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血漿經濟》導致艾滋病

走資派《血漿經濟》導致艾滋病

自從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復辟資本主義，以「改革開放「的忽悠下，不管黑白道摸著石頭爭先富，讓少數人先富的噪動下，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起後期起，在走資派特色官方獻血指標和來自醫藥公司的市場需求下，中國河南省等地方農村發展出《賣血產業鏈》，《農民通過賣血得到經濟收入》，而賣出的血則用於供應醫院血庫，以及醫藥公司生產血液製品來賺錢爭先富。

然而由於采血的技術與管理漏洞，許多農村血站的血液製品在經艾滋病毒攜帶者獻血賣血后受到污染，導致更多健康的獻血者、被供血者及無辜民眾感染艾滋病病毒，許多地方還出現了同一個村有集體眾多村民賣血賺錢后而至集體感染后的所謂「艾滋村」。

由於走資派各地方官員的隱瞞，尤其是多發地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情況一直不透明，在被醫護人員發現隱患后，仍有更多獻血賣血者不斷受到感染。當時政府走資派官員宣傳說是艾滋病傳播途徑主要是性和吸毒，沒人敢說是輸血引起的，但其實比起前兩個因素，後面這個更恐怖。當時可能有人發現，但是沒有人說出來，有些中國媒體開始關注艾滋病防治以及河南農民的患病情況，但大多因「影響河南形象」遭到河南走資派特色政府的阻攔。

2000年10月28日，《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河南「艾滋村」問題報道，震驚世界。「在高耀潔向河南省政府反映血站導致艾滋病傳播的問題無果后，她將這件事情透露給了一名《紐約時報》駐北京的記者……在頭版登出后，這個事情成為了一個國際醜聞，促使中國政府對此採取行動，」幫助高耀潔在紐約安頓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表示。

2001年8月，中國衛生部首次公布「艾滋村」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疫情。根據中國媒體《三聯生活周刊》報道，該地區3710人中有43%左右的賣血者感染艾滋病毒，而根據村民統計，在有800名人口的文樓自然村，《90%的青壯年常年賣血，在這群300多人的群體中只有大約5人倖免於感染艾滋病毒》。2004年，河南省首次在全省範圍內進行「拉網式」艾滋病大普查。河南省政府稱，全省範圍內既往有償供血人員達28萬，其中該次檢測出艾滋病感染者2.5萬。

直到今天，研究者仍認為中國的艾滋病感染情況沒有徹底摸清，沒有人能說清楚「血漿經濟」下到底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毒。自1996年至她流亡之前，高耀潔多年來走進一百多個「艾滋村」，堅持用這種最直接的方式摸清艾滋病患者群體的情況。根據中國央視報道，她走進過100多個村莊的1000多個患者家庭，足跡遍布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共16個省市。她記錄下所有接觸到的病患信息，保存下同病人及他們親屬之間的通信往來，這些都成為了官方艾滋病數字之外的寶貴資料。

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復辟資本主義，以「改革開放「十多年後的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河南政府為了藉助衛生系統創收，號召全省各地農民賣血「脫貧致富」，大力發展「血漿經濟」。時任河南省衛生廳的新廳長算過一筆賬："河南省有9000多萬人口，80%以上是農民，哪怕只有1%-3%的人願意賣血，將河南省的血賣出去，把國外資金引進來，就可以為衛生系統創造以億計算的收入。"

但由於因此興建的大量血站在采血前不做艾滋病毒檢測，還讓多人共用針頭，並把血液成分混合后輸回賣血者，導致當地艾滋病嚴重泛濫。民間的私人血站也隨處可見，幾個護士、幾根針管、幾瓶酒精，把牛棚改造一下，就成了農民趨之若鶩的「采血點」。據後來衛生局統計，1993年，僅駐馬店地區就有33處私人血站。在私人血站賣血有一個好處：不用「采小血」——公立血站里，每次賣血前都要通過采小血篩查有無乙肝、丙肝等病毒。

1991年，作為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潔了解到河南部分農村因為賣血而肝病流行，同年河南南部許久未見的瘧疾重新開始流行，次年河南普查發現丙肝發病率堪比乙肝。

1995年，時任河南周口臨床檢驗中心負責人的王淑平發現當地很多賣過血的村民出現了艾滋病癥狀，王淑平當即向衛生局提交了疫情報告，上頭也很快下令要求血站建立病毒排查機制，但她也因此被上司調離了血站。隨後，王淑平自行成立了臨床檢驗中心，掛靠衛生局，費用自理，工作是義務初篩血小樣。1995年3月，王淑平聽說太康縣檢測出一名有償獻血者為HIV病毒攜帶者。由於單采血漿是需要將全血抽出，放入離心機分離出血漿，然後再再次輸回獻血者體內。在這一過程中如果存在紕漏，血液很可能會互相感染。因此，她提出希望所有血站停止采血排查感染情況，但是遭到了拒絕。於是，她便帶著檢驗中心的工作人員走了一趟周口地區，在當地提取了900份的血樣。通過初篩，她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達20％以上。其中獻血員300多人，感染率將近50％。

於是她同年把首份河南農村獻血人員的艾滋病報告上報國家衛生部。為了避免東窗事發，河南當局對王淑平採取了嚴酷打壓，試圖迫使她噤聲。無奈之下，她幾年之後流亡美國，在海外持續就中國艾滋病問題發聲，直至去世。

1996年，高耀潔教授在河南省會第一次會診到艾滋病人，發現感染源來自於血庫，隨後開始對艾滋病疫情的調查，並自行出資進行防艾宣傳活動。

長期關注中國艾滋病問題的北京維權人士胡佳表示，「河南血禍」的災難性全球絕無僅有。

「在人類史上，從來沒有過像河南艾滋病問題爆發的這種模式。它以幾何級數增長，在一到兩年內，因為政府部門搞的某種產業，把人當作牲口一樣地利用其所謂的『血液資源』，造成了這場血禍。」

除了河南，許多地方都有因為血漿經濟而引發的感染病大規模流行，河南也被懷疑不是唯一的重災區。直到2001年，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一次以「血禍」正式官方報道，到2004年河南省首次普查確認艾滋疫情，雖然信息不斷被披露，但直到今天中國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仍然不明。

河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2006年發表的《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現狀及流行形勢分析》稱全省只確認了31578例艾滋病陽性案例，確診AIDS現症病人19488例，已死亡4891例。1990年代中國河南在政府的倡導下，大辦「血漿經濟」。農民賣血「脫貧致富」，結果導致大批無辜農民感染艾滋病毒，進而引發艾滋病大流行。河南艾滋病的嚴重情況一直被當地政府掩蓋。

陳秉中教授在擔任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時了解到這一情況並掌握了大量實據材料。陳秉中教授對BBC中文網說，他之所以發表這一公開信，是為了向胡錦濤陳情中國艾滋病疫情的嚴重性，使造成這一狀況的責任官員得到懲處。

陳秉中教授說，河南「污血案」導致艾滋病疫情暴發並蔓延其他地區。將近20年，這一嚴重問題卻長期被隱瞞。使受害者得不到申冤。陳教授表示，他目前身患癌症，已到晚期，「如果不說而把這些了解的情況帶到棺材里去，那就對不起成千上萬的患者和死去的冤魂」。

陳秉中教授9月初時曾將掌握的情況寫成數萬字的材料，題目為《導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發流行的血禍責任者難辭其咎》寄到中紀委和監察部的舉報中心。在沒有得到任何回復的情況下又於11月初致信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人，同樣石沉大海。無奈之下，陳秉中教授說，他只好採取這種寫「公開信」的方式，以引起各界重視。

陳秉中教授說，中共領導人李長春，李克強在擔任河南省領導人的時候，封鎖疫情，拒絕向上正式報告河南省發生的嚴重問題，才導致後來艾滋病流行的惡果。「然而對這種不可原諒的行為，責任人沒有受到任何嚴厲懲處，反而平步青雲向上陞官，實在是很奇怪的現象」。

陳秉中教授對BBC中文網說，他認為李長春，李克強二人至少應該向中國人認錯道歉。作為政治家應該有這種勇氣。做了錯事卻不敢承認的領導不值得信任。

談到中國抗擊艾滋病現狀存在的最大問題，陳秉中教授認為領導必須高度重視，正視現實。如果連河南這樣大的問題都不敢正視，對隱瞞疫情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領導不敢處理，就不可能真正解決艾滋病泛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