「解放」一面，它還有構建秩序的一面——建構更適宜於「現代化」的「經濟個人」。

這也符合在胡咕嚕對八九十年代不同氣氛的印象——在他眼中，八十年代算是中國政治氣氛最活躍的十年，而九十年代大家都開始埋頭做個人發展了。「和八十年代的大學生相比，我們把對國家和社會的期望變成了對自我生活的一種期望。」

當時確實也有不少出國門后「黑下來」的人。有的人得給蛇頭交十幾二十萬才能偷渡到這裡。「黑下來」的人日子也不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他在義大利期間，佛羅倫薩的憲兵打死了一位當地華人。兩兄弟在義大利有一間制衣廠小作坊，晚上正在裝車的時候，憲兵認為，這麼晚了還有人在裝東西，可能有貓膩，於是就來一探究竟。兄弟中的哥哥有合法身份，弟弟則是偷渡來的。哥哥就讓弟弟趕緊跑，自己則阻撓憲兵追趕。在這個過程中，憲兵把哥哥打死了。「當時當地華人的反應好像也不是太激烈。有的華人跟我說，要是打死的是黑人，義大利警察局一個月都不得安寧，門口肯定都是人在靜坐，可是中國人就這麼忍氣吞聲，不了了之了。」

和美國不同，歐洲總體來說對外來者比較封閉和保守。「在歐洲著名高等學府里的有幾個中國人？掐著指頭算也掐不出來。」在歐洲，想留下來唯一的選擇似乎就是進入企業打工。但即便如此，也有不少人選擇「黑下來」，等待大赦——也就是讓黑戶合法化，前提是有人雇傭。

他們花了很多錢在律師身上，一步步走著緩慢的移民過程。但同時也覺得，就中國人來說，是否有身份，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沒有什麼影響。中國人就是勞碌命。努力想要留在美國，也就是努力過自己想過的日子。這一批留學生和80年代的留學生差別不是太大，「大家都是省吃儉用，想要獲得知識，改變命運，把日子過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