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慢慢成了溫水裡的青蛙

中國工人慢慢成了溫水裡的青蛙




佩服陽和平的父母，那時不但全國的優秀青年人都要到延安去，連遠在美國的也不例外。一個真正的紅二代：美國人陽和平。

用他弟弟陽建平的話說，就算有兩隻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貧下中農，哪只是富農」。陽和平卻認為自己的階級對立法放在當下再適合不過了：階級無處不在，當年的中國工人慢慢成了溫水裡的青蛙，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利。而官僚特權階層則迅速積累著財富和資源。

中國農場里的童年。上完一整天的課，坐在小餐館里灌下一碗酸辣湯后，這個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沒有中國革命，我媽肯定不會嫁給我爸，更不會有我」。

在中國出生，度過少年時光；到美國求學工作；最終回到北京定居。現在，59歲的陽和平是對外經貿大學的一名講師。和他的中國同齡人一樣，他的一生被時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更為不同。

陽和平的母親，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頓工程中擔任「原子彈之父」費米的助手。日本廣島的慘狀，促使她放棄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為追尋《西行漫記》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來到中國延安。同年，與比自己早三年來到中國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窯堡的窯洞里結婚。Erwin Engst是個地道的美國農民，為了來到中國，把老家的三十多頭奶牛都賣了。當地的同志們給這對外國夫婦起了中國名字：寒春、陽早。之後的歲月里，他們成為中國奶牛品質改良和農機革新方面的專家。六十多年，寒春、陽早一直在「為中國人民養奶牛」。

最初，他們在陝北的三邊牧場工作了四年。直到現在，陽和平還是懷念那兒的鍋盔：「一張大號的發麵餅，放在鐵鍋里烤得兩面都脆，掰成七八塊，我這輩子最愛吃的就是它了。」

1953年，陽和平隨父母來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灘農場里度過。七八歲時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農場的全景：麥田、樹林、農舍的炊煙。「太美了。」他一臉陶醉。和很多中國男孩一樣，陽和平愛玩火，有次點著了農場的柴火垛，差點釀成大火災。父親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掄圓胳膊打他屁股。

 在這裡，他度過了人生中的第一個聖誕節。1962年，陽和平的姥姥卡瑪麗達為了看望久別的女兒，從蘇聯入境，來到中國（這在當時是非法的），帶來一棵掛著糖果和玩具的小松樹。父親告訴他，晚上會有一個白鬍子老頭拿著禮物從煙囪里進來，給乖孩子的襪子里放上禮物，給淘氣孩子的襪子里會放上一大塊煤炭。「兄妹三人，我總是拿到炭。」

牛場里的聖誕節，沒有燭光晚餐，也沒有聖誕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幫子就著麵條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讓陽和平開心很久。

農場是他的家，離開那兒，一切都變了。周圍的人總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國人。

上小學時，陽和平沒少和同學們打架，因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師就會單獨教育他：你怎麼能和中國孩子打架呢！上課開小差也是同樣的待遇：你就不能學習好點么？

50多年過去了，陽和平還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憑什麼剝奪我打架的權利？為什麼就我必須好好學習？」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時，寒春帶著他去城裡送奶。很快，馬路被堵住了，圍觀的人們像看動物一樣看著他們，警察來了才把他們解救出來。陽和平很難受，母親安慰他：「他們沒有敵意的，只是好奇。」

因為是美國人，他們必須定期去公安局申請「居留證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時候，工作人員問：「你為何留在中國？」他無奈地聳了聳肩：「我怎麼知道--我生在這兒，不留在這兒我去哪兒！」

 1966年，寒春和陽早調到了北京做文職工作。後來他們主動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紅星農場繼續養牛。「文革」開始后，剛讀完初一的陽和平也想和同學一樣上山下鄉，可學校沒有批准，找區里、市裡的領導也不行。「因為我大鼻子唄！」

1969年，陽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開始，他在8車間干壓縮木頭的活兒。1970年代初，8車間要生產一種特殊的軍用玻璃鋼，因為保密需要，陽和平被調到了5車間，連學習和討論都不能參加了。「這不算歧視--美國種族主義對黑人那才叫歧視。」他想了好一陣才說，「是提防，沒把我當自己人。」更讓他傷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遊行，激動的人們就會瞪著眼指著十七八歲的陽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時候，父母這樣開導他：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陽和平深吸了一口氣，「我還不夠反帝么？前些日子我還聲援了在華爾街鬧革命的朋友呢。」

巨變在悄悄地發生，1971年，一支美國乒乓球隊來到中國，「乒乓外交」解凍了兩個大國的冰凍關係。這一年春天，陽和平的舅舅、美國記者韓丁受周恩來總理邀請來中國訪問。韓丁之前也曾訪問過中國，並把自己的女兒卡瑪留在中國。那年秋天，卡瑪跟著父親韓丁回到美國。打那時起，陽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國來信，「當時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寫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鄉，開始誘惑他。他開始努力學英語。

1974年3月，21歲的陽和平坐上了從香港飛往洛杉磯的航班，然後轉機到費城鄉下找舅舅。「爸媽沒有阻攔我，他倆認為18歲之後，孩子就不用管了，隨我去。」

他至今還記得剛下飛機的場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著特地新買的中山裝，很顯眼，但沒人注意他。他留著平頭，很像美國大兵，求助時，人們都不大願意幫助他。「越戰還沒有結束，美國老百姓的反戰情緒特別高。」他解釋道，「不過，再也沒有人偷偷看你，那種感覺太舒服了。」

 美國沒有鐵飯碗。

 在舅舅的農場幫了半年活兒，陽和平決定去城裡求職。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費，找了一份修理收銀機的工作，兩個月就被辭退了。1975年他當上電工，在修理鍊鋼廠吊車電線的時候，他差點掉進高爐。過了十個月又被解僱。他問老闆：「是我幹得不夠好么？」老闆解釋：「跟你沒關係，我們不需要這麼多人。」

 「當時中國可沒有『解僱'的說法，我崩潰了，感覺天塌了下來。」

「過去的中國，工人可以當家做主，管理工廠，可以批評幹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國工廠，我在這打工就是掙錢，一天辛苦勞動掙一天辛苦錢，我不會耍滑頭，也服從管理。」陽和平這樣描述在中美當工人的區別。

 房租、吃飯都沒法解決，陽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複印機賺錢。

1976年，陽早回到美國，陽和平索性辭了工作，跟著父親一起作全美巡迴演講。美中友好協會對他們管吃管住，還在各個城市做宣傳，報紙、廣播鋪天蓋地。「每場都有幾千人，我們爺倆各自講述在中國的經歷，美國觀眾特別感興趣。」說起這事，他突然來了精神，「好傢夥，白天黑夜地去講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美國轉了大半圈，他們在舊金山給自己放了假。父子倆租了部車，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風。路過一個小鎮，他們買了兩盒半加侖裝的冰激凌當午飯。「我們全家都愛吃冰激凌，」陽和平捂著臉笑，「美國的冰激凌好吃！」一路上，副駕駛座位上的陽早滔滔不絕地講著笑話。陽和平突然發現，那個脾氣暴躁、不苟言笑的父親，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國最開心的一天。」他把手挪開，眼圈紅了。

 1977年，陽和平回到中國，常常對同事們講述美國的經歷。可他有些失望：人們感興趣的是美國的物質生活，卻看不透「資本主義的本質」。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陽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會和父母爭論。他又一次去了美國，打算看看「西方是怎麼研究社會主義的」。

1980年，他已經28歲了，在美國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他本科的論文研究「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博士論文研究「資本主義的周期問題」。從1980年到1997年，陽和平花了七年讀完大學，花了九年才讀完博士。

「大學畢業我沒懂，研究生時候更迷糊了，後來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會主義走向何處》，終於有點懂了。」他總結自己17年的求學經歷，「把西方主流經濟學弄懂了，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特別明白。」他對如今中國大學生的考研熱潮搖頭不已：大部分是為了找個好工作，不是為了「追求真理」。

從拉特格斯大學讀完博士學位后，陽和平在一個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後來他厭倦了，因為老闆只知道吸引那些「沒有破產卻花錢多的人」，卻創造不出一點社會價值。

在美國求學的日子，陽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他不懂美式玩笑，不習慣人們雖然很禮貌卻「從來不串門」。他很難和大多數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觀點。只有花幾個月時間，等待一份從中國寄過來的《人民日報》，透過那些鉛字，他才能找到些許的歸屬感。

他覺得在美國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場電影，自己只是觀眾，卻在影片中找到了尋求已久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