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代中國沒有技術壁壘

《文革》時代中國沒有技術壁壘

《文革》時代的中國沒有技術壁壘，每個人為了新中國的建設都開動腦子,   人人都獻計獻策將知識和技術沒有佔為己有，更不存在金錢和利益集團的關係，國外的反共勢力也無法能左右中國的發展之路，洋奴哲學遭到批判,   也沒有這麼多洋奴才。

那個時代的中國從普通工人後勤人員到知名的科學家、學者，那個時代沒有「專家教授高級人才」與「下級或初級人員」以及"工人或雜勤人員"的等級之別，在接到科研任務后廣泛地聽取各方意見,  進行研究討論以及辨論,   拍桌子爭論都行,  最後誰的意見對，誰提出的方案正確，就採納誰的。

這就極大的調動了每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使科學技術的研發從最短的距離獲得最佳的方案和意見。同時，一個好點子，一項最新技術都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在全國得到推廣和運用。如此便形成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績效。

綜觀全世界都不可能再有比這好的體制。回顧過去，當時的中國能夠創造這麼多、如此偉大的奇迹也就不奇怪了。

 參加新中國建設的一個前老工程師，他參加過「兩彈一星」的技術攻關過程，他說中國當時的技術力量，無論是就人員數量還是技術裝備水平而言，都遠遠不如蘇聯和美國，但是中國從原子彈爆炸到突破氫彈技術的障礙，在時間上都反過來比蘇聯和美國短得多。他說取得這樣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據自己的體會，毛澤東時代技術能夠進步的關鍵奧秘有三個，而且這些奧秘是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法具備的。

 

第一個關鍵的原因是真正的技術民主。

他說，由於當時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報章上連篇累牘地嚴厲指責各種管卡壓和專制學閥作風，因此，幾乎沒有什麼人敢於以權威和老資格自居，在研究隊伍內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風氣，大學剛剛畢業的學生和老資格的科學家可以同場辯論，有的時候為了爭論技術問題通宵達旦，甚至拍桌子，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也常常參與跟毛頭小夥子的拍桌子辯論，這樣充分的學術民主帶來了思想和技術的快速進步。不僅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樣的過程中間也加快了技術梯隊的成長過程。

這個老工程師還談到，當時由於人與人關係的普遍平等，許多社會和階級的藩籬都實質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參與拍桌子討論，許多細節問題和工藝障礙也能夠集思廣益，結果使得整個的項目進程相對均衡，而不是局限於關鍵技術的率先突破，這就避免了後續試驗中間細節引致的失敗，所以當時許多項目的試驗，幾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問題和隱患常常是在技術民主中間，已經得到充分的「鳴放」和重視，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預案和設計。

 

第二個非常關鍵的地方是徹底地破除了「技術私有觀念」。

這個老工程師回顧說，不管是什麼樣的研究機構，無論是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紙介紹信，只要符合保密的規定，他們所有的最新成果都會無條件地呈現給你，而且沒有一絲一毫的保留。這在任何國家都做不到。

技術創新如果聯繫著市場潛在利益，當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僅僅聯繫著個人的職稱和學術地位評價，相關人員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一切私有觀念都遭到徹底批判，許多有助於鞏固私有觀念的評價體系都被破壞，所以人們能夠空前地敞開自己的所得，公之於眾。

這樣，全國只要任何一個研究所，任何一個研究人員在技術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關人員或者項目，都不再有必要進行重複勞動了，都可以無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術成就。

徹底破除私有觀念，使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的技術大協作」成為可能，有限的技術力量和經費能夠空前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浪費。

 

第三個原因是幾乎「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樣的高靈敏協調機制。

這個老工程師提到，在衛星項目中間，有一個同步控制問題當時只能是用機械方式實現，這個就要求四個完全一樣的小彈簧。項目單位反映到主管的聶榮臻元帥那裡，說上海工業力量比較強，希望請上海的同志幫助解決。聶榮臻給張春橋寫了個小紙條，張春橋給馬天水打了個電話，馬天水連夜召集上海幾十個單位的老工人技師開會，一個校辦工廠的老工人說他能夠實現，回去之後連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彈簧做出來了，合計不到24小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講條件講價錢，所以幾乎沒有耗費什麼談判時間和交易費用。

 

再說一個那時代的南京大學的老師，用現在的稱號他可以稱為"博士專家"又或是"特級教師頂級的知識分子"了,   可那個時代這樣的高級人才和年輕工作的人一樣都被稱為老師!   那個時代的"老師"是受人人尊敬的!   他在1969年參與主持我國的電子計算機項目。

據他所說，項目立項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關係，國家直接按照當時的技術力量優勢所在，甚至在沒有事先打招呼的情況下，就撥給南京大學1000萬元經費，指定用於電子計算機項目，項目辦公室成立之後，不需要他去找江蘇省委，而是項目立項的同時由國家指定江蘇省委配合研究工作，無條件地承擔項目的協調工作，許多電子部系統的七字頭的工廠，就按照研究進度和要求來進行配合試驗，江蘇省和南京市的相關部門直接受項目小組的領導，結果是「產、學、研」的高度緊密結合。項目經費絕對不容許個人為私人目的動用，許多工廠在利用自己的技術和工藝積累基礎上來參與這個項目，已經有的技術和工藝都不再重複投資和花錢。

 

計算機項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澤東說要繼續大躍進，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後頭搞「爬行主義」，要儘可能地採用已有的先進技術，跟蹤科技發展的先進水平，這個意見在三屆人大上通過。

為此，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委黨組於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報告、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及科學技術事業規劃，這個規劃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參照世界科學技術進展狀況制定的，總的要求是動員和組織全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自力更生地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學技術，力求在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的道路上，實現大躍進。

這樣在毛澤東時代政治上初步穩定之後，許多科學技術項目就分解落實到具體的研究機構，除了南京大學之外，清華大學也是計算機項目實施的重點單位，到70年代末期，已經產生豐碩的成果，清華大學當時的計算機技術水平，中國實際上和美國是基本同步的，後來由於這些項目和「運十飛機」的命運一樣下馬，這樣我們國家在今天的關鍵技術領域，就被西方國家遠遠甩在後面。

清華大學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單晶硅，現在反而不會了。前幾年某研究單位以單晶硅立項，結果得到數千萬的研究經費，最後是在美國去拉出單晶硅來結項的，事情竟然演變到這個樣子，特別值得那些真誠關心中國技術進步的人們深思了。

 

當時中國能夠以有限的技術力量，去追趕世界先進水平，優勢在於全國技術力量的無成本合作，有限的經費和人力資源能夠集中使用，在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學習的成本並實現研究隊伍的迅速成熟和壯大。

而中國今天的問題還在於，中國不僅落在後面，在市場規則急功近利的「短視」眼界里根本就喪失了追趕的動力，而且在中國技術力量和經費和西方國家有巨大差距的情況下，還硬要一味地抄襲西方的技術發展路線，這註定只能是產生「爬行主義」後果，一切有價值的成果都不可能產生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