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犯中大多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教認為,人皆有佛性,作惡之人棄惡從善,即可成佛。後來發展成為勸導作惡之人停止作惡。
《放下屠刀》是應用幾學方法論中的辟析法與喻析法,說明要滌除妄想,放下執著。
這裡的《屠刀》,指的是心口意三業及一切妄想、妄念、迷惑、顛倒、分別、執著。
《妄想》是人類逐步生成與建立在私心貪慾小我基礎上的一種後天意識形態與心智思想。
《妄想》是心意修持當中最大的障礙物,影響身心健康。
只有放下執著於疾病、煩惱等各種負態能量因素《妄想》,將自私自利的私心、過度的貪慾真正認識清楚,校正自己的意識,不做脫離現實的夢想,人類本身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獲得解脫。人類才能不《怨怨相報,永無止境。》。
古人云:《冤冤相報何時了,得饒人處且饒人。》用怨恨來回報怨恨什麼時候才能結束,能夠寬恕別人的地方就盡量寬恕。做事不要做絕,須留有餘地,也不要與人結怨,理解是相互的,誤解也是相互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關於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是:中國共產黨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
毛澤東說:「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確才行。」
新中國實施特赦政策的基本條件和根本目的。
新中國實施特赦政策的基本條件是:
首先,新中國政權的鞏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及新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為實行特赦政策創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黨中央提出:從寬處理,「從情況和原則方面來講,也是可以這樣辦的。從國內形勢來看,現在我們不但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運動等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改革,大大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並且已經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中共中央關於徵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其次,新中國的特赦,除第七次無條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確實已改惡從善」作為赦免罪犯的主要標準和具體前提條件。1959年9月17日中央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特赦罪犯的指示》中說:「我們這次對罪犯的特赦,不同於我國歷代反動統治者的大赦,也不同於近代各國的大赦。我們的特赦,是以罪犯是否確實改惡從善為主要標準,也就是以罪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實際行動上是否確實改造好了為主要標準。」
新中國的特赦,與不問罪犯悔罪與否的赦免制度是有本質區別的。有條件的赦免,既說明了中央制定政策的嚴肅謹慎、尊重和維護法律秩序與司法權威的公正性和嚴肅性,也充分體現了以挽救人、教育人為宗旨的黨的改造政策。
為什麼實行「特赦」而不是「大赦」,毛澤東是有深層考慮的:「大赦是危險的,老是赦,一定有問題,一定是統治不鞏固,要靠赦來爭取群眾。我們是對真正改好了的才赦,沒有改好的也才有希望。」毛澤東在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著名無黨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的講話,1959年9月15日。
實施有條件的特赦,對在押罪犯是一種激勵和鞭策,有利於增強罪犯改造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號稱「死頑固」的原國民黨中將黃維回憶說:「第一批特赦時,周總理點名要特赦我,可是被管理所給頂住了,他們說我沒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別的戰犯不服呀!後來繼續接受改造。1968年以後思想有了較大轉變,慢慢向好的方面發展變化。」
原國民黨軍隊某師參謀長魏煜焜說:「特赦,對長期關押改造的戰犯來說,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每個人都覺得改造的最後目的,就是特赦、新生、重新做人。這在繼續接受改造的人的心目中,就產生了特赦是非常光榮,非常幸福的,也就暗暗下定決心要認真加強改造,爭取特赦。」
在1961年的特赦座談會上,馬上就刑滿釋放的原國民黨某軍政工處長田文奎提出:「不爭取到特赦,雖刑滿也不走。我改造了十多年,還爭取不到特赦,說明我沒有改惡從善,我有何面目見家鄉親友和妻子兒女呢!」《從戰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239、114頁。
田文奎言詞懇切、態度堅決,終於得到所方的同意繼續改造,並於1966年獲赦。以長達4年的監管生活換取「特赦」殊榮,這確實是中外歷史上罕見之事,也充分說明黨的特赦政策的巨大感召力。
正如毛澤東所說:有條件的特赦,「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只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建議,1959年9月14日。
新中國實施特赦政策的根本目的是:
第一,為了創造安定、和平的國內外政治環境。
中央明確指出,從寬處理國內戰犯,「會有助於我們孤立、動搖、瓦解國內外敵人,首先會有助於孤立瓦解蔣介石集團和解放台灣的鬥爭。會有助於安定社會上同統一戰線內部對我們還抱有疑懼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過政治劣跡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獲得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中共中央關於徵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1956年4月27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對反革命的政策問題時也說:「對反革命不殺的政策有國際意義,可以減少仇恨,爭取更多的人相信社會主義。」《朱德年譜(1886—1976)》新編本(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7頁。
可見,寬大處理國內戰犯,是從為新中國創造和平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和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考慮的,這是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
第二,為社會主義建設增加積極因素。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一個不殺」方針時說:「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殺了他們,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幫助除四害,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台灣。」
周恩來也說過:「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只能起消極作用。」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4日。
換句話說,嚴懲戰犯,對於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建設絲毫無益。
相反,如果實行特赦政策,他們還有可能為國家建設添磚加瓦。
正如毛澤東所說:「由於我們採取了正確的政策,現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96頁。
事實證明,很多獲赦罪犯改惡從善,成為自食其力且對社會有用的人。實行寬大處理,可以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
第三,為了體現和貫徹黨關於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
毛澤東曾說:「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確才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頁。
周恩來也說:「剝削階級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卻是可以改造的。」《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7頁。
對已改造好的罪犯實行從寬處理符合黨的基本方針。已經被關了六七年甚至十多年的罪犯,「多數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現,有些並且要求立功贖罪,重新做人。因此,現在對這些罪犯並沒有一定殺一批或者從重處刑的必要」《中共中央關於徵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即便現在沒有悔改,但「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96頁。。
總之,毛澤東和黨中央推動實施特赦政策,根本目的「是要使我們的一切設想都有利於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有利於祖國的完全統一,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周恩來在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56年7月21日。