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右派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真面目

大右派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真面目

作者：清華大學新清華編輯委員會      

時間：1957.12

整風運動是一場偉大的考驗，揭露了右派分子錢偉長長期掩蓋的真實面目，錢偉長不但是清華大學右派的首領，而且是全國教育界和科學界中很有代表性的右派典型人物。他是章羅聯盟爭奪文教、科學領導權掛帥點火的一員猛將，提出過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和教育綱領，進行過一系列反黨活動。在今年六月六日章伯鈞召集的六教授謀反會議上，他是最積極出謀劃策的人，在六教授中又是資本最大、活動最多、影響最廣的一個。

錢偉長一九三五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一九四○年到四二年在加拿大留學，一九四三年到四六年在美國加省理工學院學習，一九四六年回清華擔任力學教授。解放后，他扶搖直上，由一位青年教授提拔為清華大學付教務長、教務長、付校長，他的教授和工薪級別也由五級提到一級。除清華大學的職務外，他還擔任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學部委員和學術秘書處學術秘書，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全國科聯常務委員，力學研究所付所長，自動化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力學學會付理事長，力學學報編委，物理學會理事，物理學報編委等，此外他還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印友好協會理事，中緬友好協會副會長，全國青聯付秘書長等一共廿多個重要職務(見本文附註)。

解放以來，他曾多次被派出國，代表新中國科學教育界訪問印度、緬甸，參加在波蘭和比利時召開的國際力學會議，參加赴蘇考察培養新技術幹部工作的高等教育考察團，參加國家技術委員會派赴蘇聯、捷克及民主德國考察工業技術的考察團。他參加了我國高等教育和科學規劃方面的許多重要決策，如一九五六年制訂全國科學規劃時他參加了全國科學規劃的核心小組，並經常接受高教部和重要委託，如參與制定我國高等學校教師學術、學位的辦法，參與審核我國技術科學方面許多專業的留蘇學生名單等。他還接受了波蘭科學院授予的科學院通訊院士的光榮稱號，並獲得了新中國科學院第一次科學獎金的二等獎。在各種社會活動場合，他都表現得特別活躍，各種全國性的報紙雜誌也曾刊登他的文章、談話或有關他的宣傳介紹，使他在全國人民的心目中，一時成為新中國教育界和科學界的風雲人物。

整風運動揭穿了錢偉長這個「一貫進步、博學多才、精明幹練的科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的假面具，暴露了他右派分子的本質。錢偉長不象費孝通、曾昭掄等人歷史上有著人所共知的反共劣跡；解放后，他受到黨和政府的這樣的信任和提拔，為什麼他還對黨對社會主義不但沒有好感反而充滿敵意呢？這乍看起來似乎是難以理解的，但錢偉長之成為右派分子絕非偶然；是有其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我們有必要從歷史事實中分析一下他的思想、政治情況，看一看在革命鬥爭的各個歷史關頭，他是站在什麼立場上?是否「一貫進步」？看一看這個「社會活動家」在作著什麼活動?看一看這位「科學家」的知識範圍和科學態度究竟如何?是否真是通曉一切的「萬能科學家」?看一看這位「教育家」是怎樣對青年的靈魂加工的?他要利用青年達到什麼目的?

錢偉長自詡追隨共產黨二十年，學生時代就參加過「一二九」運動，而且還是革命青年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隊員，在美國留學時就是唯物主義者，甚至在反擊右派初期，他的反黨陰謀已開始敗露時，他還以這點來欺騙青年學生。不錯，在抗日戰爭前夕他曾一度參加過「民先」，但抗戰爆發，這位隊員就脫離了組織，脫離了抗戰，避入天津英租界教書，後來到昆明又在抗戰最困難的關頭赴加拿大轉美國留學，直到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后兩年才回國，幾乎整個抗戰期間，他都居留國外，對民族解放的艱苦鬥爭採取了旁觀態度。

在第三次國內解放戰爭的緊要關頭，華北臨近解放時，他再度打算到美國去作軍事科學研究，完全背離了中國人民的立場。後來因故未能去成、才留下來等待解放，但對人民解放軍的到來起先採取了很不歡迎的態度。解放以後，為了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高等教育制度必須作根本性質的改變，因此解放后第二年，教育部就根據蘇聯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一個教學改革的方案，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院系調整，並召集第一次文教工作會議來討論。這次改革遭到了羅隆基集團的反對，張東蓀、費孝通等召開座談會策劃了大鬧文教會議的陰謀，錢偉長也是其中的積極份子。由於他們的阻撓，這次改革方案沒有通過，延緩了教學改革的進度。但錢偉長看到大勢所趨，難於長期抗拒教學改革，因此，他和費孝通主動提出了另一個校內「改革」方案(14院43系的大清華方案)，引用蘇聯教育經驗中的某些辭句，保存舊中國教育的實質，企圖以校內調整抵制全國調整，用這種形式上的變化來抵制根本性質的改革。錢偉長打著「響應政府號召」的旗號，欺騙、拉攏了一部份人，又假借群眾的名義，要挾教育部接受他的方案。這就是錢偉長最初對教學改革的態度。

思想改造運動中，錢偉長崇美反共的思想受到了嚴正的批判，這次運動后，群眾覺悟提高，學校黨的領導加強，掌握了行政，錢偉長審度形勢，改變策略，由公然抗拒黨的政策一變而為表面上積極擁護，但實際上他並未真正接受思想改造，心裡另有一套打算。

這期間他講話、作報告、寫文章都極力讚揚蘇聯經驗先進，批判資本主義舊教育落後，強調教學改革的成績。這樣博得了「思想進步、學蘇積極」的美名。

但錢偉長表面上雖裝作十分擁護黨的領導，背地裡則處心積慮要和黨競爭領導權，1953年春清華大學一位黨員付教授因意志薄弱自殺了。錢偉長就幸災樂禍地在民盟的會議上大事宣揚：「黨員灰心失望了。黨沒有業務，不能領導了。」他當著校內黨員的面常故意稱讚清華教學改革堅決，嘲笑「只有傅家班(指傅鷹教授和他的夫人張錦教授)不肯換教科書」，但當國務院第二辦公室的范長江同志個別徵詢他的意見時，他卻又責怪年輕人無知，不尊重傅鷹教授，傅鷹教授業務好，不肯換書必有道理(其實學校根本沒有讓傅鷹教授換書)。有一次高教部召開各院校的院校長教務長座談，有人提出反對系、教研室設秘書由黨員教師擔任，錢偉長卻故意對黨員校長和黨委書記表示：這條經驗必須肯定，他一定要發言力爭。但背後又對范長江同志說，黨對老教師只「利用、改造」，而不「團結」和「依靠」，老教師有職無權，沒有主人翁感覺，似乎新教師就是代表黨執行政策的。錢偉長這種表裡不一的態度說明了什麼問題呢?原來教學改革初期有一部分老教師對社會主義教育路線認識不足，對貫徹教學改革不夠積極主動，當時學校黨委一方面堅決地依靠廣大教師，貫徹教學改革方針，但另一方面對這些抱不同見解的教師也耐心等待，不勉強他們改變自己的看法和作法。錢偉長不談指導方針上的分歧，不談新老團結的思想基礎，誇大新老教師間的矛盾和所謂「競爭」，強調老教師的「真正」職權和領導作用，實際上就是要讓這少數教師各行其是，不貫徹黨的方針政策。這樣已經透露了他和黨競爭領導權的意思。

後來他更一再圍繞新老教師的關係和老教師領導權問題大做文章。企圖用學位、學銜制度限制年青人，以保證他所謂少數「老教師」的領導；他主張教師的任用、進級、進修的大權，都要歸「學術水平高」的老教師來掌握，把黨排斥在外面。他認為抓到了這一條，就可以用個人名利、個人前途逼使青年教師就範，脫離黨的領導。為此，他一直熱中於訂學位、學銜制度，強調出國進修要憑業務報考，反對政治審查。曾昭掄也加以配合，說錢偉長這見解最深刻，辦好高等學校的關鍵是學位、學銜制度。到整風時他們就公開提出要一切大權絕對歸教授，「不學無術」的人「不準哇哇叫」。整風前他們進行這種爭奪戰，是隱藏在「健全學校正規制度」幌子下面的，他用這種障眼法騙取了高教部某些同志的信任，成為起草這些條例時的重要「顧問」，並且吸收他的意見制定了選拔留學生的辦法。

1956年是國際「多事之秋」，帝國主義掀起了反共高潮，修正主義的思潮泛濫。在國內正是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一年，也是知識份子中思想動蕩、鬥爭、分化最厲害的一年。從錢偉長個人說，是他最得意的一年，也是他從表面上擁共擁蘇轉向公開反共反蘇的一年。上半年他參加科學規劃工作，備受領導信任，參加領導核心，擔任了幾個組的領導工作，但錢偉長不是因而更加靠攏黨，用自己忠誠的積極的工作來回答黨和人民對他的極大信託；相反地他卻更加明目張膽地開始了公開的反黨活動。他野心勃勃地伸手抓科學規劃中新科學技術的領導權；他一面不懂裝懂，當上了自動化研究所的籌備主任和自動化進修班的主任等，同時，還想擠走黨員，抓原子能幹部的培養工作。又積極拉攏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和電子學研究所的右派分子，增加自己在這方面的影響。後來他又利用這些資本來拆國防科學的台，煽動科學家尤其是新從美國歸國不久的科學家不要到國防部門工作，散布軍事部門不自由、國防研究論文不好公開發表、影響成名等等的謬論。錢偉長本人為美帝國主義國防科學效過勞，臨解放前還企圖再去美國從事這一工作，但他對祖國的國防科學竟抱著這樣的敵對態度，這是令人費解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錢偉長隨中國技術委員會考察團赴蘇時，曾向團長表示他可以參加技術委員會的工作。錢偉長一面喊叫社會活動多，行政工作多，說他的科學生命有被擠斷的危險，「要共產黨負責」，同時卻又不厭其多地抓新技術部門的領導權，其用意何在呢？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赴比利時出席國際力學會議，又在瑞士逗留，這時他很注意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動態；後來在東歐接觸到一些修正主義的思潮。當他隨國家技術委員會考察團在蘇聯考察時，他利用蘇聯對中國同志的信任，專門搜集蘇聯過去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教訓，作為他後來反蘇的資本。回國不久，他就開始了公開反共反蘇的活動。

錢偉長利用黨的信任，取得了科學、技術、教育界的重要地位，在群眾中間有廣泛的影響，天然成為章羅聯盟要用來進攻文教界領導權的「理想」人物，而錢偉長的階級立場也要尋找反共的政治力量，這一年錢偉長和章羅聯盟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解放初期，錢偉長就曾參加過羅隆基集團的首腦張東蓀召開的座談會，一九五三年他加入民盟，對民盟基層的活動很少過問，但費孝通的「串聯」活動卻是積極參加的。一九五六年四月他被民盟中央提名當選為中央委員，多次列席中常委會議，七月又被委為文教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七年費孝通還擬提他為民盟的文教委員會付主任，接著又被聘為民盟中央刊物「爭鳴」的編委。他從蘇聯歸國后不久，十一月中旬就和章羅聯盟密商，藉陪波蘭專家參觀講學為名，飛往南京、上海、杭州、廣州、武漢五大城市進行反蘇反共的宣傳，到處發表演說，煽動群眾，進行思想放毒。這些城市民盟組織按盟中央公函及章羅聯盟骨幹分子吳春選的通知，組織了不下萬餘人來聽他的反共反蘇演說，並布置「傳達」和「學習」。錢偉長每到一地就與當地民盟中右派骨幹分子會面談話。據上海右派分子陳仁炳、沈志遠的交代，他們從與錢偉長的接觸中，「得知」章羅聯盟的「作法」；杭州的右派分子並把他的這種做法加以推廣。錢偉長還利用參觀、座談、訪問等方式收集材料，為他後來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和教育綱領作準備。他回京之後向章伯鈞彙報了這次旅行的收穫，章伯鈞大為讚賞，並在民盟中央的會議上表揚和推廣。章羅聯盟的女將浦熙修也通過文匯報極力為他吹噓捧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